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洛威作為一名科學史學家(雖然這個身分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定位或者承認的)，在第一章檢討20世紀社會科學在傳統上的自由派意識形態，意即維護自然和文化的二分，以及女性主義如何在認知身體政治上，一方面受到自然科學當中的支配原則，一方面卻又在意識形態上將「自然」樹立成敵人，以致於女性主義在知識與意義建構上接受了一種基於再生產的歷史唯物論。
在佛洛伊德的「性化約論」中，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立基於對於自然的逐步支配，尤其必須控制人類性能量，重新將身體政治化約到從生理出發。書中以Brown和Firestone為例，性化約論的論點使得「解放」依舊受制於一種被假定的自然決定論，而無法建立一種不把身體視為終極敵人的女性主義。
關於自然與文化的關係，哈洛威認為文化並不支配自然、自然也不是敵人。在辯證人類存有在世界的根本位置議題上，人類乃是透過勞動，與尚未被人性化的事物進行互動，進而創造我們自身。無論是個別身體或者社會身體，都不能被視為自然的；那些在經驗或者理論中被視為自然或文化的東西，在勞動的自我創造過程中，是被改造的。自然與文化、人與動物之間的辯證互動是持續的。
直到1920到40年代，動物科學的主題橫跨自然與文化之間，顯示美國知識史上，社會科學具有知識性的意識形態獲得承認。在自然科系和社會科系的新自由派關係中，出現了「人文工程」—在科學組織中，針對人類的物質性進行設計和管理。例子如靈長類研究，用於合理化和自然化人類身體政治中壓迫性的支配秩序。
哈洛威也提到關於動物社會學(animal sociology)，動物作為自然的客體擁有特殊的地位，他們前理性的、前管理的、前文化的本質在揭示人類起源上始終帶有著預示性的曖昧。
而後，在雅克斯以及卡本特兩人的討論中，雅克斯由於建立了「性問題研究委員會」，在1922至二戰後使得「性」的有機過程與社會過程成為科學研究上優先的問題。卡本特雖承繼性為基礎的生殖與支配就是一個自然身體的基本組織原則，但是在理論上，卡本特將比較心理學和性心理學的概念扣連到關於種群(population)的自然政治經濟學中。
卡本特早期的功能論，相當程度上與比較心理學和實驗胚胎學有關。在胚胎學中，有一重要的理論概念是場域(fields)。場域由眾多梯度之間的互動所形成，而主要場域的組織仰賴支配梯度(dominance gradients)。支配作為梯度的一種屬性、形容詞使用，在二戰時因為大量關於威權人格、社會秩序根植於支配的平衡狀態的關顧，故成為主要研究的課題。科學家因而在動物社會學和心理學、人類社會學和心理學，在生理和心理的層次，尋找那些足以成為組織性原則的支配軸，藉此完善功能論的均衡社會模型。
哈洛威認為要解決支配的政治原則已然轉化為一種支配的正當化科學原則，將科學的基礎放在社會關係而非支配上，重點在於拒絕所有主張具備純粹客觀性的意識形態，主客體二分正當化自然與人類支配的行為。例如，不再把靈長類視為人類的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