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的中國,仍然擺盪於「天下」與「民族國家」之間 ──讀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

西藏與新疆,是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少數民族所在地中,少數民族與中國政府抗爭最為激烈的地區。作為「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何以爆發不斷的抗爭與衝突呢?這本《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以民族學的觀點,劍指此一問題的「底層歷史構造」。

2001年本書以《民族與國家: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左)一名在中國出版,直到2014年經過大幅修訂後,由政大出版社出版(中)。2017年作者再次增訂(右),本文即談論2017增訂本。

作者王柯,是日本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教授,中國民族問題與歷史是他的研究領域。在端傳媒對作者的專訪中,透露了在他小時候,正逢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他的妹妹因此餓死,經過打聽,知道新疆還能「吃飽」後,舉家遷往新疆工作。在那裏,他與維吾爾人之間的相處十分融洽,民族間的區隔、矛盾與衝突雖有,但不多、不嚴重。那麼,現今何以如此?該怎麼解決?成為他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課題。[1]

本書指出,近代中國的民族問題,必須從歷史上中國「天下」思想與體制的變化,以及作為征服王朝、少數民族君臨中國的清朝作為最後的「天下」王朝這兩點作為出發點,理解中國「天下」思想與體制的內容是什麼?如何因為征服王朝進入而轉變?這個特色在近代中國轉換成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如何導致少數民族與中國決裂?而國共兩黨,又如何處理這個繼承傳統天下「多民族國家」,轉變到民族國家的情況?

何謂「天下」

作者從中國歷史的演變,觀察並提出了「天下」思想的兩種解釋:「多重型天下」與在其基礎上出現的「多元型天下(或多元型帝國)」。而轉型至近代民族國家的時間點,中國正處於「多元型天下」的清王朝統治之下。

「天下」思想本身即源於多民族國家。因為「中國」本身由多民族匯聚而成,而在這個多民族匯聚而成的國家,從對「天」的信仰,逐漸演生、出現了稱為「天下」的思想文化。

在這個思想體系中,由於統治多個民族,就必須有能夠說服眾人,為人接受普世性的政權正當性、合法性基礎,在這個需求之下,出現了「天下」普世的「德」的「天子」統治的「德治」文化 — 政治體制。

因此,這個「多民族」的「天下」思想的規劃中,必然包含著居住於中國的主體民族「華夏」和居住於週遭、本來就是天下體系中一部分的「四夷」。

「多重型天下」

在這個基礎上,作者提出了古代中國「多重型天下」結構的解釋,這個結構有著三重構造:「中心」 — 「內屬國」 — 「外臣國」,用以吸納諸多民族進入天下體系中,並保持社會穩定。而在這個結構中,以「禮」規範彼此的責任、權利與義務。

但是,「華夏」與「夷狄」並非是血緣、種族之間的區隔,而是來自於「文化」差異,彼此之間是流動的。因此,懷有「天下」思想的「中國」本身是一種文明共同體,彼此之間是依照文化生活的差異進行區隔。

如果「華夏」過著「夷狄」的生活,就是「夷狄」,反之「夷狄」改採「華夏」的文明規範,那就是「華夏」(後來稱為「漢人」、「漢化」)。因為這個開放性的邊界,所以五胡或者遼元清等征服王朝,只要改採「華夏」的生活方式,就會被認為是正統的中華王朝。

同時,中華王朝不僅歡迎周邊地區與民族的主動「華化」,也在這些地區內逐步製造「華化」的條件與趨勢,促使「周邊地區的內地化」與「非漢民族的漢化」,最終完成制度與文化的統一。從秦、漢到唐,以這個結構作為框架設立制度,期間不斷吸納、擴大並豐富了「中國」的「天下」內涵與版圖。而作者認為,這種逐步地自然同化,正是過往根除民族歧視與對立的根本方法。

「多元型天下」

自唐朝滅亡,「征服王朝」遼、金、元、清出現,與過往少數民族選擇華化不同,他們採取了另一種統治方式,從而導致了另一種天下模型:「多元型天下」的出現。既中斷又綿延了「多重型天下」的連續發展。

攝自本書頁129。

由於征服王朝都來自中國的外側,而且是透過戰爭才統治中國,所以統治集團與中國漢人之間,存在巨大的民族隔閡與對立。為保政權長久,為了統治人口數量與文明型態相差懸殊的中國,統治集團採用中華王朝的統治形式,以「華」治「華」;另外,採取利用其他「民族」牽制「中國」的策略,藉此壓制中國的反抗力量。

少數族群禁止漢人與中華文化進入該地區與自己的民族根據地,強行這些地方保留傳統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結構,並在制度上拒絕漢人管理這些地區,以及明示暗示少數民族們有另一個制度化的政治中心(而非位於中國的首都),堅持使用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與政治形式等,種種刻意的行為,創造出了地區、政治和文化制度上的多元化,形成「多元型天下」。

作者指出,遼金元後來都朝著多重型天下轉型,而清朝更積極於雲貴等地推動少數民族漢化的「改土歸流」,表明自己也已是中華,與漢人各方面殊無二致,藉此告訴世人,清朝有統治中國的正統性與合法性。

藩部

不過,清朝並未放棄其征服王朝、多元型天下的特質。清朝將蒙古、西藏與新疆作為「藩部」,隔絕漢人與中華文明進入,制度上更以與六部平行的「理藩院」管理,並採取具有該民族特色傳統的統治模式,不僅將其作為牽制中國漢人的同盟,也是他們的統治者。呈現出清朝多元型天下的特質。

鉅變

然而,「多元型天下」的統治策略,卻讓十九世紀的清朝,在出現內外財政、內戰等危機,以及歐美的挑戰時,遭逢巨大的危機。

當初用來牽制中國漢人,而未被統合進「中國」領土的「藩部」,卻成為十九世紀在中亞進行「大博弈」的英俄兩國所垂涎之地,加上當地複雜的政經宗教因素,變成了一塊內部爆炸、四方爭奪的地區。

從19世紀中葉起,英國與俄國在中亞進行了一場「大博弈」的地緣政治鬥爭

而在收復新疆的過程中,與英俄交涉的清朝體悟到,「藩部」政策在當時的局勢下已經成為抵抗列強掠奪領土的阻礙,唯有捨棄過去用來牽制漢族的多元型天下結構,將藩部改造成如同中國行省般直接控制的實際領土,明確國家的領土疆界。

因此,清朝推動新疆建省,並開放漢人自由進入新疆,想要透過中華文化來進行整合與同化,來強化各地的國家意識,推動以「國家」為認同對象的工程。「中國」開始從天下型態的「多民族國家」,邁向近代國家的轉型。

然而,這個嘗試顯然來得太晚。長久以來的封閉,以及當時中華文明已經不是唯一一個吸引人歸化的文明,清朝的努力並不成功。「多元型天下」造成的民族問題逐漸浮現,成為日後「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巨大問題。

單一民族國家

「多元型天下」造成民族之間的隔閡,在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特別嚴重。作者認為,這埋下了近現代中國至今民族問題的種子。

「漢」本來就如同「華夏」、「中國」一樣,是稱呼以中華文化方式生活、居住於中國的群體,並且是一種開放性的文明共同體。然而,清朝的民族區隔政策,「漢」卻被窄化為種族,以與其他民族區隔。這就造成晚清民族主義開始盛行之時,晚清革命派用來想像民族主義的歷史基礎。

晚清革命派多留學日本,學習日本式的「單一民族、文化形成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類型。因此,他們用來鼓動革命、對抗滿清的民族主義,就是狹隘的漢族民族主義。

作者以孫文作為晚清民國「單一民族論」到「中華民族論」的代表。

然而,因為過去沒有將少數民族同化進中國的緣故,這些民族與領地沒有進入革命派所想像的「中國」,所以他們要建立的國家,是只屬於漢族、而不包含其他少數族群的單一民族國家。

這也就讓本來就因為多元型天下的安排,而對中國毫無共同國家意識與認同感的其他民族,在清朝滅亡後,從中國獨立出去的口實。這也成為日後日本得以推動滿蒙獨立、蘇聯推動第二次東突厥斯坦獨立建國的一個空隙。

擺盪於「天下」與「民族國家」

從清朝以後,中國從「天下」王朝,開始轉型為「民族國家」,但卻一直擺盪於多民族國家的「天下」與單一「民族國家」之間,從中產生了許多矛盾與衝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雖嘗試解決這個問題,卻始終失敗。

當中華民國建立後,革命派(以及之後的國民黨)才意識到他們必須繼承清朝「多元型天下」遺產。為了處理並加以穩固這個遺產,他們起初提出「五族共和」,後改以「中華民族」論代之。「中華民族」論主張中國境內的種族都是一個民族。然而,中華民族是以漢族為中心,用漢族文化加以同化其他種族(A+B+C+D+E=A),而非融合(A+B+C+D+E=F),因此「中華民族」是被其他民族被漢族吞沒的民族,而非融合後誕生的新民族。

這個理論不僅反應出中華民國政府仍然擁抱著血同源、人同種、文化同質的「單一民族主義」,而且這個單一民族,事實上仍然是漢族。是故,這個論述比起「民族自決」的「建國」,對少數民族毫無吸引力。

本書也略為提及中共對少數民族政治構想的變化,從支持民族自決、獨立建國、成立中華聯邦,到反對分裂,在內蒙古徹底制度化的「民族區域自治」。只是中共建政後的民族政策,卻引起了未來更激烈的反彈。

未完的困局

為何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政策無法解決過去從「多元型天下」轉型到「民族國家」的困境?

作者指出,當時的人們認為,「同文化、血緣的民族」才是政治共同體「國家」的基礎。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時,他們認為,若要做政治共同體的「國民」,必須先是文化共同體「民族」的成員,這使得「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卻變成漢族、漢文化中心的「單一民族」國家,中國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漢族中心色彩,從而造成了漢族與其他民族之間更加緊張。中國所繼承的歷史遺產,與從日本學到的「單一民族國家」的模型相互矛盾,始終無法解決轉型所帶來的問題。

事實上,國家的「國民」並非得是「同一民族」。作者認為,中國可學習西方「國民國家=民族國家」的方式,將生活於同一個領土內的居民,透過統一、公正、公平、開放的制度與法律,逐漸形成一個認同這個國家,彼此之間具有權利義務,以國家為範圍的民族。此後,國民就是民族成員,民族成員也是國民,不需要求先是同個民族,才是國家的國民。如此,就能融合所有民族,形成以國家為優先認同、國民即是民族成員的新民族。

結語

作者在《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這本書,剖析了民族問題的「底層歷史構造」,乃是中國最後一個「天下」型王朝恰好是非漢族王朝,傳統天下是「多民族國家」這個遺產以「多元型天下」呈現。

因為多元型天下阻擋了民族之間自然的同化為一,導致了近代西部、北部的民族問題。相反地,採用中國傳統「多重型天下」,進行同化的改土歸流後的西南,卻是全國最安定的地方。因此,當自然同化的時間過去後,「多元型天下」的遺產卻成為轉型過程中,民族問題的歷史根源之一。

另外,要解答的問題還有許多:中國民族主義為何是學習日本而非西方?中國民族主義中,日本扮演了哪些角色?中國具體的民族問題有哪些?而本書未能詳盡解釋中共建政前後的民族政策,這一政策的內容為何?又如何加劇了民族問題?那該如何解決?

作者在《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消失的「國民」:近代中國「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三本專書,具體的解釋了上述的疑問,提及了作者設想的最好解決方式,也具體的探索了新疆民族問題的歷史根源。這些書,成為我們下一步深入中國民族問題的探索指南。

本文亦刊載於書評網站「說書Speaking of books」

[1] 於淵,〈專訪王柯:極端的民族主義一定是與世界為敵〉,端傳媒,20171114,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1114-opinion-wangke-nation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