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小丑》
故事發生在鼠患猖獗、垃圾堆放四處的高譚市裡。垃圾與老鼠，可以說是這部電影最核心的隱喻了。垃圾即剩餘，似乎是在暗示著，作為廢棄物的人一旦被社會移除，便已走上必死之路，有時人跟鼠的處境都不知道究竟是誰比誰悲慘。垃圾是受到整個城市屏棄、邊緣化、賤斥、視而不見的所有集合體，最後滿溢出來反噬了文明與秩序。
一位伴著小丑妝的男子正扭弄自己的臉，邊揣摩邊強迫著自己笑。這短短的一幕幾乎已經是訴說完整個小丑的悲劇人生：人作為一個具有心理位移能力的動物，我們在鏡中認同了想像中的自己，加上外在他人對於自身的期待，確立了一套對於外在現實的一致性理解，來縫合實際上破碎的、不連貫的、殘破的世界。
究竟是誰逼著小丑笑，其實無從得知，是工作上雇主的要求？是將他暱稱為「快樂」(happy)，於是被迫終身虔誠信仰著樂觀的母親？還是這不允許悲傷難過顯露的集體大眾？然而，哭哭笑笑，對他人充其量不過是嘴角上揚或下傾斜的角度；不過是可以用金錢等價交換的低廉商品，禮貌性地微笑、皮笑肉不笑、言不由衷地笑，這年代誰不會？
這個城市生病了，病到棲居在裡頭的人，只能用冷漠與無情來回應自然真誠的互動，並視其為是危險。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拿出真心來會換到怎麼樣的絕情，人人只能自保。「求連結而不能」辜負了我們的神經依附系統，投入真感情反而換來了被遺棄、被拋擲、被孤立的慘況，不如把自己的心門關起來。是啊！這樣的狀態誰還需要真誠、誰還想要真誠，真誠只不過是一張換去被輕易人踐踏的門票。
母親說：「要做一個快樂的人。」
當快樂是一種要求(demand)而不是一種發自於主體的追求，便成為亞瑟一輩子要對抗的牢籠，我應該要快樂、必須要快樂、為了別人而快樂、不快樂也要假裝快樂，說服自己裝著裝著就會快樂了。現實生活中有許多苦，雖無法到甘之如飴，但也總稱得上逆來順受。不管了，那就笑吧～荒謬笑吧～笑著哭、笑著怒、笑著絕望、笑著惶恐、笑著無奈、笑著卑微、笑著羞恥、笑著殺戮。反正大家喜歡看我笑，反正母親要我把微笑帶給這個世界。每天被日常生活踐踏到體無完膚，返家時走著長長的石階，總得拖著沈重的生命重量，一步一步走下去，夕陽照射出來的長長倒影，像是把亞瑟拖往地獄，但我會一直告訴自己：「只要我快樂起來，世界就會不一樣。」
母親的話語、電視脫口秀、消費資本主義形塑出來的粉紅泡泡雖然不完美，卻能撐起一個底層人物的世界。但在三次擊打之後碎裂地體無完膚，甚至讓成為一個馬賽爾式功能性的人(functional man)、異化的人之可能性都再不復往。
第一破是關係信任的破裂：原本覺得信任且關心支持自己的同事，卻在一次兒童醫院表演中，因攜帶的槍不小心掉落而被革職之後，說成是亞瑟向自己買槍跟其撇清關係。面對到這樣認知與說詞分裂的失調，是粉紅泡泡的第一道裂痕。
第二破是社會安全網的破裂：即便接受著言不由衷、只關心問題是否惡化的社會控制式福利追蹤關懷，但至少還有個人可以說、有個管道可以拿到藥物，但因高譚市節省預算停止補助社福服務計劃，使亞瑟無法繼續獲得協助，這是粉紅泡泡的第二道裂痕。
第三破是自我幻象的破裂，也是最致命的一擊：在追查出原來自己的假性延髓效應是因為幼時被母親同居人家暴造成、母親對於自身真相的隱瞞與錯認來自於長期妄想症的症狀，還知道了原來一直以來在身邊支持自己的女友只不過是自己的幻想，對方僅僅是有一面之緣的同層鄰居。三樣難以置信的現實襲來，亞瑟正式崩潰了。
在這一連串幻成幻滅、懷抱希望又失望的無限輪迴中，亞瑟照見了自己的一無所有。原來，生命只是一個無盡的深淵。什麼叫做不成人形？就是世界加諸在你身上的，遠遠超過你可以承受的，靈魂被碾壓過，扭曲而成了小丑的面容。根本不需要化學池來摧殘自己，整個社會就是一缸有毒的化學池，亞瑟早已劇毒發作。他只需要躲進一個如同繭般的冰箱，鑽進去待著，出來便能蛻變成一隻滿身劇毒的毒蛾。破碎的心被這無情的世界磨成利刃，砍向所有不珍惜自己的人眾，再也沒有任何人可以辜負我。
正向樂觀是正常人抵禦無意義虛無世界的粉紅泡泡，卻也是麻木自我、甘於被奴役的根源。小丑是主流正向思考的對立面，或者該說是「反面」，它逼迫你去面對樂觀主義的無用與虛假。當你開始質疑起理所當然的「正面積極」，會揭露出世界的荒謬本質，而人工顏料與血混合而成的紅色，染在斑黃大牙上，正是代表「荒謬」的最佳色澤。鮮豔的紅，在戲劇張力最高點濺滿整個錄影棚，令人不禁想問：「這世界到底怎麼了？」現實世界生產娛樂，娛樂又再生產現實，小丑最終在民眾的召喚儀式下，把所有底層的恨意、怨懟、不公與憤慨編曲吟唱成咒語，披上酒神狂歡式的黃袍加身，小丑踏上集體烏合之眾浪潮成為新時代共主、新時代的反英雄，正式向早已傾頹的阿波羅意識型態社會宣戰。
「後現代悲劇的起源，在於從此幻覺被誤以為是真實，而身份認同被視為歸屬感的可靠形式。當人們因為渴望歸屬感，而以一連串的謀殺、自殺、狂熱、攻擊、戰爭行為，回應今天永久去疆域化(deterriorialization)的狀態時，通常伴隨著一種不太嘲諷的絕望。我認為，只有透過嘲諷(irony)，以及有意識地去理解英雄遊戲核心的擬像行為，次文化中的偽裝英雄才有機會拯救自己。」 — — 《英雄》，法蘭克 · 貝拉迪
最終，我們不該問：「為何小丑為惡、蝙蝠俠為善？」
而是帶著有意識的批判眼光，去問：「是怎麼樣的社會，竟會同時生產如此的悲劇英雄與悲劇反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