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的前世今生
最近在中國出現一個名詞「精日」，讓筆者一看到這個名詞時，就想到「漢奸」，查了一些新聞後，也感到在政治語言的光譜上，內涵近似現在「漢奸」的定義與用法。[1]
事實上，中國人在針對過往曾為殖民地的人們，遇到不順從中國本地主流意見時，也特別愛用類似的汙衊詞彙，表示這些人「不夠中國」，最常用來批評臺灣人的，就是「皇民」，而對香港人則是「漢奸」。
不過，當筆者追溯「漢奸」一詞的歷史後，發現事實上本來並不帶有民族主義意涵。究竟，「漢奸」這個詞怎麼來的？又怎麼變化到今天的使用方式呢？
起源
這與近代中國最主要的兩個歷史因素有關：第一是中國最後的王朝是非漢族王朝，第二是中國近代所面臨的歷史處境。
「漢奸」一詞之所以誕生，乃是當「漢」被獨立成一個民族，才有可能出現。不過，這在過去「多重型天下」的中華王朝裡面沒有出現過，只有強調民族區隔、採取「多元型天下」的征服王朝，如五胡北朝、契丹的遼、女真的金、蒙古的元，才會以文化、地緣因素去區分漢與非漢各種族群的作法。[2]
其中，清朝是最明顯且嚴格地使用這個具有民族界限的劃分。在清朝初年，「漢人」與「滿人」彼此是不同且對立的。但是「漢人中的惡人」＝「漢奸」這個詞彙，當時沒有被作為中國統治者的清王朝使用，因為滿漢利益不同，漢人的忠與奸和滿人的忠與奸，兩者標準不同，所以對清朝而言，沒有使用的理由。
然而在清朝對中國西南推動改土歸流時，這個詞彙終於登場了。為什麼？因為處理西南問題時，清王朝與漢人（包含漢人流官）的利益終於走向一致。而之後，有「漢人與清朝利益一致」者，遂具備使用「漢奸」一詞的思想前提。
康雍乾時代，滿漢已從初期的高度對立，逐漸轉為利益一致，王朝統治的安穩與否，已經成為共識。然而，西南的苗人遭到當地土官殘酷剝削，屢屢引發動亂。經過調查，清朝不論滿漢官員，理解到土官後面有著逃至該地、隱藏在土官背後的漢人，與土官勾結剝削苗民，才引發動盪不安。
因此，雍正及其官員，就稱這些漢人為「漢奸」，意思就是指上述破壞者，並決心貫徹解決這個問題的「改土歸流」。（值得一提的是，在臺灣番界走私貿易的漢人，也會被清朝官員以「漢奸」稱呼。）
但是清朝使用這個詞彙，以及施行「改土歸流」政策於滿漢以外的民族，其背後乃是要告訴並讓漢人接受這樣一個理論與邏輯：清朝是中華王朝，與漢人利益與共，所以反對清朝政策的漢人，就是損害漢人利益的壞人，換言之，幫助清朝就是幫助漢人自己，「王朝利益＝漢人利益」。此後，這個詞彙隨著清朝平定西南邊疆戰事時，使用頻率暴增。
質變
然而，從鴉片戰爭後，這個詞彙開始轉變。隨著外國的侵略，這個詞彙的內涵，超越了原本使用的範圍，對象變成了「幫助外國侵略中國之中國人」。這個時候，漢人仍然與清朝站在一起，例如在義和團事件期間，反對進攻外國使館的滿人大臣聯元，就曾被冠上「滿族漢奸」而差點遭到殺害。
但是，最巨大的變化乃在於二十世紀初，革命派當時為了打倒清朝，開始重新定義「漢奸」一詞。
為了否定清朝統治中國的正當性，並讓更多人接受自己的主張，革命派再度將滿漢拉高到極端對立的層次，並以近代「民族」的觀點重新定義滿漢兩族，從而否定說兩族之間是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兩者之間不可能有共同利益，因此不能共存於一國。因此，漢族必須要推翻清朝、消滅滿人，建立漢族的國家「中國」，更主張殺盡那些主張與「滿族」合作或在清朝任官的漢人。
同時，革命派否決掉「清王朝與漢人利益一致的說法」，也可以使自身從而避免被清朝指為危害朝廷的「漢奸」標籤，從而贏得更多支持。
那麼，革命派用來改造「漢奸」的理論武器，是什麼呢？從哪裡來的？
以日本為師
革命派師法的是日本「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理論。
日本在翻譯nation一詞時，曾因找不到對應的詞彙，以及政治鬥爭影響詞彙對應內涵，在「英法美」與「德國」的二個不同涵義上舉棋不定。
時人對英美法這種nation，採「國民」的意譯，英美法被稱為「國民國家（nation state）」。因為這三國是在建設近代主權國家過程中，同時創造了認同政治共同體「國家」、具有同樣價值觀的國民。而國家與國民互有權利義務，所以透過參與，使「國民」認同「國家」，形塑一體感，所以「國民」不用是同一民族出身，因為「國民」乃是沿著政治共同體而誕生，最終才走向共同文化的文化共同體。例如，美國境內有諸多民族，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共同成為美國人，認同美國這個國家，同時，也不用要求先必須是某個民族（例如盎格魯薩克遜人），才能是美國人、美國國民。
然而德國一開始並沒有國家，只有文化上（而沒有明確主權疆界）的共同體「民族（nation）」。而德國的出現，最後是由文化共同體的日耳曼「民族」（手段）創造出單一日耳曼民族的政治共同體「國家」（目的）。先有了共同文化、血緣與共同種族的日耳曼民族，才有了日耳曼民族的德國，才有日耳曼民族的德國國民，德國國民也必然會是日耳曼人。故稱德國為「民族國家（nation state）」。
英美法最終走向「具有共同國民性的民族」，而德國走向「具有共同民族性的國民」。雖然都是民族國家，但因為歷史發展的不同，造成nation的意義有了兩種意義，才造成日本翻譯nation意涵的困境。
德國透過建立擁有共同語言、宗教、文化和歷史起源的民族，進而創立起明確領土疆界的近代國家，並用以對抗歐陸強權的發展模式，對於當時面臨西方列強進逼危機、需要動員人民的日本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因此，日本國粹學者採納德國模式，創造出對日本「單一民族」國家的解釋，並成為一套風靡的思想。
國粹學者強調日本獨特的「國粹（民族性，nationality）」，指出日本國民具有別於他國的共同歷史文化傳統，而日本國正是以共同的歷史文化基礎、由有共同的民族性所建立起來的政治共同體。
正因為政治共同體的組成：日本國「民」，是由有著同樣血緣、文化、歷史、獨特民族性的「大和民族」之「族」結合而成的。由大和民族這個優秀的「民族」組成了日本這個最優秀的「國家」，這樣的國家，需要由最優秀的民族一起來保衛。這個觀念就是國粹學者的看法，因此，他們也被視作「大日本主義者」。
國粹學者將文化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兩種不同的意涵合併，創造出「同一文化的民族作為構成政治共同體之基礎」，「一個同樣血緣、種族、文化等構成的民族組成的國家，才是一個最優秀的國家」這樣的概念，灌注於「民族」一詞中，形成了「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模型。
換言之，先組成同樣歷史文化、種族、血緣的文化共同體大和民族，這個民族再建造出政治共同體日本國。因此，日本國民必然且一定都是大和民族，因為其他民族跟大和民族不是同種族，也沒有一樣的歷史文化、國民性、種族與血緣，其他民族會破壞國家整體的認同感、獨特感與團結，因此，唯有大和民族這樣族國一體，才是最好的民族國家形式。
在中國人大量赴日留學的當時，正是國粹派的「單一民族主義」盛行之時，其中許多人更與國粹學者有直接的接觸。因此，以日本為學習典範的中國，所學到的和製漢語「民族」，就是接受了這個概念，認為在建立現代國家時，人們若要做同一個政治共同體「國家」的「國民」，就必須同時是同一個文化共同體「民族」的一份子。要先建立起同一個民族，才能建造一個現代國家。
這為當時留日的中國思想家與留學生所吸收，化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內涵」。用以推動反滿革命，主張建立只有「漢族＝中華民族」的單一民族國家，帶有強烈的大漢族中心色彩。
因此，當他們運用「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理論，從近代民族的角度重新定義、建構「漢族」和「滿族」作為近代民族，並主張推翻異族統治，建立「漢族＝中華民族」的「單一民族國家」：中國。從「單一民族國家」角度出發，革命派就透過建立民族國家主張的正當性，讓漢族明白滿族統治中國的非正當性，轉而支持革命。
而「漢奸」一詞，就在革命派以「大漢族中心」的中國民族主義改造下，成為革命派批評他們認為違反「漢族＝中華民族＝民族國家中國」利益者的抹黑詞彙，用以攻擊滿族，以及支持清朝的漢族。
反思漢族中心論
在辛亥前後，「漢奸論」的內涵變化，主要集中在中國內部政治上。但是在建立以「漢族」為主導的中華民國後，「漢奸」一詞成為「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利益＝漢族利益＝所有人的利益」的漢族本位用法，轉而對外，針對那些在外國侵略時，與國外合作的人們，成為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語言工具。
但是對於其他少數民族來說，是一件荒謬的事情，因為他們就不是漢族，不使用這種詞語，甚至是不跟漢族主體的「中國」站在一起，並沒有什麼問題。
然而，因為沒有分辨清楚「中華民族」跟「漢族」之間的關係，「大漢族沙文主義」逐步擴散至人們的思想，成為一種未經驗證卻被默認的事實。只是，當人們反思背後的歷史時，特別是對少數民族而言，豈不尷尬？？
另外，本來不應該出現「漢奸」這種詞彙的「多民族國家」中國，卻因為歷史因素，從清朝的用法，到清末人們為了政治目的，從日本學習單一民族國家理論，把漢族等同於中華民族，然後又把中華民族等同於中國，所以認同中國就等同於認同中華民族，就等同於認同漢族，就應該變成漢族同路人。
這個民族漢化的理論與隨之而來的政策，不僅改造了「漢奸」的內涵，也強勢地以漢文化同化其他少數民族，徹底抹煞其他民族的存在，要求全部民族變成漢族，這不僅是中華民國時代引發民族衝突的一個原因，現今中共在新疆、西藏、蒙古等地的作法，走的正是這條路。
把民族與國家綑綁，走向要認同是所有人都是同個民族，才能是同一個國家的國民的做法，導致了這個問題。有學者認為，中國應該是要走向不同民族也都認同同一個「國家」，因為大家同樣都是「國民」，這樣才是對的。過去因挑錯藥方，才會出現這些不僅光怪陸離，甚至是導致現今民族衝突難解的現象。
結語
本文無意涉入近日「精日」一詞的紛爭。但是，透過考察漢奸的歷史演變，用於政治鬥爭的詞彙，往往也會因情境而產生變化。今日批判「精日」或許是一種類似歐洲批判新納粹的行動，也能同情地理解中國民族的傷痛。
然而，倘若日後「精日」意涵再度轉化，成為當局或中國民族主義者攻擊、箝制他者的用語時，除了顯現中國民族主義背後巨大的集體與極權性格，連個人的精神自由都必須掌控外，不禁令人懷疑，操弄者背後有何居心？需要操弄民族主義走向極端，將自身的人民、外國作為敵人？而正如歷史所顯示的，極端民族主義，最終必然與世界為敵。
本文修改後，授權刊載於「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參考資料：
王柯，〈「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民族國家思想進入中國的歷史考察〉，收於氏著《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45–74。
王柯，〈「漢奸」考 — — 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話語〉，收於氏著《消失的「國民」：近代中國的「民族」話語與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67–95。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增訂版）》，臺北：政大出版社，2017。
於淵，〈專訪王柯：極端的民族主義一定是與世界為敵〉，端傳媒，20171114。
[1] 〈”精日分子”與在海外以身試法的人〉，BBC，20180310；〈陸精日分子引發論戰 誰是敗類吵成一片〉，中央社，20180310；〈中國反日潮再起 共青團澄清：愛看動漫不算精日〉，蘋果日報，20180312。
[2] 可參考筆者書評〈現今的中國，仍然擺盪於「天下」與「民族國家」之間〉一文對此的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