髒話不再是被壓抑、禁忌的話語，罵髒話、髒話本身即成為大眾文化，是日常生活、習慣的一部分。然而，當髒話持續地出現，罵髒話被視為自然的行為，我們應該要停下、思考髒話與我們之間的關係，例如髒話中隱藏的性別意識，可能對於社會產生了什麼樣負面的影響。髒話如「幹你娘」、「破麻」、「婊子」，以貶抑、壓迫女性，來達到對他人人格的否定。在父權社會下，髒話在無意識中植下性別的刻板印象，再製社會中的性別宰制關係，讓看似平常的髒話成為攻擊性別、壓迫他人的助源。在此困境下，如何能可以扭轉性別在髒話中的位置，逃脫「被幹」的局面？
首先將概述「髒話」的定義和不同情境下的效果，將髒話作為語言的延伸，談及語言的基本功能，接著分析性別如何在髒話中呈現，再直指問題的核心，也即是性別宰制關係和刻板印象，以導入重心──如何突破性別困境，提出可能的解決方向。
何謂髒話？
何謂髒話？髒話如其字面意思，指涉帶有骯髒、不潔意涵的詞彙。由於髒話的界定及意涵模糊，許多學者對於髒話各有一套說法。其中，國內學者南方朔(1999) 將髒話的本質定義為「越界，具備「禁忌」和「褻瀆」特質。他援引人類學家Mary Douglas的「垃圾理論」(Rubbish Theory)來解釋髒話中骯髒的概念從何而來。「垃圾理論」以鞋子、食物為例，說明骯髒是相對的。雖然鞋子和食物本質並無問題，但當他們「越界」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混淆或牴觸信守以久的分類，人們便將之視為不潔。
不過由於人們對於髒話的公開討論和日常使用，髒話的功能不見得侷限於攻擊別人的特定想像。在《髒話文化史》一書中，作者Ruth Wajnryb將髒話分為三種功能：洗滌作用、侵略性和社交關聯。首先，洗滌作用為抒解突如其來的負面情緒，恢復心情上的平衡。作者將具備洗滌作用的髒話稱為「踢到桌腳的咒罵」。第二，侵略性則透過罵髒話，將自身的負能量轉移到他人身上。不同於洗滌作用，這類髒話通常用以指涉他人來釋放負面情緒。第三，社交關聯則說明髒話在某些場合中，能作為語助詞或強調詞，縮小人際距離並增強彼此之間的關係。
另一方面，綜觀國內對於髒話的研究，著墨「性別」議題的論文並不多，其中談論髒話中的性別壓迫更是少之又少，少數國內學者如蔡佩(2005)，從污化女性髒話的角度看父權在語言使用的權力展現。蔡佩根據Tomas and Wareing(1999: 6–10)對語言的觀點提出，髒話作為語言的延伸，具有指示、情感、美學和社交四種功能。蔡佩認為髒話本身即帶有偏見及汙辱，而髒話的指示功能複製社會的不對等關係，重現女性受男性壓迫、貶抑的遭遇。
綜合以上觀點，髒話作為語言的延伸，基本具有語言的四種功能：指示、情感、美學、社交。其中，指示功能與髒話的「侵略性」密切相關。由於髒話具有「侵略性」，因此「指涉」對象置於權力弱勢的一方，將有助於複製並繼續維持優勢者的主宰地位。
髒話呈現的性別現象
綜觀髒話的各種型態，可以發現在「性」和「性別」一類，女性處於被壓迫的位置。以王聰凱(2009)整理青少年常見髒話為例，「性或性器官」一類有「幹、幹、幹你娘、老雞掰、幹你袓媽、賽你娘、雞巴、懶趴、打砲、操、屌、懶叫、操你媽、去你媽的、幹你老師、幹你老母、操你袓宗、雞巴毛、臭雞掰、雞掰小、整個懶趴火」，則「某特定族群」有「太監、人妖、玻璃、番仔、大波霸、雜種、臭婆娘、黑鬼、妓女、死胖子、娘砲、破麻、婊子、三八」。
值得注意的是，在「性或性器官」一類的髒話，大多藉由「侵犯」女性的手段，來達到發洩憤怒、羞辱對方的目的。至於相關男性「性或性器官」的髒話，則僅止於描述其性器官或嘲弄男性的陽剛象徵，不見「侵犯」的現象。在「某特定族群」中，多元性別和少數族群等非主流的群體，本身即成為髒話的主體，構成日常中對於他人攻擊時所使用的詞彙。而特定族群之所以成為髒話大多起自於社會對於他們的不認識及害怕。人們因為害怕破壞現有的秩序、危及自身利益，故嘗試以羞辱、嘲諷、性侵或以各種手段來懲戒、壓抑他們的聲音。
髒話中的性別政治
為何髒話中的性別議題如此重要？由於每個人都有性別，屬於自己的性別氣質和性別屬性，因此個人如何展現、與他人互動必定會受到性別所影響。性別關係牽涉到個人與同性之間、異性之間的關係，也關乎最親密的人際關係，包含家人、情人。對於每個人而言，性別為切身相關的議題，而髒話所建構的性別政治，即性別權力關係，可能為人們帶來深刻的影響。
一、髒話成為宰制性別關係的利器
髒話處於語言規範的邊緣地帶，為正統語言所打壓，故髒話作為一種被壓抑的語言，在日常生活中被人們用來違反常規、挑戰禁忌。然而，髒話一方面凸顯對於語言中象徵性統治結構和權力的破壞，提供人們違逆或破除體制的可能，另一方面，髒話所擁有的破壞性力量卻可能在建構髒話時，造成性別上「宰制─被宰制」的關係。
林芳玫(1995)指出髒話建立於不平等權力關係中的宰制，其目的在於侮辱與欺壓。以「幹」為例，「幹」所指涉的不是性行為本身，而是通過性比喻來達成個體之間的宰制關係。由「幹」所延伸的髒話如「幹你娘」、「幹你祖母」，在在反映了男女在權力上的不對等並強化男性侵犯女性的可行性。例如，說話者罵「幹你娘」，表面上被罵的是聽話者，實則話語的客體─母親，正從被尊重的位置貶為任由性交的對象。髒話便是將女性放置於次要的位置，使其依附在男尊女卑的從屬關係中來進一步行使父權。
二、髒話強化刻板印象
大多數時候，髒話更在無形中於人們的意識植入性別刻板印象。由於髒話以社會為模板，形塑「男─陽剛；女─陰柔」的形象於髒話中，故髒話除了貶抑女性之外，同時男性也受制於社會對於男性的期待和陽剛氣質的推崇。
相關女性的髒話如「賤人」，被男人用來辱罵那些「不乖乖聽話」的女人。當說話者在使用「賤人」規訓女性時，同時也是將女性限於「被動」、「被保護」和「需要規訓」的位置，而忽略女性擁有的能動性(agency)與原可能展現的多元樣貌。在男性方面，則有「娘砲」或「娘娘腔」用以批評不符陽剛氣質的男性。如此狀況下，男性面對社會投諸於自己身上的性別壓力，更容易對他人歧視，造成性別不平等，或更不願正視真實的自己，表現陰性氣質的一面。
髒話為社會文化的產物，故在髒話上，我們看見男性和女性同樣受制於僵固的性別期待。當人們使用髒話成自然，隱藏在髒話背後的性別意識便不容易被注意。髒話默默地複製著性別刻板印象，使得人們困於單一性別想像的限制。
突破髒話的性別困境
除了意識到髒話背後的性別問題，更重要的是下一步的解決方法。髒話作為語言、作為文化，闡釋人與人互動的過程。在過程中，人們不斷仰賴語言、互動、手勢等象徵符號，達到「髒話」的共識。此共識可能延續過往父權社會描繪的性別不平等，但同時也可能衍生新的意義，成為解決困境的破口。不過，在協商、達到共識之前，首先我們得先釐清既存的宰制問題和刻板印象。
對於性別髒話，有些人支持更改髒話所指涉的對象，例如將「幹你娘」變成「幹你老師」，或主張由女性罵「幹」來挑戰男尊女卑的體制。然而，改變指涉的對象或嘗試挑戰，其實皆無法動搖不平等的制度，甚至違背最初想要消除宰制關係的理念，因此替換「幹」的主體或對象並無法解決宰制困境。再者，當人們面對帶有刻板印象的髒話，人們能否擺脫原有的性別框架，自己定義自己的性別氣質？在女性方面，可見「男人婆」或「女漢子」的形象開始出現於女性自稱。女性開始對傳統針對女性的髒話不以為意，甚至以此自稱，例如美國大選川普稱希拉蕊「nasty woman」，網上的支持聲浪，又或者是反性侵遊行SlutWalk，由女性自稱為蕩婦，以主張在任何情況下，性侵都是侵犯者的責任，被侵犯者無論如何都具有不應該受侵犯的權利。因為了解髒話強化性別刻板印象，因此人們用自稱來拒絕社會期待、展現性別的多元性。
在認識宰制問題和刻板印象的基礎之上，於是試圖找出解構髒話或創造意義的方法。回顧先前《髒話文化史》一書分類髒話的三種功能：洗滌作用、侵略性和社交關聯，及髒話作為語言的延伸，具有指示、情感、美學和社交四種功能，由於髒話在不同的情境脈絡下具有相異的效果，故透過「互動─協商─共識」的過程，人們能夠將髒話的負面效果轉向正向積極的「社交關聯」和「社交性」一面。即意味著將髒話的誕生脈絡去除，創造或強調當下使用的語境，其中的情緒流動、相互呼應如何將人與人之間串連起。
從「否定到肯定」之間，人們轉換髒話的使用語境並將髒話視為發語詞等中性、無意義的詞彙。然而，髒話必或多或少伴隨歷史脈絡的影響，故即便抽去髒話的攻擊性，轉向「社交」功能以淡薄性別意涵，仍無法解決髒話的性別困境。性別髒話本身即是問題。想要創造新的、不帶性別的性別髒話，如同阻止人們使用性別髒話一般難以實現，但唯一能做到也是在性別意識之上，辦別不同語境下髒話的使用，以自身的實踐對抗髒話背後的性別結構。
結論
首先從髒話的內容和類型，我們發現女性大多是「被侵犯」的，或成為他人用來攻擊、嘲弄的主體。此現象說明了在男尊女卑的父權社會中，女性的位置為弱勢且低下的。從髒話呈現的性別現象，進一步擴大探討髒話和整體社會結構的關聯。
在日常的、政治的語言場域中，髒話一來作為成為宰制性別關係的利器，一來也強化了性別刻板印象。髒話除了反映男女在權力上的不對等，同時更強化男性侵犯女性的可行性，合理化宰制性別關係。另一方面，人們同時也利用髒話實現社會對於性別的期待。髒話默默地複製著性別刻板印象，使得人們無法發展性別氣質或承認自己的性別認同。為了解決問題，嘗試以髒話的三種功能：洗滌作用、侵略性和社交關聯，及髒話作為語言的延伸，具有指示、情感、美學和社交四種功能，作為切入點，說明人們透過「互動─協商─共識」的過程，能將髒話所具負面的、具有攻擊性的一面轉向正向積極的「社交關聯」和「社交性」功能。
雖然轉向髒話的使用語境和功能能「突破」性別困境，但伴隨的性別脈絡和既存的問題依舊無法輕易忽略。
引用文獻
James, D. (1998). Gender-Linked Derogatory Terms and Their Use by Women and Men. American Speech, 73(4), 399–420.
Kremin, Lena. (2017). Sexist swearing and slurs: Responses to gender-directed insults. LingUU. 1. 18–25.
Ruth Wajnryb 著，嚴韻譯(2006)。《髒話文化史》。台北：麥田。
王聰凱(2009)。粗話對人際關係的正面意涵-以大學生為例。佛光大學傳播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
宋翔倫(2011)。誰讓幹成為幹？－以情境脈絡探討髒話的功能意義。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系學士論文。
林芳玫(1999)。《走出「幹」與「被幹」的僵局-女性主義對色情媒介的爭議》。臺北市：女書文化。
何詩韻(2011)。大學生使用髒話情境初探。中華傳播學會 2011 年年會論文。
蔡珮(2004)。從髒話看父權在語言使用的權力展現。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
究所博士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