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看】黑色的都市傳說 | 《糖果人》中，同時身為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黑人 主體 // 李長潔

「對著鏡子說5次就會被糖果人殺死」，這個都市傳（urban legends）結合自於「血腥瑪麗」（bloody Mary）與「鐵鉤手」（the hook），變成一個面對鏡子招喚出鉤子殺手的虐殺電影。這個「糖果人」都市傳說文本，先誕生於1992年Bernard Rose的恐怖片《腥風怒吼》（Candyman），在29年後，由Nia DaCosta導演再度演繹《糖果人》（Candyman）。無論是29年前或後，「糖果人」都是一個成功的恐怖偶像。

作為都市傳說的電影

先談都市傳說。電影運用了廣泛流傳的都市傳說作為基礎，透過「對鏡子念名字」、「鉤子殺手」、「糖果裡的刀片」等，形構更加具有文化傳播力的都市傳說：糖果人，一個誕生於電影內部的都市傳說。電影中也表現了都市傳說的特質，像是1992年版本的糖果人，不準確地、模糊地變成了2021年版本的故事流傳。這讓系列電影的恐怖敘事，真正成為一個會流傳在「不同地方」、「不同人口特色」、「不同時代」的都市傳說。

作為偶像的殺人魔

為何虐殺電影中的殺人魔，會是一個得人喜愛的偶像呢？這與《糖果人》的黑色敘事有關。1992年與2021年的糖果人，都是以黑人為主角中心，明顯地在兩個年代喚起「種族議題」。當然，糖果人不若佛萊迪，你還要喊他五次名字，他才會出現，這大大地提昇了糖果人的親近性。

關注種族議題製片的Jordan Peele，先前以《逃出絕命鎮》（Get Out, 2017）、《我們》（Us, 2019）兩部驚悚題材，形成一種黑色的批判。在《糖果人》中，他帶著一樣的企圖，並且產生了更深刻的辯證反思。而這個辯證，也使得2021年的糖果人角色，有了更富有複雜的面貌。

同時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

2021年的《糖果人》，運用都市更新的現代城市背景，讓「糖果人」真正成為一個「都市傳說」，那是過去沉澱、亟欲遺忘、不可言說的「黑歷史」。而片中角色們幾乎都處於藝術領域，包含藝術家、藝術經紀、藝術評論、藝廊、美術館，層層連帶與剝削。如都市更新一般，皆可見到，主流文化對（種族）階級體制的強烈介入。尤其白人在其中所扮演的主導性角色，是鮮明的隱喻。

在後殖民理論家Frantz Fanon的《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1952）中，說明了殖民主義的展開下，黑人身上強加了一種存在的偏差，如同1992年的《糖果人》，一名處女白人「獻祭」給「強大的黑人男性」，像是慘忍的儀式，誕生出恐怖的復仇形象。

而2021年的《糖果人》，卻指出了自由主義、後殖民主義之間的矛盾。過了29年，黑人的政經地位、社會角色已大幅改善（變），黑人的中產階級化，大大削弱了後殖民主義的批評。

自由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矛盾

作為藝術家的男主角，一方面被藝術評論家指責，作為一個中產黑人，對於黑人社區的黑歷史而言，也是一個加害的力量（用便宜的地租掠取創作空間）；透過社區的黑色創傷，在藝術經紀運作下，試圖將暴力化作昂貴的藝術（商品）。

我深刻地記得最後一個場景。當男主角完全「黑化」成糖果人而被白人警察槍殺身亡後，一直隱約隱藏自己黑人認同的女主角，也被冤罪地逮補上了警車。她看著黑夜裡車窗的鏡面反射：「一名黑人女性」。她失魂地唸了五次「Candyman」，警車的紅藍燈光映照了一場虐殺魔幻。

是一部思考黑人議題的電影

2021年的《糖果人》，我認為是好看的，整體影像設計精良，說故事的方式也算順暢，如果不將其當作是殺人魔電影（其實原本就不算是）。電影描述了美國長期的社會問題，如階級焦慮、中產階級化和種族暴力。它將原版電影中被歷史化的種族暴力，更複雜地帶進了21世紀，當然，與還有那些才剛發生不久的，警察對黑人施展暴力的議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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