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026 ‧ 古巴日記 I ‧ Preface/小結]
「這是個美麗的國家，但有很多問題。」
從第一天入境到最後一天離境，妳從不同人口中聽到同一句話，是巧合的呼應，也是古巴現狀的一言蔽之。
古巴正面臨30年來最嚴峻的經濟危機，川普執政後期的經濟制裁持續發酵，加上COVID-19讓旅遊業停擺，這個食物、石油、工業機具、化學原料幾乎仰賴進口的國家，因外匯存底過低，幾乎無法維持正常的民生所需。缺糧、缺電、缺燃料，疫情期間通膨率高達7成，最嚴重的是欠缺常備藥品。止痛、止瀉、感冒藥…藥房架上空空如也，人們只得遁入黑市，掂量著平均4000 CUP（Cuban peso, 當地人稱peso）的月薪，購買10顆要價250–300 peso的阿斯匹靈，或回歸傳統的藥草帖方。若有美國家人能捎來美金或生活必需品，無疑是人生勝利組，甚至能藉機發財。
在這個物盡其用，就連八旬高齡骨董車，都能將全身零件換血、繼續奔馳的國度，唯一不值錢的就是時間。古巴人日日排著少則數十分鐘，多則數小時的長隊，只為了搭上一班通勤公車、買一袋麵包、加滿一桶汽油。極低限度的配給讓人餓不死，卻也吃不飽，每天睜開眼睛，手上的peso又貶值一點。人們想著如何獲取美金，好去只能使用外幣儲值卡消費的MLC商店，添購能維繫生活品質，但顯然過於昂貴的商品。階級社會依舊存在，貧富差距持續拉大，人民賤賣房產設法出走。走不了的人，在生活奔波中消磨心智，對政府的不滿，只能化為無力的抱怨喃喃。妳不禁想著，古巴人會如此受苦，是完全源自萬惡美帝的制裁？或長期打壓言論自由，抹去所有監督聲音的獨裁政府，也該負上一點責任？或這讓人民活在生存邊緣線的體制，其實也是政府在極端時期對社會的把控手段，讓人無力思考顛覆政權的可能？
計劃經濟搖搖欲墜，硬通貨才是生存的硬道理。國家一面對抗美帝，一面藉觀光業向觀光客賺取美金。反資本主義的切‧格瓦拉，他的形象被資本主義徹底消費。印有切頭像的3 peso紙鈔（約台幣4毛錢）成為兜售給觀光客的紀念品，每張從5歐元開始喊價。另一種矛盾是，吸引無數旅客前來朝聖，帶動驚人觀光收益的海明威，除了《老人與海》（因為主角是古巴漁夫），在古巴買不到這位「海明威經濟」主角的其他著作，包括他在「兩個世界飯店（Hotel Ambos Mundos）」511 房完成的《戰地鐘聲》，因為他是美國人。
1960年，切‧格瓦拉有段對古巴醫學生的演講，他是這麼說的：
「…我一開始是以學生的身分，後來則是以醫生的角色，在旅行中親自接觸到貧窮、飢餓與疾病；我知道因為缺乏資源而無法醫治一個孩童是什麼滋味；我見到了由於吃不飽和長久的懲罰所造成的麻木無感，竟然使得父母覺得失去了一個孩子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這種事經常發生在我們拉丁美洲的階級社會裡。我開始發現，我除了想當研究者、希望能對醫學界做出貢獻之外，還想做別的同樣重要的事，那就是去幫助那些人。」
離開古巴前一天，妳在哈瓦那的博物館看到切‧格瓦拉生前鍾愛的Nikon相機。愛拍照的切有幾台相機在手，從摩托車日記到革命軍旅，他用這台Nikon與另一台Leica留下不少紀錄。妳默默在心裡提問，若切還有機會在今日掌鏡，他會不會在鏡頭裡看見與摩托車旅途重疊的風景？當這位革命醫師這在天堂（或地獄）遇見他的昔日戰友菲德爾·卡斯楚，兩人碰面的第一句話會是什麼？
但妳還是好喜歡好喜歡古巴。這些年的工作與旅行，妳見過外在、內在的匱乏能如何摧毀一個人的人格，顯露人心的猙獰恐怖。但當妳面對古巴人民，妳在絕大多數人身上看到某種心靈餘裕，生活再艱困，音樂一下，他們隨時都能跟著旋律搖擺高歌；手邊的資源再少，絕大多數人仍願意對陌生人伸出援手。電影《寄生上流》有句台詞，「有錢的話，我也會很善良」，妳曾覺得有些道理，但在見過古巴人的無私後，妳就否決這句話了。若有一天妳重回古巴，絕對是為了這裡的人（當然還有很棒的街頭音樂！）。
旅程第三天，妳來到Santa Clara，在那裡見到切與游擊隊員用以破壞鐵軌的黃色推土機。巴蒂斯塔政府軍搭乘的火車在此役出軌翻覆，被切與夥伴以小搏大盡數殲滅，Santa Clara成為革命戰役的勝利起點，最終推翻貪腐的巴蒂斯塔政權，讓古巴進入新時代。那時妳對這場關鍵戰役其實不太有感覺，按幾下快門就走了。但今天回望這些照片，妳又開始想像，若游擊隊沒拿下Santa Clara，輸掉這場革命，今日古巴會是什麼樣子？古巴人會是什麼樣子？妳在古巴的這12天，還會如此坎坷，卻又無比感動嗎？這一切當然只能存於想像，身為小小旅人，妳只是偶然路過歷史的蝴蝶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