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與逃之間:讀商禽

蔡芷琦
人類學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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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n readJun 15, 2020
圖片來源:udn。早期商禽帶有一種滄桑、沉思之樣貌;晚年商禽出現常帶貝雷帽、漁夫帽,不知怎麼給人可愛、親近之感覺。

何謂自由?何謂囚禁?

在商禽著名的〈長頸鹿〉一詩寫道:「那個年輕的獄卒發覺囚犯們每次體格檢查時身長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後,他報告典獄長說:『長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卻是:『不,他們瞻望歲月!』」在場景中,商禽利用牢獄切割空間,形塑形體上「囚」;然而另一方面典獄長的回答,卻將具象物質轉為心靈空間,從有形的肉體束縛,擴大到無形的精神拘禁,表現內在深沉的孤獨,以及漂泊無依的茫然。「仁慈的青年獄卒,不識歲月的容顏,不知歲月的籍貫,不明歲月的行蹤;乃夜夜往動物園中,到長頸鹿欄下,去逡巡,去守候。」後段,則有身體自由的青年獄卒代替獄卒,陷入夜夜的尋找。究竟何謂自由?何謂囚禁,又哪來談逃脫?逃脫之後,難道便是真的自由嗎?抑或是逃脫之後,等待著我們的是另一座牢獄?

越獄、穿牆成為生活/生命中之必要

回到商禽,商禽曾說自己從小就是逃亡者,身為詩人,只能用文字讓死亡逃亡。我想這也跟商禽本人的人生經驗有很大的關係。商禽生於動盪的年代,自 1945 年起被部隊拉伕,開始拘囚、逃亡的悲慘歲月,遍歷中國兩廣、兩湖、雲南、貴州、四川諸省,1950 年隨國民政府軍抵達臺灣,依然沒有停止逃亡命運。命運的乖舛使得商禽不得不去面對生命的苦難、顛沛和質疑。早些年,戰箝制了商禽的權力、生命,使「人」的意志縮小到不能再小,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而戰爭結束後,商禽來到臺灣安居,新的矛盾、衝突卻又再一次出現。商禽曾自述:「來台之後,曾無逸樂可酖,都由於城鄉距離的縮短以及語言的不適應,人的軀體以失卻了逃亡的機會,我只能進行另一方式的逃亡:我從一個名字逃到另一個名字。然而,我怎麼也逃不出自己」面臨個人、社會、民族的走投無路,商禽不得不問自己是哪裡人?家在何方?他必須不斷地逃,也才能逃脫宰制、奴隸、囚禁,進而感知、確認自己的存在(儘管存在並不定義自己),即越獄、穿牆成為生活/生命中之必要。

寫詩是逃離現實,也是治療心理

商禽利用詩架構出一個超現實 — — 超乎現實的空間,在其中,有別於現實理性,詩人保留內心感性,用以表現個人心理的真實、虛與實的意象。因此寫詩於商禽而言,是逃離現實的手段,但同時也是一種重現自我、揭露自我的行為。寫詩是逃離現實,也是治療心理;透過自動書寫記錄、撫平心的動盪不安,精神上的混亂疲憊。但由於「囚」與「逃」始終是個永恆的命題,只要人的心始終不安,桎梏便無處不在,如影隨形。一如,在〈躍場〉中的司機,「而當他載著乘客複次經過那裏時,突然他將車猛地刹停而俯首在方向盤上哭了;他以爲他已經撞燬了剛才停在那裏的那輛他現在所駕駛的車,以及車中的他自己。」詩中的司機也就是商禽本人,嘗試逃脫困境,卻失敗了。「人終究殺不死自己的影子。」,而人生或許便是一輩子的監牢,一種囚禁。

殺戮過終於也要被殺戮的

商禽只能從有限的我,逃亡,逃向超我的我;如鳥,如同〈鴿子〉所寫:「我是多麼想──如同放掉一對傷癒的雀鳥一樣──將你們從我雙臂釋放啊!」在〈鴿子〉中,詩人透過「手」,表示屬於自己所有的、主角的我;而我的雙手(我)不如「鴿子」自由,反倒像隻受傷的「雀鳥」,深受身不由己,無力飛翔。「在失血的天空中,一隻雀鳥也沒有。相互倚靠而抖顫著的,工作過仍要工作,殺戮過終於也要被殺戮的,無辜的手啊,現在,我將你們高舉,我是多麼想──如同放掉一對傷癒的雀鳥一樣──將你們從我雙臂釋放啊!」則對雙手的無能(自己的無能),想欲飛脫囚籠,翱往不可觸及,而感到可憐、氣憤、無奈。〈涉禽〉一詩也寫道:「竟不知時間是如此的淺/一舉步便踏到明天」面對時間流逝的無措,種種的無能為力,人也只能在時間的長流裡划呀划呀,自昨日划到今天,從青年划到中年、到老年、划到遙遠的天界。

在囚與逃之間,不斷地進入、出去

儘管在囚與逃之間,商禽不斷地進入、出去,他努力地寫詩,以期獲得真正的自由。雖然無法得知商禽是否獲得真正心靈的自由,但我們了解到商禽確實是將真實的自己披露於語言底下,讓人了解到人的存在不僅僅是一個軀體,還有精神意志共同組成。商禽看似對於己身的卑微、無能為力,感到退卻,但不然,他勇於面對命運,選擇寫下他對世界的抵抗、同情、深情。商禽也許期望能透過寫詩,承載自身的迷惘、困頓、創傷,使能夠描述、理解、接受現實的不安,與它好好相處,甚至內化為一股力量,足以對抗現實的荒誕。因而,商禽是內斂的、看似無為的,但是仔細探究,卻會發現商禽是不折不扣的一位勇者,即使為命運、生活所潰擊而破碎、難以完整,卻堅決不以為囚,在詩中不斷地移動、摸索,囚與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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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芷琦
人類學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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