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了街頭，告別了革命，發現生活才是無可迴避的戰役。」
──狂飆一夢（廖建華，2019）
在進電影院之前，我先是想到陳珊妮囉嗦過的:「我們很快就會忘記整個八零年代、忘了社會運動的衝擊；我們視自由為理所當然，把夢做成丟臉的東西。」
然而它並沒有要作為一部義正嚴詞要人們別忘記社運史的社運史電影。
《狂飆一夢》甚至不討喜。我指的不是紀錄片本來就在電影分類裡被放在娛樂性不高的小眾，而是導演選擇敘說的題材聚焦在那些主流論述無法反映出的參與者：在折衷的、得體的人之外，他們作為出格的人；他們在抗爭之後，面對生活，也沒有得到與付出相對應的幸福。
他們不討喜，但故事也因此珍貴。
紀錄片分別由兩個角度切入，一個是康惟壤，一個是曾心儀。兩條分開的敘事線，除了投入黨外運動之外，兩人的背景幾乎無相似處。康惟壤人稱「康仔」非菁英出身、堅持左派，即使民進黨已經執政，他依舊永遠作黨外。在電台空中或抗爭現場拿著大聲公，經歷過太多傷害還是可以在老戰友面前說「搞運動比做愛還爽」，或者是叫親妹在爭取單親媽媽權益的時候去演一齣「日子苦得想燒炭」的行動劇。映後Q&A，康仔伯已過六十歲仍有理想，理所當然地問「如果政府不能帶給所有人幸福，我們就要推翻它，你說對不對？」觀眾尷尬著，有些反應，但沒有人直接反駁，更沒有人說對。他總是有理想，也沒多想、總是顯得不合時宜。
曾心儀則是像其他外省二代一樣，本名被取作「台生」，對，她是在1980本土衝鋒陷陣人群裡，顯眼的外省二代。先是寫文學寫些小人物批判政府，然而論時局並不只是外面的事：因為空間就是政治，大局也會被縮小入家門，這就是她戰役的開端。後來認為寫字慢得來不及改變社會，就拋頭露面做社會運動，為此付出的代價是離婚、與子女分別……當然不只這些，因為圈子裡的傷害也沒少過。尤其以她的女性身分，在四十年前的台灣，更能深刻體會到社運裡的性別政治（紀錄片裡較無著墨這點，但可以藉由其他專訪一窺）說來殘酷，這被我們討論著的議題，是血淋淋發生在女性參與者身上的現實。
片中其中最令人震撼的部分，是提到詹益樺自焚的片段。詹益樺再被後人提起，都連綴在鄭南榕的名字之後。《狂飆一夢》透過曾心儀的口述，讓詹益樺的形象立體起來，並誠實引用當時的畫面，火在燒，隔著螢幕感受到痛，並且寒涼。後來，詹益樺自焚的照片被放上《進步時代週刊》雜誌，大字寫著「鄭南榕出殯國葬 詹益樺壯烈自焚」畫面定格是全片從10級字拉大到72級字的大問號：當年民主運動的氛圍下，為什麼會選擇採取「英雄」、「壯烈」的符碼來敘事？對此，我們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數十年後曾心儀到竹崎拜訪昔日戰友、參加阿樺的紀念活動，這幾顆鏡頭才稍稍緩解詹益樺生命的沉重，讓人感到些許寬慰。
然而生命沉重的不只詹益樺，更是留下來的人。他們避不掉生活的課題。前述把康仔講得是萬分理想積極的人，快被劃在高齡人口界線的他，和其他幾個阿伯在萬華租屋當室友，打工度日、頻頻和房東斡旋房租，就是為了和朋友相挺、和他的無產階級理想並肩。但室友再親也不能成為家人，其中一個人破病了後，出院就消失不見，也沒權利打聽他的消息。曾心儀則在離婚後與媽媽相依，紀錄片拍攝期跨到喪母以後，曾心儀就真的一個人了。
電影就藉由這兩人後續的生命故事，試著拼湊出當時社運的模樣和基層運動者的命運：這個社會是否有善待過他們？要如何善待？這是除了八零年代社會運動的衝擊之外，也不容忽略的事情。那些試著衝擊體制的人，怎麼帶著反作用力所造成的內傷繼續走在體制外，或是不再走。而康惟壤和曾心儀的故事就是一個引子；紀錄片本身則現實得鋒利，把觀眾的價值觀、政治觀劃出一道破口，就有不同的想法流進來，試著理解康仔、曾心儀和那些運動史裡隱姓埋名的人們。
附了場次不多的時刻表，應該快下檔了，請把握時間去看吧！（現在這時節去電影院比超市安全）
───觀影後記的後記───
看《狂飆一夢》的困難在於，要保持什麼距離和角度來觀看片中人物，才算安全，以及為什麼要去維護「安全」，我可以「危險地」看嗎？看的是片子，卻評論起了裡面的人，如此詮釋會不會對他們造成傷害呢？對距離的障礙，甚至讓我在Q&A時間看到他們本人時，不知道該怎麼看。而你們是如何面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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