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破產是個神話? ── 讀《希臘悲劇:政治與民主治理下的債務殘局》

左為中文版,右為英文版原書

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作為全世界區域整合樣板的歐盟,內部也出現許多財務危機的國家,希臘正是其中之一。但希臘的困境,似乎遠比其他國家更為嚴重,甚至被視為可能拖垮歐元區的元兇。希臘困境因此舉世關注。在臺灣,就有人將苗栗比喻為台灣希臘,諷刺該縣財政破產的困境。但希臘的問題究竟從何而來?是否真的如同眾人所言,好吃懶做吃垮了希臘?還是另有隱情?《希臘悲劇:政治與民主治理下的債務殘局》一書的作者詹姆士.安傑羅斯(James Angelos)是希裔美國人,他透過數年田野觀察,在這書中娓娓道來希臘的問題。

國際背景

希臘的財政困境現於2009年,隔年卻已陷入近乎崩潰的困境。為了不讓希臘崩盤影響到整個歐洲,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簡稱ECB)、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以下簡稱三巨頭)決心提供大量貸款救援希臘,但是有其條件:必須在三巨頭嚴格監督下,實行削減政府各種開支的撙節政策(緊縮政策),並改革金融體質。

希臘為了得到金援,悉數應允。但撙節政策卻引發國人反彈,且第一次紓困案預期希臘問題將解決的看法過於樂觀。因為儘管削減了開支,卻也使得經濟整體大幅度萎縮,更加償還不起債務,人民生活困苦、叫苦連天。

三巨頭因此決心進行第二次紓困,並要求希臘政府加強改革。然而國內民怨四起、反對外國干涉,和對希臘不滿的歐盟諸國,彼此之間鴻溝越來越深。反金援政黨如極左翼的激進左派聯盟(Syriza,簡稱激左聯)和極右翼金黎明黨(Golden Dawn)也趁機興起,挑戰右傾的新民主黨(New Democracy)和左傾的泛希臘社會主義政黨(PASOK,簡稱泛希社運黨)傳統兩大黨。儘管第二次紓困案通過,但是希臘經濟仍不見起色。在第三次紓困案前夕,激左聯在國會成為多數黨,黨魁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成為總理,並與三巨頭再度談判,最終通過了第三次紓困。

以上是我們往常在新聞媒體上常見的報導,但這樣的敘述,只看見上層的政經往來,看不見底層人民的反應,或許也就看不到希臘問題的內在根源。

一起吃錢:恩庇侍從體制與政治文化

為了探究希臘問題的根源,作者首先前往札索斯金(Zakythos)。此地盲人比例遠超希臘各地,許多人藉此詐領補助金。但當作者想要釐清問題時,卻先體驗到希臘無所不在的賄賂風氣(希臘貪腐指數全歐墊底,水平與秘魯差不多),卻又發現透過行賄以取得補助資格一事,不過是冰山一角。他在這段期間看見更多讓人搖頭的現象:拒絕行政現代化的老式官僚(老式管理方便上下其手);公務員抵制撙節政策,導致事務難以推行;互踢皮球且貪汙的政客;家屬為了詐領補助,隱瞞親屬亡故消息而產生的「幽靈人口」等情況。而且,這些問題似乎難以矯治。

扎金索斯島

雖然最終作者無法挖掘出該島盲人為何如此過多的原因,但逐漸看見希臘困境的根源: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

在希臘,政客不斷撒錢給人民,換取人民投票給政客(人民真正需要的卻拿不到),讓他們取得官位,以吞食更多金錢;政客再將政府的職位,酬庸給其支持者與親友們,撈取更多金錢。

過往長期執政的泛希社運黨和新民主黨兩大黨,無不如此。使得脆弱的民主文化迅速腐化,而彈劾機制也在共同分贓的情境下毫無用武之地。民主機制更在人民與政客一同分食大餅的情況下,無法發揮作用。這種政治的恩庇是從體制,成為希臘解決問題的極大阻礙。

過去希臘因加入歐盟,從歐洲各地銀行借貸變得容易,遂取得大量金錢進行建設與社福分贓。直到財政崩盤後,希臘人民才發現過往的行徑已經使國家陷入絕境,然而政客們卻持續盤據政壇,統治希臘。

銀彈短缺:稅收不公、體制弊病與民族主義

那麼,希臘人是不是也像外界所言般,喜愛逃漏稅呢?並非不會,當他們不繳稅給政府時,往往有著眾多的理由將之合理化,例如希臘人認為,由於希臘過往長期為外國所統治或干預,故希臘人認為「民族」不等於「政府」和「國家」,因此不繳稅給為外國做事的政府,不僅不是對民族不忠,更是英勇的抵抗表現。

然而作者前往伊德拉(Hydra)島,探訪一件因逃漏稅而引發的暴動時,卻發現人民逃漏稅是因為稅負過重,若不逃漏稅則無法促進經濟活絡,經濟若不活絡則政府無法復甦財政,財政無法復甦,就又會再加重稅收,以求還債,而三巨頭就會開出更嚴苛的條件要求改革,因此產生一個循環的困局。許多人更因此紛紛離開希臘至各地做工,以求生存。

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希臘眾多自雇者、富豪和貪瀆的政府官員,由於政府收稅人員的貪瀆,甚至操縱司法,使得政府對富人課稅陷入困境,逃漏稅問題嚴重。[1]而希臘規模龐大的船運業,更受到憲法保護豁免稅收,使得希臘政府無法從船運大亨手中取得半毛稅收。

因此,一邊是因撙節政策與政府破產而受苦、奮力工作的窮人,一邊則是藏錢不給政府用的富人,政府卻無能為力。而過往希臘與土耳其的領土衝突,在民族主義的鼓動之下,政府大規模購買軍武,也給予官員貪瀆的機會。[2]

儘管貪瀆問題普遍存在,政府卻直到金融危機出現後才開始徹查。然而更令人驚訝的是,不僅希臘擴軍腳步沒有停止,還挖掘出當年希臘為了加入歐盟,偽造帳冊隱瞞國家本身負債累累的事實。

因此希臘危機的問題根源又浮現兩條:早已有問題的財政與稅負結構,以及民族主義促使的盲目擴軍。

向德國討債?歷史與現實的糾葛

民族主義與過往歷史,成為希臘人用來對抗(或者說激怒)他們債主的一項武器。

早在希臘建國,在列強干預下,國王不是希臘人,而是來自德國的王子奧圖。十九世紀末葉,希臘與土耳其開戰卻戰敗,又碰上經濟危機,導致破產倒債,德國遂聯合各國主管希臘財稅。二戰時軸心國入侵希臘,遭逢頑強抗擊,納粹德國後來對希臘進行毀滅性報復,摧毀所有基礎設施,同時強迫希臘借數百億馬克給德國,但卻沒有償還。因此當戰爭結束,希臘經濟基本上陷入崩盤,又因為美國的壓力,希臘也跟著各國,被迫免除德國的戰債。即使後來希臘曾與德國簽署類似於賠款的協議,但償還金額與當年相較僅是九牛一毛,迫於美國壓力,希臘雖不同意結束戰爭賠款要求,也只能收下,敢怒不敢言。對於德國,有滿腹的不滿,也仍然希望取得賠款。

因此,當希臘面臨債務困境,而債主是以德國為首的歐盟時,還不出錢、生活痛苦無力的希臘人,不滿一次爆發,更對德國提出要求還債(不僅是戰爭賠償,還有道德債務),希望藉此償還債務。[3]

激左聯的二戰抗德英雄葛雷卓士(Manolis Glezos)大力倡導此一主張,不僅主張討債,更指出此次危機是德國、歐盟這些新自由主義路線支持者用來剝削希臘的手段,將這次問題提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

希、德兩國民眾的敵意,因此逐漸上升。激左聯取得政權後,雙方政府更是劍拔弩張。葛雷卓士也藉此進軍歐洲議會,希望能改變時局,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因為歐洲議會是個聲音嘈雜、影響力甚弱的機關,他在希臘的影響力,在此毫無用處,希臘無從得到幫助。

葛雷卓士

公部門:無法解決的體制弊病

希臘長期以來為外界所詬病的文官體系,是三巨頭改革的重點。[4]而激左聯之所以能夠取得政權,公部門改革正是一個重要原因。

2013年希臘發生了一場區長命案,殺人犯遭中央開除後,地方政府卻照樣支薪,也宣稱沒有開除,這種措舉還受到地方民眾認同。這件事勾起作者了解希臘公部門制度的興趣,並發現該體系病症沉痾難解,有著許多的複雜原因。

首先,希臘的公務員體系與先前所提及的恩庇侍從體制有著極大的關聯,希臘過往選舉後,新官上任往往將親信全數安插進入政府,並開除所有前朝官員。後來雖修法禁止此舉,並將公務員改為終身職,卻仍然無法革除惡習,只是讓政客增加更多職位給予親信,而公務員的評鑑機制,由於掌握在護短的同事手上,基本上不可能有效運作,而各種獎金、假期等更是胡亂核發,薪水、退休年金也不斷增加。

這樣的制度,不僅養成希臘公務員不負責任的心態與不計較績效的劣習,導致劣幣驅逐良幣。雖然希臘人也對此觀感不佳,但有高達五分之一的人民受雇於國家或公營事業,因此對問題緘默不言。當金融危機爆發後,三巨頭驚覺此一問題,遂迫使希臘進行改革,以換取紓困金援。

然而,要既得利益者改革自身,通常是最困難的。在希臘開除公務員是大忌,因此要改革恩庇侍從體制時,希臘政府遂遭到強力抵制。儘管政府為了展現誠意給三巨頭看,因此猛然裁撤冗員充斥、福利優渥、浪費公帑令人咋舌的國營廣電公司(ERT),此舉卻引起了全面罷工的抵制(罷工一直是對抗政府的手段,希臘也是歐盟罷工最頻繁的地方),勞工並轉而攻擊政府自身的問題。但廣電公司的員工,卻閃避說明自身與政客的相互勾結利用,以及節目品質低劣、政治干預新聞的現況,僅將責任推給政府。

沉迷於「工人神聖」意識形態的左派各黨也趁機起來抨擊政府,卻不願正視工人自身的問題。

ERT員工抗爭一隅

在ERT事件如火如荼的同時,希臘民間對此反應也呈現兩極。民間的薪資本來就比公部門低很多,即使公務員薪資大幅降低,這種對比也沒有改變,此時甚至差距更大,因此不少人支持取消公務員特權。公務員此時透過提早退休換取優渥退休金(包含ERT取得資遣金)和罷工抵制,更佔領公家機關,儼然以社會大眾、國家主人自居,罷工時更繼續領薪,惹人非議。

而學生則與左派一樣,選擇不看這些罷工的「工人」的弊病,沉湎於對抗外人的熱情,選擇站在公務員一邊。最後到2015年,承諾恢復上述人權利的激左聯勝選了,公務員保住飯碗與特權,ERT全體復職。[5]然而,「人民」取得了勝利了嗎?公部門內部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民族尊嚴與經濟,孰輕孰重?塞薩洛尼基的嘗試與衝突

不過,在希臘力圖度過危機的人們仍在所多有,不論是竭力生活的底層民眾,到努力工作的公務人員皆如此。作者在書中,點出希臘突破困境的成功點與兩難點:宗教、民族主義與改革之間的衝突。

在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又名薩洛尼卡)這座歷史悠久的城市,其市長致力於透過該城悠久的歷史增加遊客、活絡當地經濟,並卓然有成。這是因為該城曾是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出生地、也是猶太人在十五世紀被西班牙迫害之後的落腳處,更是希臘與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相鄰之處。所以市長致力於宣傳,吸引土耳其人和因納粹迫害而離開的猶太人回來觀光,「就好像希臘人去君士坦丁堡觀光一樣」。

然而此舉,卻讓教會及其追隨者不滿,認為他投靠了土耳其人和回教,背叛了希臘以及與希臘緊密結合的東正教,因而引發抗議。

塞薩洛尼基

在鄂圖曼統治時期,希臘人一直由東正教會充當官僚管理,因此導致至今希臘仍然政教部分合一,教會對於政治有著極大的影響力,也充滿著干預政治的興趣。但由於獨立戰爭時,由於東正教教首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無力管控東正教徒服從而遭到土耳其吊死,使得信仰東正教的希臘人對土耳其憤恨不已。

而建國後,希臘思想家致力灌輸希臘人民封閉民族主義的情感,也使希臘對土耳其敵視更深;而希臘一戰後入侵土耳其的野心,卻慘敗於凱末爾之手,更導致許多定居土耳其的希臘人慘遭屠殺,雙方結下血海深仇。前述所提及的擴軍背後即有此一情感在。

1821年,東正教最高教首格列高利五世(Gorigorios V)遭到土耳其吊死

但塞薩洛尼基的猶太人在二戰時遭到納粹屠殺殆盡後,隨著時間過去,希臘人也逐漸淡化過去曾經有過猶太人的歷史,接受民族主義教育中所說的:塞薩洛尼基是希臘人的城市,不談過往猶太人在此的歷史。

而過往的民族主義教育與戰後南斯拉夫干預希臘的歷史,更使得自南斯拉夫獨立的馬其頓與希臘糾紛不斷,希臘更設立一個民族主義象徵,並用來攏絡公務員的「馬其頓與色雷斯部」,代表希臘沒有放棄馬其頓專屬於希臘的說詞,以及沒有原諒馬其頓稱自己是馬其頓一事。

因此,緊密結合的希臘民族主義和宗教,不僅在財政困難時擴軍,更同時傷害了發展經濟的可能。只是民族主義雖然高漲,不過選民仍然清楚,在當下經濟困境面前,選民雖然不喜歡市長,但仍然讓能解決問題的他高票當選。只是這股民族情緒,與政治體制、外國壓力相結合,會產生甚麼後果呢?很不幸地,希臘此時也遭遇到如潮水般湧入的中東難民潮。

反紓困、難民危機與歷史:極右翼的興起

希臘、西班牙、義大利等金融危機後受創最深的國家,也是遭逢難民大量湧入的第一站。[6]遭人蛇集團矇騙希臘困境的難民,來了以後才發現希臘難以生存,更發現希臘本身並不歡迎移民,儘管希臘應歐盟要求竭力救援,但不堪重負,因此,對難民施暴、強制遣送、居住環境惡劣等問題全部浮現。[7]而經由希臘非法前往歐盟各地的難民,也因為各地不想接受,而全部被趕回希臘,打定主意讓希臘承擔最重的負擔。

換言之,希臘不僅是移民第一站,更是成為「歐盟地下室」,被迫收容歐盟北方富裕「人道主義」國家拒絕的難民。歐盟一邊要求希臘削減各種開支,一方面卻又要希臘「負責」不要讓難民進入歐洲。同時,歐盟派遣去協助難民的人員,實際上並不負責任何事情,只將難民交給希臘處置,卻又指責希臘對待難民「不人道」,更使得希臘人更怒火中燒。[8]

結果,為了這難民問題,希臘只好採取「盡量使難民難過」的策略,並暗中驅趕,讓難民選擇回去土耳其或乾脆不來。只是難民的目標是歐盟北方的富有國家,透過希臘庇護體制的漏洞,仍在希臘潛藏生存,藉著機會想前往德國等地。

希臘海域上的難民

難民問題、債務危機、民族主義等等事情,不僅使左派崛起,更使得極右翼勢力金黎明黨從希臘出現。作者從該黨崛起的重要關鍵事件:2008年的亞喬.潘特雷蒙納斯(Agios Panteleimonas)廣場的排外事件,探討了金黎明黨崛起的因素。

廣場事件本來是一批排外的、認為住家附近沒有安全感的民眾,動手驅趕難民一舉,引發左派前往抗議。金黎明黨看見機不可失,前往廣場聲援居民,並施以暴力驅趕,贏得多數當地人們(包含警察、教會)的支持。

透過此事,作者發現,金黎明黨崛起的原因,除了當下希臘的困境以外,背後更有著希臘民族主義支持,執政黨新民主黨為了尋求人民支持並安撫黨內極端派系,也暗中迎合該黨的主張,就連教會也暗中支持和包容該黨,而警察事實上更是支持該黨的主力,並對該黨施暴的行徑予以高度容忍。

只是,該黨到底有什麼特色,足以吸引大家支持呢?

金黎明黨黨旗

金黎明黨自稱是極右派的民族主義政黨。口號、黨歌、黨理論、旗幟、敬禮姿勢等均與納粹高度雷同(儘管號稱是希臘古禮),並且強調希臘民族自古以來的優越性,稱過往「好民主對抗壞法西斯」的歷史觀具有根本性的錯誤,並崇尚暴力、排斥教會系統(不是古希臘純粹傳下來的事物)和外國人。而該黨的創黨人米卡羅列科斯(Nikolaos Michaloliakos)即崇拜法西斯、納粹與二戰前希臘獨裁者梅塔克薩斯(Ioannis Metaxas),更與極右派獨裁團體「上校軍團」(Regime of the Colones)團長帕巴多普洛斯(Georgios Papadopoulos)在獄中結識,並加入其政黨「國政聯」歷練、拓展人脈後,才創立金黎明黨。

金黎明黨黨魁米卡羅列科斯

然而直到廣場事件以後,金黎明黨才引人注目。隨著債務危機的加深、生活艱苦、難民大幅度的湧入、傳統政黨失去信任、金黎明黨路線調整為親近教會,不信任左派路線的選民多數傾向於金黎明黨。

此後,許多暴力攻擊難民事件的出現,更營造出希臘不安全的感覺。弔詭的是,不安全的事件與感覺,是由希臘人所製造的,元凶並非難民,但人們卻因此對金黎明黨宣稱難民帶來混亂的說法,更加深信不疑,這種不安全感又有利於金黎明黨的崛起,因此金色黎明黨在短短幾年內即進軍國會,成為全國第三大黨。[9]

進軍國會的第三大黨金色黎明黨,旗幟與舉手禮等,均酷似納粹。

但是玩弄暴力終究會擦槍走火,2013年金黎明黨殺死了一個希臘人。[10]起初金黎明黨矢口否認自己有責任,直到為人所揭破後才承認。新民主黨政府藉機宣稱早知金黎明黨為非法組織,並因此抓捕該黨人士,更強力掃蕩支持該黨的警界人士。[11]

政府此舉背後無疑有政治動機。新民主黨起初往金黎明黨的意識形態移動,希望藉此安撫黨內的極端民族主義派,並吸收金黎明黨的票源,卻沒想到反而強化了金黎明黨的正當性與吸引力,才會想趁此機會想將金黎明黨打垮。

然而金黎明黨之所以崛起,新民主黨之所以追隨金黎明黨,事實上也代表了希臘社會裡,一直潛伏著極端民族主義,長久以來,整個社會的各種機制都對此推波助瀾。也正因此,金黎明黨支持者,在此事件之後,許多只是轉為低調地支持該黨,等待下一次民族情緒爆發的時機。

2015年大選:人民勝利了嗎?

2015年,反紓困、反對「列強殖民希臘」、主張左派民族主義的激左聯在選舉中取得大勝。[12]本已對激左聯上台感到不安的三巨頭,隨後卻被希臘新政府徹底激怒。希臘一方面對內推翻過去的政策,在國內用一套說辭,激起國內人民對三巨頭的反感以作為後盾;另一方面,除了向三巨頭延長紓困期,也同時軟化過去堅持的一些條件(例如仍加強課稅),以求對第三次紓困重新談判。然而三巨頭拒絕這些要求,並要希臘繼續實行撙節,因此雙方僵持不下。

面對這一情況,總理齊普拉斯一方面對國內信心喊話,並以地緣政治優勢向俄國暗通款曲,對美國造成壓力,以迫使其壓迫歐盟讓步。[13]另一方面,他對從兩年多前就抱持的信念有信心:德國不會讓希臘脫歐導致歐元區出現危機,必然會對希臘讓步。然而局勢已與前兩年不同,歐盟的根基已經補強,也建立起常態的紓困基金(歐洲穩定機制),已不恐懼希臘脫歐。

齊普拉斯

因此當希臘提出的自認妥協方案遭到拒絕、協商破局後,齊普拉斯再度動用「民主」,進行公投,以操縱強烈的希臘民族主義作為後盾來對三巨頭施壓。[14]而希臘的年輕人們尤其支持。

然而,這場公投的項目:第二次紓困案,早就已經過期。因此這場公投,只是鞏固了齊普拉斯政權的合法性,除了用來發洩民憤,並藉此能向債權國低頭取得援助,通過了第三次紓困案。

儘管激左聯內部和民眾感到受騙,但是由於希臘人不願離歐,加上潛意識裡也知道希臘一直是受到外國所統治著,也常受益於歐洲的干預。是故這次齊普拉斯帶著尊嚴自主的旗幟上戰場,又能妥協保存希臘在歐洲的地位的結果,多數希臘人也能夠接受。

齊普拉斯的最後一戰,是通過紓困案,並將黨內的雜音弭平,鞏固激左聯政權。齊普拉斯透過拉攏支持紓困案的在野黨通過紓困案,使得激左聯內部反紓困者另立新政黨。隨後其透過辭職,進行自2012年以來的第四次選舉。此時希臘民眾對於選舉已經精疲力盡,也對過往的美夢幻滅,更對政客喪失信心。因此當選舉結果出來後,反紓困政黨多數退出國會,而激左聯也成功排除黨內極端派系,齊普拉斯政權獲得了空前的鞏固。[15]

但激左聯從反對黨轉型成執政黨,面臨的不僅是過往的困境,更有自己過去做過的承諾,外界對它能否徹底執行紓困案的要求,也充滿疑問。另一方面,難民潮也成為第三次紓困案之後,另一個希臘困境。因此,希臘是否能在這次紓困案後走出困境?人們並無信心。

希臘困境為何難解?內在的結構性問題

與較著重國際情勢的其他著作不同,作者將國際背景與希臘國內的困境交織在一起,著重指出了希臘國內的困境根源。[16]從上述可以看到,希臘國內問題重重,並且是連環地鎖扣在一起。

首先,政治的恩庇侍從體制,使得政客與選民上下交相賊,透過各種政策進行全民分贓式的賄選,有害民主的貪腐政治文化滋生蔓延;而政客透過這個方式將舉族親友與追隨者安插進公部門,法律上更保護公部門無法輕易被彈劾,導致效率不彰且人數不斷膨脹,福利也不斷增加,造成政府的沉重負擔;行政現代化、電子化更遭到抵制,因為這樣政客與公務員無法再藉此上下其手,因此改革緩慢。因此可以看見一個循環如下圖:

筆者自繪

作者走進田野的觀察,讓我們看到,現今存在希臘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出現了很大的問題。然而,倘若要追溯這個體制之所以產生,則必須回到歷史脈絡之中。

希臘自從1453年拜占庭帝國滅亡、被鄂圖曼帝國統治後,由於鄂圖曼的統治策略是以宗教作為被統治者的區分,他們遂將東正教徒統治權交給東正教會,故教會對教徒有著官僚、信仰、庇護者三合一的責任。這導致了教會肩負起保護教徒的責任,卻也導致了收賄的腐化風氣。

隨著十九世紀獨立戰爭的爆發,東正教教會起初支持鄂圖曼帝國的鎮壓。導致獨立後,希臘為了避免來自鄂圖曼君士坦丁堡東正教大主教的干擾,遂建立屬於國家、由國家控制的獨立教會,此後因獨立戰爭而起、山頭林立的政治派系,取代教會成為希臘人民新的保護者。

儘管派系分分合合,但作為保護者的功用,則延續至今。而作為保護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勢必「照顧」被庇護者,因此分享「資源」給他們,換取底層的支持,形成分贓的體制,而這個體制結構就這樣層層下去,每一層都形成保護者 — 被保護者之間的關係。在經濟穩定時,這個體制可以有效運作,但當面臨這場空前危機時,這個結構就成為壓倒希臘的負擔。

其次,希臘封閉、仇外的民族主義作為一把雙刃劍,對希臘也產生莫大影響。民族主義雖使希臘社會團結起來對抗三巨頭與希臘政府,卻也促使希臘在財政困難時,仍盲目地大肆擴軍,使得財政更加艱困,並誤認希臘有能力追討戰爭債務。

更因為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使得希臘對運用外國人來賺錢的看法,抱持排斥的態度(即使希臘的觀光業是經濟主力)。加上難民湧入,讓派外的金黎明黨崛起,即使該黨酷似納粹,人們也絲毫不以為意。

由於「希臘優先」、「希臘優越」的理論,不少希臘人認為歐洲人,應該還清他們從自家祖先那邊擷取智慧財產的債務。即使這些舉措,激怒他們的債權人,使得希臘更加孤立,希臘民族主義仍然頑強。最後希臘人將激左聯送進政府,金黎明黨進入國會,不僅讓他們去跟債權人對抗,也在國內引起不安與騷動。

希臘的民族主義,始於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葉。當時,希臘與西歐的接觸,加上鄂圖曼帝國的衰落、俄國的崛起、東正教與回教衝突、歐洲的先進與鄂圖曼的落後等情況,也開始緬懷自家遠祖的光輝,民族主義思想開始萌芽。

隨後,因為鄂圖曼內憂外患,希臘人終於全面起義取得獨立。獨立後的希臘,從政府、教會到思想家,都開始灌輸人們民族主義思想,從過往希臘的偉大、採用淨化的古希臘語作為國語以「去土耳其化」,到希臘人的優越純淨,泯滅希臘獨立時的多種族加入獨立戰爭、希臘國土上多元族群的事實,認定希臘上面「只有希臘人」,更要對抗邪惡的外國人。

但獨立後的實際情況,希臘仍然受到列強的「共管」,而體制內一直有醞釀著要將領土恢復古拜占庭疆域「大計」(Megali Idea)的派系,希望統治巴爾幹和小亞細亞的所有東正教徒。

過去希臘人與土耳其人的區分是以宗教,而非種族區分的,因此宗教與希臘的民族主義揉雜在一起,成為希臘立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然而希臘獨立後,不僅數度被鄂圖曼打得潰不成軍,還導致經濟崩潰,列強因此共管希臘財政,這些均使得希臘的夢想成為不可能,也使希臘人對外國產生強烈敵意。唯一的一次機會是在一戰結束、鄂圖曼帝國瓦解之際,希臘在英國默許下趁機入侵小亞細亞,企圖完成其大計中「大希臘」的夢想,然而不僅被凱末爾率軍擊潰,更導致上百萬定居小亞細亞的希臘人被屠殺、流亡各地,雙方的血海深仇此後不斷增加,使得希臘濃烈的民族情緒因此更為加強。

1930年代,希臘走向獨裁政治,而希臘的民族主義因為早已有著類似的觀念,因此接受了法西斯和納粹的許多主張。這些觀念在戰後並沒有被清算。因為冷戰緣故,英美支持希臘政府利用極右派進行白色恐怖,屠殺為收復和保衛希臘國土貢獻心力的共產黨,這些人更隨後進入政府部門,成為獨裁者「上校軍團」的支持者。

隨後希臘雖然推翻獨裁、走向民主,卻因為各黨派希望「和解」、「穩定發展」,希臘極端的民族主義一直受到忽略,希臘的政治體制也沒有大幅變革,架構上和過往一樣,與戰後重建期的歐洲各國不同。這股極端的民族主義,也就一直存在於希臘。

筆者自繪

因為上述問題,讓政府治理機制與治理能力受到大幅削弱,過往看似穩定的民主機制,在面臨危機的當下,也就完全失靈,導致希臘不僅無法有效推行改革,反而是陷入黨派內爭和政治鬥爭,三年內進行四次選舉,最終人民筋疲力竭,傳統老黨式微,新的民族主義政黨激左聯與金黎明黨取而代之。

外在困境:新自由主義下的金融全球化

本書作者翻閱希臘歷史,發現希臘為了加入歐盟,無所不用其極地隱瞞自己的財政問題,他並著重點出了希臘隱瞞軍購經費一事。[17]

但希臘的問題,與國際局勢也有著密切的關聯。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美國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曾為希臘做了一盤隱瞞債務的局,以協助希臘進入歐元區,讓希臘能夠從歐元區中大量舉債、滿足財務需求,高盛可從中透過各種金融工具洗錢,賺取大量傭金獲利。除此之外,將希臘與歐元區(特別是德國)綑綁在一起,讓各國最後一定要為希臘解決問題,高盛就能從中漁利。[18]

為何高盛的陰謀能夠如此順利?這一切須從「新自由主義」這套政治經濟學理論說起。此思想源自二戰後,如米塞斯、海耶克等人所創造出的一套經濟思想理論,主張小政府、自由市場、保護私人產權與自由等等(但第一和第三項可能有所衝突)。然而戰後所流行的是大政府、積極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因此新自由主義雖然出現,並受到大量富人資助,僅在學校、智庫、傳媒等地與凱恩斯主義進行理念宣傳戰,等到197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問題後,它的影響力才開始大增。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義簡史》是本入門新自由主義的好書。

只是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內涵與實際政策的執行,卻又差距甚大。在美國開始採用這套政治經濟學,作為新的國家方案前,美國在紐約市和智利(透過政變推翻合法選出的社會主義政府,讓美國訓練的智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主掌該國經濟)進行實驗。

實驗的方式,包括減輕或取消富人稅負和外資進入門檻,讓資本自由流動,國家降低國營事業、社福等領域支出、乃至退出或私有化,換言之,所有事物均可市場化供買賣(如水,如果沒有市場政府要建立)。除此之外,政府也修改法律符合投資者,而非人民的利益(如禁止工會),並透過各種方式,甚至武力以確保市場穩定(而非人民福祉)。但這一切,均是為了確保投資者、而非社會的利益。

在實驗成功後,這套方案旋即受到飽受經濟停滯、通貨膨脹之苦的國家支持,以英國為首開始推動進行,歐洲也受到程度不一的影響,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往後成立的歐元區,採取的理念與政策均類似於此。[19]

在美國和各種機構(特別是教育機構和傳媒)的推動之下,全球各地開始實行類似的方案。[20]過往受到束縛的銀行熱錢開始通往世界各地,並透過各種方式摧毀阻擋者,從智利、伊拉克、東南亞到希臘,都籠罩於新自由主義之下。

流動的資本經過之處,特色均是炒作房地產、股票等曇花一現的泡沫經濟奇蹟,但資本炒作後即迅速離開。這種炒作導致的去工業化,則使得過往健全的工業經濟結構隨之瓦解,各國經濟也陷入蕭條。

倘若這些受害的國家,要求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者世界銀行拯救,就必須按照上上段所述的方案,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才能拿到補助,而這套方案,即是新自由主義的「撙節」政策。

但是要求拯救者,不論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還是2008年以後的歐洲,其實早在災難之前,就逐漸接受新自由主義路線。因此,接受補助方案後,只是提供給像是高盛這種投資銀行,或者富有國家,透過收購轉賣資產賺取暴利,補助款事實上也多數以償還的利息或本金等方式,回流至跨國銀行、債權國銀行裡,並沒有實際上協助該國重建經濟。[21]而這些國家的人民仍舊面臨失業、社福和退休金刪減甚至消失,因而無法過活的問題,他們只得上街抗爭,但卻反遭執行這些方案的政府鎮壓,求助無門。

回到希臘,我們看見相似的情節在希臘出現。許多知名的學者,就點名抨擊同樣的方法無助於拯救希臘。然而,歐盟並不打算放棄撙節政策,這正是因為高盛將希臘與歐洲綑綁在一起,牽一髮動全身。因此歐盟一方面透過紓困案注入金錢,透過撙節政策讓錢回流至本國以拯救本國銀行,另一方面則強迫希臘私有化、國有財產出售等方式拍賣希臘,讓希臘還債的同時,中飽私囊。[22]

明日之後?

希臘的未來如何是好?有許多著作對希臘現況提出許多處方,例如張翠容在《地中海的春天》一書中,指出人民透過各種參與民主政治的方式來反抗宰制,或許有機會推動轉變;大衛.史塔克勒(David Stuckler)、桑傑.巴蘇(Sanjay Basu)兩位公衛經濟學者在其著作《失控的撙節》一書中,也認為應該重新恢復社福讓人民恢復健康,並推動公共開支以創造經濟活絡的凱恩斯主義方式來重新復甦希臘經濟。[23]

然而,在內部結構性問題無解、外部環境完全不友善的情境下,凱恩斯主義的處方不太可能實行。而民主政治給予希臘的,似乎只是宣洩民族主義激情的道具,民族主義激盪下產生的新政府,繼承了一樣的政治體制、政治文化以及還沒有解決的各種問題,且仍然無法滿足人民的願望。

因此,對於陷處困局、經歷多次選舉之後筋疲力竭的希臘人民,他們短期內只能接受現況,不願忍受者,似乎只能出走。如同本書採訪者所言:「我們在希臘看不到未來,出來只為了孩子的未來。」希臘未來的希望短期內似乎仍看不見蹤影。

但希臘的困境所突顯的,不僅只有希臘內部的問題,還有全球的問題:全球化下失控的銀行與金融業,導致全球(特別是一般人民)承受苦果;民族國家無力對抗全球化大財團;國內民主機制失靈;傳統共識政黨式微與極右派與極左派崛起,乃至取而代之;資本家、財團和一般社會大眾貧富差距高度懸殊;富裕國家對於貧困國家的宰制。

這個情況在近年來已經逐漸不僅浮現於窮國,富裕的國家如美國、英國、奧地利等國也已出現,不管是奧地利共識政治的破產、美國桑德斯與川普的崛起、英國脫歐、歐洲各地極右翼政黨崛起、全世界左派無能提出新提案而衰頹等等,都已充分反應了全球問題,正以既相似,又具有在地特色的形式呈現。[24]

若回到臺灣,儘管本地與希臘的具體情境不同,但我們卻面臨著相似的問題。從太陽花學運以來所檢討的失靈民主機制至今仍未改變;恩庇侍從體制,也僅是由民進黨收編國民黨的地方與地方派系,延續著傳統類似的政治關係;無法負荷的年金與四大保破產問題;電業法的修法與自由化,有著高度利益糾葛;財團在全國各地的開發與炒作房地產;青壯年的所得偏低等許多議題,雖然曾在選舉前夕經歷討論,也是社會運動所呼籲與反抗的議題。但是這些議題在選舉之後不是無疾而終,就是照著老路前進,甚至是更嚴重。

選舉並未帶來太多改變,即使是當初反抗運動的參與者,許多人似乎也放輕了批判力道,進入體制者甚至迅速遭到體制腐化。臺灣,是否也如同希臘一樣,走入了無法改變現況的困局?如果是的話,那該如何是好?值得人們深思。

本文曾刊載於「說書 Speaking of books」,曾因方便閱讀而分上篇下篇,此處將兩篇合併。

參考書目:

李察.克羅格(Richard Clogg)著,蘇俊翔譯,《錯過進化的國度:希臘的現代化之路》,新北市:左岸,2003。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王欽譯,《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張翠容,《地中海的春天:重返阿拉伯之春與歐債風暴現場》,台北:馬可孛羅,2013。

大衛.史塔克勒(David Stuckler)、桑傑.巴蘇(Sanjay Basu)著,譚家瑜、陳重亨譯,《失控的撙節》,台北:天下文化,2014。


新聞連結:

[1] 〈避稅 希臘有錢人 買帆布遮蓋泳池〉,新浪,20100516,網址: http://goo.gl/7nxOBX。

[2] 〈財政瀕臨崩潰的希臘曾巨額軍購〉,德國之聲,20120703,網址:http://goo.gl/V9IQhz ;〈希臘成德軍庫存退役武器第二大買家 不顧經濟困境〉,華夏經緯網,20150514,網址:http://goo.gl/xb6rnw。

[3] 〈希臘:德國欠我們戰爭賠償!〉,德國之聲,20130804,網址:http://goo.gl/tq3uxa

[4] 〈希臘、西班牙 忍痛砍公務員福利〉,自由時報,20121031,網址:http://goo.gl/9gNbfh。

[5] 〈趕走三駕馬車改稱“機構” 希臘債務談判週三重啟〉,大公財經,20150311,網址:http://goo.gl/1aoGoa。

[6] 〈希臘替代義大利成為難民主要登陸國〉,德國之聲,20150207,網址:http://goo.gl/kNiQfR

[7] 〈難民危機中的希臘風度〉,紐約時報,20150922,網址:http://goo.gl/Lhs5uL。

[8] 〈希臘拒絕承擔難民問題的責任〉,俄羅斯衛星網,20160115,網址:http://goo.gl/SVFHI1。

[9] 該黨暴力不只針對難民,但得到不少支持者讚賞,如〈希臘極右翼政客掌摑共產黨女議員〉,鳳凰網,20120608,網址:http://goo.gl/nGG8NC。

[10] 〈希臘新納粹殺左派歌手掀民憤〉,世華媒體,20130920,網址:http://goo.gl/Q76xME。

[11] 〈希臘極右派政黨 黨魁與議員被捕〉,中國時報,20130929,網址:http://goo.gl/ovReRW。

[12] 〈左聯上台 迅速組執政聯盟 向緊縮說不 希臘促撇債一半〉,香港蘋果日報,20150127,網址:http://goo.gl/p7bwqY

[13] 〈向債主嗆聲?希臘總理齊普拉斯 關鍵時刻出訪俄國〉,ETtoday,20150616,網址:http://goo.gl/kvKyQ6。

[14] 〈希臘公投背後的政治遊戲〉,紐約時報,20150630,網址:http://goo.gl/GKdZGu

[15] 〈希臘大選結束齊普拉斯組聯合政府〉,newsjs,20150921,網址:http://goo.gl/2AMjPt

[16] 較著重國際背景者,可見張翠容《地中海的春天:重返阿拉伯之春與歐債風暴現場》,臺北:馬可孛羅,2013。或參考他為本書所寫的〈推薦序〉,網址:https://goo.gl/JR82eO。

[17] 參見本書98–99頁。

[18] 〈Wall St. Helped to Mask Debt Fueling Europe’s Crisis〉,紐約時報,20100214,網址:http://goo.gl/e4LWdL。

[19] 因此美國布朗大學教授Alex Gourevitch指出,反對撙節又支持歐元其實是不可能的。參見〈You Can’t Be Pro-Euro and Anti-Austerity〉,20150715,網址:https://goo.gl/eztGyu

[20] 美國共和黨首先支持,民主黨由於無法抗拒金錢的支持而被迫向其靠攏。此後高盛的高層均長期出任美國財政部長,或者是IMF的官員(例如總裁拉加德),又或者是歐洲政府的高層。

[21] 例如美國前勞動部長揭穿高盛與華爾街干預希臘危機撈取暴利的過程。悲劇的故事當中,許多要角均為高盛公司的「旋轉門」政客,參見〈Robert Reich: Goldman Sachs and Wall Street “masterful” at exploiting Greece〉 ,20150724,網址:http://goo.gl/FrQ5Wk

[22] 〈中國公司收購希臘比雷埃夫斯港交易確認〉,BBC,20150704,網址:http://goo.gl/80EfFg 。〈希臘賣島還債 150座島嶼上架銷售〉,中國時報,20150808,網址:http://goo.gl/tw4Pev

[23] 大衛.史塔克勒(David Stuckler)、桑傑.巴蘇(Sanjay Basu)著,譚家瑜、陳重亨譯,《失控的撙節》,台北:天下文化,2014。

[24] 可參考魏城,〈退歐公投引發的思考〉,金融時報中文網,20160624,網址:http://goo.gl/Gw8fPM;陳婉容,〈奧地利左翼勝選總統,宣告「共識政治」末路〉,端傳媒,20160606,網址:https://goo.gl/bDQUBu;張翠容,〈英國所掙脫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歐盟?〉,20160626,網址:http://goo.gl/uKbLn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