影響美國政治深遠的「中國遊說團」
過往在美國政壇，曾有個橫跨各界，專門替中華民國政權爭取援助的「中國遊說團」。他們曾經引發過「誰丟失了中國」的巨大論爭，甚至是影響了美國的外交走向和美國國內的政治格局。究竟他們是誰？為何如此？他們採取過哪些行動？後來又怎麼了呢？
緣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中華民國與美國雙方蜜月的高峰。為了犒賞和提升中國在太平洋戰場的苦功與士氣，儘管美國的戰略是「歐洲第一」，羅斯福總統還是透過各種實質與非實質性的幫助，除了物資的運送外，像是邀請當時的領導人蔣介石夫婦參加開羅會議、提升中國國際地位並列四強、廢除不平等條約、廢除排華法案等方式給予士氣上的鼓舞。
但是，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藉由與蔣介石的接觸，對中國和蔣介石的現實認識加深，加上緬甸戰役中美英三方的衝突、德黑蘭會議中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承諾，中國在戰爭中的重要性已經下降。
而中國在抵抗一號作戰的失利、蔣介石對美國援助的需索無度與要脅、外國觀察家對中共與國統區慘況的觀察與報導，使中美關係，不論是政府還是民間的觀感皆逐漸走下坡。對中共的認識，也讓美國體認到戰後的中國不一定只有蔣介石一個領導者，而是有走向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因此，中國能夠持續得到支持的緣故，主要是因為美國對戰後亞洲的戰略規劃。
美國對戰後亞洲的戰略規劃，與歐洲的截然不同。在德國投降後，美國在歐洲扶植西歐盟國，於過去勢力均衡的基礎上，將歐洲轉化為各國共同維持和平的集體安全制度。
但是，縱觀十九世紀以降的亞洲史，只有中國和日本生存了下來，成為唯二未被滅亡的國家。當年美國認為現代化成功的日本帝國是他們亞洲的盟友，也是唯一一個可以維持亞洲穩定的強權。
然而，日本帝國的戰敗與解體，亞洲陷入了權力空白，隨時都會陷入巨大的混亂，蘇聯、英國等國隨時都想重新取回在亞洲的權力。為了確保亞洲的穩定，以及美國的利益，羅斯福確立了扶植一個強大、統一且民主的中國作為戰後穩定亞洲力量的方針，而這個角色當時只有中華民國可以勝任。
因此，繼任的杜魯門總統以及國務卿艾奇遜，一開始也試圖維持著羅斯福的政策，但隨著對國府接觸和理解日深，態度日趨務實，援助日降。加上國府的腐敗、宋家將美援投資巴西房地產等惡名昭彰的行為、對國統區民情的理解、對中共的好感等因素，美國與蔣介石之間摩擦與嫌隙加速增大。
也因為美國政府希望調停中國內戰，他們希望透過盡量少援助蔣介石，表示對國共雙方的中立（國內國外皆然），希望與任何一個中國政府都能維持住關係。但是中共認為美國人實際上是偏袒蔣介石，而蔣介石又覺得美國人不幫忙他，而民眾對美國觀感也逐漸降低，中國反美氛圍日益強大。
然而，美國仍想進行調停，建立國共聯合政府，解決戰後中國的分裂，這從派出赫爾、馬歇爾等人來華調停的努力，可以看到美國對於維持一個強大中國來填補亞洲權力真空構想的堅持。
誕生
這個時候，後來被稱為「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的遊說團體逐步成形。「中國遊說團」是美國國內從國共內戰的四十年代到國府遷台後的六十年代期間，一直支持蔣介石的非正式遊說團體，成員包括參、眾兩院議員、退休高級將領、媒體巨頭、企業鉅子和宗教人士。
他們為國府爭取美援和軍售。國會議員藉杯葛其他對外援助，要脅夾帶通過援助國府的條款。而軍售牽涉到軍火企業的巨大利益，也是軍方將領退休後經由「旋轉門」獲利的捷徑。而宗教人士由於過往傳遞的錯誤想像，認為中國人民渴望基督教的拯救，也希望藉由支持「基督徒」蔣介石的政權，而將基督教傳給中國百姓。
這些人當中，有著媒體巨頭《時代》週刊創辦人亨利．魯斯（Henry Ruce），其父路思義牧師當年曾在中國傳教，魯斯本人就在中國出生，東海大學的路思義教堂即紀念路思義牧師所建；曾接替史迪威任職中國戰區參謀長、後來多次成為杜魯門使華特使的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在林孝庭教授《意外的國度》書中提及，多次協助蔣介石度過難關、取得軍購的美國退休海軍上將柯克（Charles M. Cooke）；曾為福音派牧師、後為長期眾議員的周以德（Walter Judd）；商業鉅子寇爾伯格（Alfred Kohlberg）等人。他們在國共內戰時主張給予軍事、經濟等各方面援助，協助蔣介石擊敗共產黨。但因當時美國的戰略考量，遊說團起初影響力極為有限，他們需要在國內外有出現些「大事」來推波助瀾。
行動
然而，美國人沒有想到會遭逢全面外交挫敗。在中國的調停、建立穩定聯合政府來維持東亞秩序的外交政策徹底失敗，國共內戰中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而歐洲因為蘇聯1948年封鎖柏林，美蘇關係緊繃至最高點，共產集團進逼情勢已經箭在弦上。這都破壞了美國戰後秩序的構想，迫使美國必須因應新情勢進行調整。美國國內對共產集團的反感不斷萌生。
為了挽救危局，宋美齡1947年後親自赴美，接收其兄宋子文經營的人脈，透過運用大筆資金來進行大量的遊說活動，藉此攀附關係、進行遊說、製造輿論、攻擊抹黑反對援助蔣介石的政敵。
在蔣家的金援（極可能來自美援）下，遊說團的成員動用傳播、政治等各種力量，採取將獨立的各種事件互相連結、在不同雜誌上透過互相援引相關成員的抹黑文章與論點，來交互製造大量的抹黑文章，藉此製造輿論，來影響美國輿論和政壇，特別是當時美國一些共產黨成員脫離美共，這些人成為日後抹黑他人的作證主力，而左派雜誌《美亞》遭到情報局搜索一案，也成為日後抹黑的有力武器。
而美國國務院自從國內爆發《美亞》雜誌案（儘管無罪）後，都開始對其雇員進行忠誠調查，調查人們是否有無叛國可能，或者行為是否危害到美國國家利益，審查標準也日益嚴苛。之後，國會也開始召開聽證委員會，對被認為有嫌疑者進行詢問。這都是遊說團日後用來對付他們認為讓「美國失去蔣介石統治的中國」＝「出賣美國利益」的敵人的扼殺手段。
天意
雖然局勢逐漸使遊說團受到支持，但此時的輿論力量和政治利益還是不足以扭轉美國的外交政策。徹底的扭轉需要一件大事。
此時，1949年中國內戰中中共取得全面勝利，加上蘇聯在歐洲的行動，使得美國國內的輿論開始倒向反對共產主義一方。美國國務院雖然試圖透過白皮書，向國內民眾表明美國既沒有故意不幫忙國民黨，也沒有偏袒共產黨，他們表達的立場是中立，待中國政局穩定後，再採取最符合美國利益的行動。
然而，徹底扭轉的大事還是韓戰，以及美國國內反共的麥卡錫主義。值得注意的是，麥卡錫與中國遊說團成員關係密切，也大幅運用遊說團成員提供的資料進行汙衊與攻擊。
這兩件事情使得遊說團的論點受到大幅支持，遊說團在美國政壇引發了「誰丟失了中國」的政治風暴與政治清洗，加緊對他們認定為「叛國者」的獵巫行動。
進攻
首先，他們批判發表《白皮書》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國務卿艾奇遜毫不援助國府，是要幫助共產黨取得政權，並針對給予觀察報告、政策建議的外交人員如謝偉志（John Service）、戴維斯（John P. Davies, Jr.）、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等人發動強烈攻擊。
透過這些事件，美國國內輿論沸騰。國會議員泰丁斯等人對相關涉案人員頻繁舉行調查聽證會，而行政部門從杜魯門與其後的艾森豪總統，到美國國務院都強化對官員的忠誠審查制度。遊說團在這個有利的情勢下，抹黑、攻擊相關的官員、研究機構與研究者。
傷害
因此，當時的許多官員如謝偉志等人，被迫投閒置散。而太平洋關係學會（the Institute of the Pacific Relations）等研究機構被迫解散、停擺，原因只是因為當時讓蘇聯成員加入，而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們被迫放棄相關研究，或者是無力再研究，例如曾任蔣介石顧問、內亞研究的一代宗師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不斷地出席聽證過程中，研究形同停擺。而福特、洛克斐勒等基金會也被迫停止贊助研究。這都導致美國遠東政策的參考資訊來源單一、片面，使得政策走向基本上也形成「一面倒」的狀況。
「中國遊說團」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後遺症，導致了美國對華政策往後都朝著支援蔣介石的方向傾斜，聽取其他意見的可能已不復存在。在這個角度上，中國遊說團對蔣氏集團在臺灣統治的鞏固，有著莫大的助力。
為國為民？
然而，中國遊說團並非完全是蔣家鷹犬。他們支持蔣介石，是因為這些成員既有利益瓜葛，同時也是愛國主義者，時人無法指控他們這些舉止是不愛美國。只是他們認為只有他們和他們的利益才是對美國有利的。因此他們迫害他人、支持蔣氏政權，都是站在美國與自己的利益上思考，他們將兩者互相連結，成為他們行動的驅力。
因此，中國遊說團願意幫蔣介石擦脂抹粉、爭取援助，甚至是抹除如吳國楨事件等種種政治風暴的影響，都是為了美國與自身利益的前提而做的。例如林孝庭《意外的國度》一書中提到隱密來援助蔣介石的海軍上將庫克，其實也是遊說團成員，他幫蔣介石購買軍火，從中收了多少油水，才導致與也想貪汙的駐美軍官毛邦初衝突，東窗事發而去職呢？
然而，美國政壇真的因此被中國遊說團挾持了嗎？其實不然。美國畢竟是主導全球政治的大國，並不會因為一個遊說團體而改變他們的行動。國內的輿論力量對民主政府雖具有制衡力量，但美國國際的戰略仍然是以時局的變化優先，再來才是因應國內變化而調整。遊說團的政治行動，包含50年代反對共產黨中國加入聯合國的「百萬人委員會」（背後據說有中央情報局的支持），只是提供了國內的一股強大變動因素，儘管後來趨於極端。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國府逃亡至台後，雙方不再是形式上仍平等的合作架構，而是中華民國扈從美國的協力體制。美國利益與對中華民國的援助，兩者相互牽連，也鞏固了冷戰體制下「世襲專制」的蔣氏王朝。
蔣介石對此憤懣不滿，是因為儘管能爭取到援助，但蔣的行動、援助的內容與條件等等，多數需要美國點頭，這對於蔣來說難以接受。然而，獨裁者治下的人民只能失語，沒有像蔣還擁有表達的機會與權利。
過眼雲煙
這個局勢直到60年代末，美國國內的政治氛圍，才因為越戰而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插手亞洲事務使美國人民激烈反彈，美國政府在國內外、越南戰場也都感到難以為繼。這樣的政治氛圍與強烈反共的50年代大不相同，麥卡錫主義已經破產，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無可動搖，國府已經使不上力，加上遊說團成員寶刀已老，也沒有能夠炒作的新聞。除了堅持不能拋棄盟友外，遊說團實際上沒有再進行施壓的能力。
然而，當時美國政治人物們都對過去那段歷史記憶猶新，成為美國政壇人物的無形壓力，也影響了對外交情勢的判斷。因此他們行事時仍恐懼再次面臨那樣的政治危機，例如詹森總統就因為不想承擔丟失亞洲的政治罪名與危機，而堅持繼續打越戰，他們也沒有夠多的情報理解越南。
在1970年初，當尼克森總統嘗試與中共「破冰」，徵詢的對象仍然是謝偉思等人，聽到的意見也只是謝偉志等人40年代對中共的狀況。而尼克森也恐懼曾經是最親近盟友的中國遊說團與保守派，例如仍於政壇活動的高華德、雷根等人，故對此秘密行事，甚至玩弄手段讓雷根去替他安慰蔣介石。
最終，遊說團因為現實因素逐漸消散，加上尼克森訪華後，美國逐漸掀起新一波「中國熱」，新的紅色「中國遊說團」崛起，逐漸取代過去的「中國遊說團」，中華民國被迫得在美國尋找新盟友。而「中國遊說團」的這段歷史，成為塵封的一段過往軼事。
本文亦授權刊載於「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參考與推薦延伸書目：
Joseph Charles Keeley, The China lobby man: The story of Alfred Kohlberg, New Rochelle,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969.
Stanley D. Bachrack, 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China Lobby Politics, 1953–197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Ross Y. Koen, 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中譯本：羅斯．Y. 凱恩著，張曉貝等譯，《美國政治中的院外援華集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有興趣的朋友亦可至外交部檔案找尋內部流通譯本。）
孟捷慕（James H. Mann）著，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台北：先覺，1999。
黃昭堂、彭明敏著，蔡秋雄譯，《臺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新北市：玉山社，2004。
陳佳宏，《台灣獨立運動史》，新北市，玉山社，2006。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 : 解讀美國對臺政策》，新北市：衛城，2011。
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 著，溫洽溢譯，《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臺北市：時報，2011。
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著，林添貴譯，《1949年後的海峽風雲實錄 : 美中台三邊互動關係大揭秘》，臺北市：黎明文化，2012。
殷惠敏，《誰怕吳國楨 : 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臺北市：允晨，2016。
詹姆斯．布萊德利（James Bradley）著，林添貴譯，《中國幻象 : 美國亞洲劫難的歷史和真相》，新北市：八旗文化，2016。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新北市：衛城，2017。
林孝庭著，黃中憲譯，《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新北市：遠足，2017。
林孝庭，〈蔣介石與開羅會議〉，收於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李皓天（Matthew T. Combs）編，陳驍譯，《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頁，339–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