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國民族主義有什麼問題？──來自《湖南人與現代中國》的啟示
當你翻起手中的中國史書籍閱讀時，有沒有想過，這些寫作歷史書籍的作者，在描寫中國近現代歷史時，是否在筆觸中帶入了自己對中國的民族情感呢？
過去很多歷史學家，身處於國家轉型、衰弱、動盪與外力入侵的時代，他們發現當時許多中國人根本不知道甚麼是「民族」、「國家」、「中華民族」，因此想要透過他們的方式，也就是寫作歷史書籍（例如《中國近代史》、《中國古代史》或者在學校開設「中國史」等課程，和編纂教科書等），來告訴「同胞」「中國」到底是什麼（所謂「同胞」其實是一種主觀認定，例如新疆、西藏與臺灣等地區都在清朝時期才被併入中國），讓大家一起「認同」中國。
也就是透過知識的灌輸，告訴當時的人們與下一代「我們都是中國人」、「某些地方是中國的領土」、「誰是我們的同胞」等等，藉此使被灌輸這些知識的人們心中，有了這些學者想像並且希望為大家所共有的、統一的中國的樣貌，使人們心中保存著古老中華帝國的版圖與樣子。
但這種歷史的書寫方式，是有一定的危險的。因為，這使人們在閱讀這些歷史書籍時，不自覺地將中國視為一個「整體」。
或許大家會懷疑，真的有嗎？那就算有，那又如何？
作者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作者自取的中文名字為裴士鋒）所寫的這本書《湖南人與現代中國》，正是挑戰上述觀點，指出它的問題，並帶給我們一種對中國歷史全新的思考方式，推翻以往我們對於「中國」的認識與假定，並進一步產生更多的思考。
裴士鋒用來挑戰傳統觀點的例子，是近代中國一度出現、現在卻已經被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所壓抑的地域認同：「湖南民族主義」。作者認為，過去的認識都是直接從大一統民族主義的說法認識中國，但地方性的認同（也就是作者所說的民族主義）在當時的中國同樣、甚至更重要，因為他們在內陸地方上的活動，同樣主導著中國近現代史的走向。湖南，就是這樣一個特別的地方。
然而，為什麼選擇湖南？
湖南在清朝時期常被視作文化上的蠻荒之地，人們勇武剽悍、粗魯無文，幾乎不曾產生任何重要的人物。事實上，湖南在明末清初時就曾誕生一名影響近現代中國甚深的大思想家，更產生了近現代中國史上的多位重要人物。此外，儘管湖南位處內陸，湖南人所帶給湖南自身與中國的變革卻絲毫不遜於沿海所帶來的影響，這群湖南人身上逐漸誕生、鮮明的湖南獨立認同與民族主義色彩，引起了作者的注目。
為什麼湖南在近現代史上會大放光芒？為什麼這些人身上有這麼鮮明的獨立認同與民族主義？又為何在之後殞落？這是否提醒我們，中國歷史其實有各種不同的樣貌，並非我們以往所了解的樣子？面對這一切疑惑，裴士鋒透過流暢的文筆，一一帶出解答。
本書從明末清初湖南大思想家「王夫之」（字船山）的子孫，以及深受許多湖南學者、重要人物推崇的王夫之著作──《船山遺書》開始，以湖南這個在近代中國史上既保守又改革的省份為切入重點。
為什麼是王夫之？作者認為，王夫之獨特且深刻的思想以及面對清廷時顯現出來的反抗精神，都透過他的著作與傳說流傳後世。而作者從往後湖南人的行動與思想中，看到了王夫之思想的影子（不管是溫和改革還是激烈革命）。簡言之，王夫之的形象與名聲成為日後湖南人在從事各種行動的根據、工具與庇護之所。
書中的這些湖南人，包括清朝中葉的學者鄧顯鶴、晚清的曾國藩兄弟和郭嵩燾、清末的譚嗣同以及留日學子楊毓麟、楊度、現身於創建革命與民國的黃興與宋教仁、民國時期企圖重振湖南文化與教育的劉人熙和楊昌濟、獻身於湖南獨立運動而橫死的熱血青年彭璜、後來走向共產革命的毛澤東等人，這些湖南人致力於湖南獨特民族的建構，也在中國與湖南彼此拉扯的命運中，做出了掙扎、選擇和行動，共同參與並締造了這一段歷史。
最初，鄧顯鶴希望用王夫之思想的高深博大，彰顯湖南仍然擁有文化傳統，而非一般人眼中的蠻荒之地，因此他推行王夫之的著作，進而開啟了近代塑造湖南與湖南人特質的先河。日後當曾國藩兄弟攻打太平天國首都南京時，也著手重新刻印王夫之的著作，他們認為王夫之的思想是戰後匡正社稷的重要典籍，與此同時，他們所帶領的湘軍也正彰顯了湖南人勇武、抵禦外侮的精神。
而深受王夫之的思想影響的郭嵩燾，受到王夫之思想的影響，採取正面的態度面對變革與外國事物，並藉由王夫之在長沙城與曾國藩祠內的祠堂來推廣這些思想、信仰與外國事物，並將之譽為湖南先賢過去鼓吹的美德，塑造湖南的優秀精神。儘管此時郭嵩燾遭遇巨大的阻礙，但是他持續不懈地努力，對下一代讀書人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而譚嗣同與其老師劉人熙，正是郭嵩燾努力推廣下，受到王夫之思想影響的湖南人之一。在求變的時局下，不僅王夫之的思想被轉化挪用以教導年輕學人變革，傑出的湖南前輩更成為譚嗣同建構湖南特色的素材。他接續了鄧顯鶴的努力，重新建構湖南的特質，成為推廣革新、自治、民主等運動的利器，使湖南成為不遜於沿海的內陸省份。譚所作的這些事，同樣影響了同代人與下一代人，更開啟了後來湖南獨立論調的先河。
儘管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湖南被北京強迫中止維新，但是革新的種子並無斷絕。作者筆鋒轉向東渡日本求學的湖南學子，他們在日本受到民族主義與西方思想的影響，加上上述湖南人們的影響力，使得他們擁有拯救湖南乃至中國的使命感，並再次開始重塑湖南的特殊性格。
透過追念王夫之，將之構築為湖南獨特性的象徵起源，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將王夫之特殊的民族思想，建構為湖南與中國各種願景的起點。在這些構想中，常常出現「湖南應先自主」的說法，更激進者如楊毓麟，甚至提出了湖南應該拋棄清朝（中國）來保存自己、建構湖南自身特質的說法。
同一時間，革命運動開始興起，湖南人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王夫之的民族思想不僅成為湖南人與非湖南人運用的武器，雙方更同時競逐王夫之思想的解釋權。前者闡揚王夫之的湖南民族精神，後者則賦予反滿革命的意義並抨擊前者，這背後反映的，是湖南－中國這兩種認同的拉扯，也是湖南人心中的矛盾之處。
在革命運動中最為著名的湖南人，則是黃興與宋教仁，他們受到湖南獨特思想的影響而欲從事湖南革命，但因失敗而與孫文結盟。此後湖南人的命運與近代中國的命運，繼譚嗣同參與維新之後，短暫地走上合流。
其餘湖南人，不論有沒有參與革命運動，也在湖南－中國的認同矛盾中逐漸走向不同的兩端，留日學生陳天華等人便在這樣的矛盾中自殺身亡，死後卻因入葬湖南聖地嶽麓山被官員阻攔，最後僅能草草埋葬。湖南人悲壯的死與外人的阻攔，激起了湖南人的民族意識，強化了湖南抗拒外人的心態、獨特性等諸多主張，使湖南的潛在獨立意識更形擴大。
往後隨著清朝的滅亡與中華民國的建立，許多湖南人似乎放下了當初的湖南民族主義，短暫與大一統民族主義合流。不過，湖南民族主義並沒有消失，作者將帶領我們看到，這些思想在民國時期怎麼為新一代的湖南人所繼承，如何因為時局而產生變化，思想的變化又如何牽動人們去從事各種行動，作者也會帶我們檢視，最終的湖南自治乃至獨立運動是為何而消失。
首先，王夫之的全國性角色隨著滿清的垮臺而消失，重新且完全的成為了湖南人的資產。因此譚嗣同的老師劉人熙，透過民國政府給予地方自治的機會，帶領湖南人們重新開始復興、再建湖南的獨立特質。
雖然隨著時局變化，時有頓挫，但是劉人熙仍然成功重建了船山學社，並透過王夫之在湖南名聲的庇蔭，重新詮釋其學說，重建湖南的反抗與獨立精神，用以反對北京政府的中央集權統治以及前來統治湖南的北方將領，從中重塑湖南的獨立文化與政治。
與劉人熙同樣進行努力的，還有楊昌濟。他透過改造古典學說為現代公民教材的方式，以及對王夫之思想的重新詮釋，賦予王夫之學問新的時代意義，用以教導湖南學子。這些教育內容貫徹強烈的湖南色彩，將曾國藩、譚嗣同等人作為文武雙全的行動典範，以此高倡人的意志足以改造世界。他意圖藉此改造湖南人，認為人的思想改變將能影響整個社會，並進一步帶動變革。
在劉人熙與楊昌濟形塑的新一代湖南人中，有許多日後成為共產黨的幹部，其中作為翹楚的，就是娶楊昌濟女兒為妻的毛澤東。
受教於楊昌濟的青年毛澤東，在思想、行動等方面均受楊昌濟等前人的理念影響，也深受湖南獨特性的薰陶，他曾創辦新民學會進行推廣。只是當時正逢袁世凱去逝後的軍閥混戰時期，讓劉人熙、楊昌濟等人的努力受到挫敗，北方軍人相繼入駐湖南，更使多數致力於此的人們被迫離開湖南，毛澤東也是在這樣背景下，追隨楊昌濟前往北京大學。
往後受到1919年五四運動的影響，以及北京大學內蔡元培、陳獨秀等當時新文化領袖對湖南歷史、人物等特質的讚賞，毛澤東決定回到湖南長沙推動北京的新文化運動，當時與他一同回長沙的，還有他在北京時結識、同樣對湖南獨特性抱有堅定信仰的彭璜。
1920年，由於湖南將領趙恆錫趕走北方軍人，局勢變化更有利於毛、彭二人的理想。他們隨即開展運動，意圖建立完全獨立的湖南政治與文化實體，創建「湖南文明」。在當時政經社會氛圍的支持之下，運動蓬勃發展，毛澤東更透過學習湖南前輩，重塑過去並賦予新的修辭意義，將過去所創造出來的民族主義力量納為己用，用以喚醒湖南人。
而彭璜更活躍於自治運動，在文章中主張中國並不是湖南人要效忠的實體的概念，「漢人」一詞只是壓迫湖南的工具，湖南人應該效忠的就是湖南，一時之間討論甚為熱烈。
但不幸的是，趙恆錫只是利用自治派，隨後便拋棄相關主張，使得上述的湖南運動曇花一現。這使得許多人放棄了湖南關於自治乃至獨立的主張，被迫在忠於中國或反對所有國家的世界主義主張之間做出選擇。
當時湖南的激進青年們，包含毛澤東與彭璜，及其創辦的新民學會的成員，多數選擇了第二種主張。然而，彭璜卻在共產革命與自治主張之間游移不定，並挑戰毛澤東在學會中的權威，雙方因此逐漸從合作走向破裂。
只是在1921年，彭璜離奇失蹤死亡，使得湖南自治獨立等想法也隨著彭璜的死於焉告終。彭璜的死，使毛澤東再無阻礙，成為新民學會中唯一的權威，能無礙地推廣共產主義。
之後，毛澤東在湖南繼續運用船山學社、以及當初倡導「湖南獨立」的精神號召，宣傳共產主義，吸收更多優秀的湖南人（如彭德懷、劉少奇），走上創造新中國的道路。而湖南的命運，則在這分分合合的過程中，最終與現代中國合流，但這段期間的故事也為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述手法所淹沒、隱藏。
最後，作者在〈跋〉再次重述了近現代中國史上，湖南的許多特別與耀眼之處，這代表了內陸和沿海同樣是推動現代中國變革的力量之一，絕非以往歷史中所描寫的阻礙。這些深愛著湖南的人們的思想與行動，閃爍著湖南人特有的光芒，與獨特的另一種地方性民族主義，然而這些事情卻為後來的、由上至下所形塑的大中國民族主義式歷史書寫刻意遮蔽，用以強化統治的正當性。
因此，作者希望能夠透過回到當時的時空背景，重新還原過去湖南與湖南人們的這些事蹟，讓我們了解過去歷史事件、人們思想與行動上的複雜性，填補那些因為後來政治需求而被迫消失的空白。
作者也再次提醒了讀者，千萬別讓自己被那些追尋現代中國起源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牽著走，因為我們往往會因此遺漏了歷史的起源、過程與人們的構想，畢竟這些事情可能因為無緣實現而被遺忘或修改。當這些人能夠再次重現於歷史書上，閱讀這些書籍的人們，或許能從過去找到值得借鏡的地方。
看到這裡，大家是否與筆者有同樣的想法：過去我們所讀「中國史」的書籍、所學的相關課程及所用教科書（不禁令人想起課綱微調），他們的撰寫者本身就有引導政治認同與對過去認知的明顯意圖。
然而，除了這些史學家本身的意識形態之外，他們的背後是否還有人（例如政府）企圖透過這些筆觸與教科書灌輸給我們這些觀念呢？倘若他們灌輸的歷史認知可能有誤，那這種錯誤的歷史認識，是否會使我們對現實的中國產生錯誤的認識，或因此形成我們想認識中國的迷霧呢？我們又該如何擺脫這些歷史學家給我們的有色眼鏡，來重新以其他角度審視過去的中國呢？這些都是可以深思的議題。
不如就從閱讀這本書開始，也許這就是讓我們擺脫束縛，邁向豐富視野的第一步。
附帶一提，這本書的英文版出版後，曾經遭受到學者汪榮祖的強力抨擊，除了資料運用上的一些解讀錯誤與瑕疵之外，汪氏也批評本書作者與西方漢學界「新清史」的研究帶有分裂中國的意圖。[1]然而，後繼研究者指出，汪榮祖這種解讀與評論，其實正是帶有政治性的、民族主義的解讀（認為中國是單一的、外國都是要分裂中國的類似的民族情感）。[2]而這正是作者力圖避免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對過去中國的解讀」。
本書由作者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仍有不足之處。上述提到的後續研究，指出了本書部分限制與牽強之處，如本書對於湖南民族主義的解讀問題，認為湖南人的做法仍是為了拯救中國居多，而非作者所強調的論點。[3]這也是我們在閱讀這本書時需避免的。
然而，這本書仍然值得一讀，畢竟他提醒了我們用另外一種視角與可能性，重新看待中國近現代史，也警告我們容易因為民族主義史學，而錯誤地認識自己或別人的過去，更讓我們可以對當代發生的、看似不重要的事情，有著更多的警覺與反思。
本文亦刊載於書評網站「說書Speaking of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