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沼澤謀殺案》
《沼澤謀殺案》改編自 Delia Owens 的小說作品《沼澤女孩》（Where the Crawdads Sing），不若《沼澤謀殺案》片名帶來的懸疑氛圍，小說名稱更貼近原作品所要關注的焦點：女性與自然的關係。該作品的主角名叫 Kya（另一名字是 Catherine），「沼澤女孩」（”Marsh Girl”）則是外人用來稱呼她的名字。性別固然是整篇故事的核心，但是更令人為之著迷的是作者 Delia Owens作為一名生物學家如何優美地描述大自然之美、沼澤與主角的親密以及人與人之間疏離關係的兩兩襯托。儘管 Delia Owens 並無直言她在小說內融入了女性主義的觀點，但無論是在背景設定、故事轉折以及最後的結局中皆展現了生態女性主義的基本信念與關懷、聚合對於自然與女性的解放並試圖說明性別的解放與自然的解放之間有著社會邏輯與歷史的不可分割性。
Kya 生命裡的愛與背棄
《沼澤謀殺案》的編排一如原小說的敘事手法，兩條時間線一邊以 Chase 的死亡為起點，一邊由 Kya 原本幸福美滿、徜徉自然的家庭圖像展開。兩邊的故事直到開庭審問時交會在一起。故事發生在1950、60年代，美國南方北卡羅萊納州的一方沼澤濕地。Kya 的父親是一名返鄉老兵，每每喝醉酒便會向母親及小孩施暴。再也無法忍受暴力的母親與Kya的兄弟姊妹相繼離開，到了最後甚至連父親也離開了家，只剩下 Kya 獨自在沼澤地生活，與小鎮生活保持隔絕。Kya 與鎮上少有的聯繫來自於經營雜貨店的黑人Jumpin’和其妻子 Mabel，她向他們提供貽貝換取零用。家父長制和家暴的陰影讓Kya選擇離群索居；而父親的離開也意味著 Kya 不得不依靠大自然來滿足他的日常需求，沒有接受義務教育的 Kya 在與大自然並肩生活的經歷中獲得知識 — — 為實現自給自足與自由生活的未來鋪路。
除了家人之外，之於 Kya 重要的人還有 Tate。Tate在沼澤地駛船時曾經偶遇過Kya，就在她的所有家人都離開沼澤地之後，Tate 便成為她生命裡少數的陪伴。Tate 帶著 Kya 一步步認字、閱讀和了解有關自然的知識。在 Tate 的幫助下，Kya 有了閱讀能力，甚至到後來可以親自寫下她日常觀察沼澤地的所見所聞並出版成書。然而，雖然兩人關係親密，當時 Tate 仍選擇離開沼澤地、到城市求學，並且違背了返回家鄉地與 Kya 見面的約定，令她心碎。沼澤地作為連結城鎮與荒野的邊界地帶，最後Kya 選擇走向自然繼續過著簡單生活， Tate則與多數人無不同地走向城市，執著利與功名。
生態 vs. 文明：沼澤謀殺案的真相
隨著 Kya 的成長，《沼澤謀殺案》裡也刻劃了美國戰後郊區開發與都市擴張，房地產開發商找上門來，為的是要將沼澤地規劃為度假勝地。在 Tate 離開後，Kya 遇見 Chase — — 一名在小鎮上具有相當社經地位的富二代。Chase 的家族開設汽車公司，當時汽車業的快速發展為他們帶來了巨大的成功。想當然耳，巴克利灣小鎮上的人們無不對他們的家族尊敬三分。也因為如此，Chase 決意讓他與 Kya 的交往關係保持秘密。直到 Kya 發現 Chase 已有未婚妻時，他惱羞成怒、訴諸暴力並試圖性侵 Kya。小時候被施暴的陰霾再次壟罩 Kya，她必須藏身於沼澤不被發現。只是不同於小時候的她只能被動地接受，長大後的 Kya 已然懂得從大自然與昆蟲之中學習生存之道。如同生活在沼澤地的昆蟲，雌螳螂在交配時吃掉雄螳螂成為自己的養份；雌螢火蟲放光為的是求偶，但有時也用來欺瞞獵物。
回到 Chase 謀殺案的真相，法庭上有小鎮鄉民對「沼澤女孩」無憑指控，認為她非我族類，有死者家屬指控她嫉妒懷恨。然而，也有出版書商欣賞並肯定她的學術能力，親友們也相信她絕不會傷害別人。一場謀殺案考驗的不只是 Kya，還包含觀眾對於 Kya — — 一位被稱作「沼澤女孩」的女人的想像與期待。究竟她是加害者，抑或她其實是文明的受害者，只是在文明凝視中，自然的傳統野性成了野蠻？Kya 究竟是不是兇手，其實作者 Delia Owens 並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在整篇故事裡，我們可以見到 Kya 的解放與自我實現：留在沼澤地、成為一名生物學者並不輕鬆 — — 尤其是當她被誣陷為兇手、在法庭上必須為自己辯護時。而這些時刻，她依靠自己對大自然的認識反擊檢察官。大自然本身及其知識提供慰藉，使她還能在受傷之後自我療癒。
「生態女性主義」自然與性別的相互解放
儘管《沼澤謀殺案》的一些情節設計邏輯不通而為人詬病，但從生態女性主義強調「重新組織自然」以及「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的觀點出發，它仍值得我們重新去審視、發展性別 — 環境的討論。Spretnak（1990）一篇回顧生態女性主義的文章裡，整理了生態女性主義的幾項基本主張。整體而言，生態女性主義認為父權思想是造成男性對女性的性別壓迫之主因，同樣的思想與體制也是造成人類壓迫自然的主因。性別的解放與自然的解放有著社會邏輯與歷史的連結。生態女性主義也觀察到在父權體制下，女性及女性特質被歸類為「自然的」，且劣於男性所屬於的「文化／文明的」一邊。生態女性主義提出以上這些主張與觀察，為的是要翻轉父權體制下女性與自然同被宰制的命運。
而我們不難發現《沼澤謀殺案》裡的故事設定與情節與生態女性主義相互呼應。例如主角 Kya 的父親因為無法忍受自己適應不良的事實，向家人拳打腳踢；又如情人 Chase 因為被揭發腳踏兩條船，粉飾不成而向 Kya 施暴並性侵。同樣地，Kya 從小生活在沼澤地，被視為是「自然的」、「野蠻的」，另一邊現代化的小鎮，自視為是「有文化的」、「進步的」，而稱 Kya 為「沼澤女孩」貶視她。在父權制度、自然 vs. 文明的討論框架下，我們可以觀察到作者透過 Kya 出版沼澤地生物科普書籍和謀殺案的辯論，來扭轉文化高於自然、男性高於女性的社會價值，由此流露出相似於生態女性主義的關懷，朝著自然與性別相互解放的路徑走去。
就生態女性主義的主張而言，固然會有許多爭議，例如有關女性／男性與自然／文化之對比與二元論的討論招致關於「本質論」的批評，但這並非代表所有生態女性主義者都認為女性與自然之間具有內在的關聯性。他們強調，必須從歷史社會變遷的脈絡，去理解女性與自然的關係如何隨著歷程中社會位置的改變跟著變化。生態女性主義之所以關懷自然生態以及多物種的被壓迫，是因為壓迫性的結構相互支持並強化彼此的壓迫關係。而在其中，自然與女性的被壓迫有著緊密的關係：用來合理化性別、族群、階級的支配邏輯，同樣也被用於合理化人類對自然的支配。生態女性主義之於女性主義，可以擴展人類對於自然的剝削與壓迫問題；之於生態主義者，可以擴展在性別壓迫上的議題，兩者皆有助於性別和自然的解放（紀駿傑 2003）。
參考資料
紀駿傑，2003，〈生態女性主義：連結性別壓迫與物種壓迫的女性主義觀點〉。《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6:295–321。
Spretnak, Charlene, 1990, “Ecofeminism: Our roots and flowering.” Pp. 3–14 in Reweaving the world: 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 edited by Irene Diamond and Gloria Feman Orenstein(eds.)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