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極速變化、浮動不安的世界催促著我們快速小跑、迅速汰換；立即的效益才是生存之道。儘管如此，仍然有人願意擁抱徒勞，做著看不見進展的事情。這篇文章是寫給追求手藝的人、刻論文的人。寫給覺得自己愚笨的人、選擇彎路的人，以及想要沈著面對人生的人。
我們享樂的時刻，我們忘記了自己，忘記了我們的存在；這時候，我們變成另外的一個人，一個陌生的存在體，我們隔離了自己。唯有藉著受難，我們再一度成為自己的中心，我們再回到自己。
— — 烏納穆諾，《生命的悲劇意識》
還記得2015年日本安倍首相提議，廢止國立大學低產能的文學和社會學院，引發了一陣熱議。重提這件事，並不是為了做文科理科的比較，而是因為它代表了這個時代的焦慮：在科技取代人力、人口卻空前擴張的現今，害怕沒有競爭力，害怕淪落底層，為了圖存，有限的精力不能做沒有效益的事情。除了更加功利，更糟糕的是，既然不打沒有把握的仗，那麼當沒有勝算的時候，人可以有什麼選擇呢？好像只有直接放棄。
這樣的氛圍是全球性的。 之前在 New York Times 看到一篇文章，認為美國（和其他地方）在當前害怕失敗的浮躁氣氛下，需要的是一種沒有勝算仍然願意奮鬥的精神，像唐吉訶德一樣的騎士道精神。1898 年美西戰爭，西班牙慘敗給美國，全國陷入一片沮喪萎靡中之時，西班牙哲學家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 1864–1936）讓唐吉訶德復甦，當西班牙的精神象徵，因為唐吉訶德就是慘敗的代表，他是「慘敗之聖」。
慘敗到底也神聖
唐吉訶德的故事描寫一個鄉間的老紳士，夢想成為行俠仗義的騎士，在他把所有騎士小說讀完的那天，翻出家裡的破銅爛鐵作為盔甲，騎上家中的瘦馬當作戰駒，自封騎士的名號出發了。他在沒有騎士的世界裡，把風車當作巨人、把理髮師的大臉盆當作有神力的頭盔。他向道路上成群結隊的商旅、軍隊、行人宣戰，並聲稱是為了他美麗的公主而戰；但那所謂的公主，只是個不相熟的鄉下農婦。村中的神父和學士想盡辦法要誘騙唐吉訶德回鄉安居，朋友最後想到辦法，假裝成別的騎士，以放棄騎士活動為賭注，向他挑戰、將他打敗，他才守諾回鄉。然而回鄉後並沒有如朋友所願恢復原來睿智的好鄉紳、過安詳的好日子。受此打擊，他很快就一病不起。臨死前如夢初醒，說他一生為小說所誤，騎士小說毒害不淺，遺囑告誡姪女不可以嫁給閱讀騎士小說的人。
唐吉訶德雖然輸了最後一役，並且導致他臨死之前的突然清醒，他最為世人所愛的卻是他的瘋狂，是他與風車的決鬥，是他實踐著不可能的夢想。烏納穆諾了解到，在無望的時候，唐吉訶德的瘋狂愚蠢，可以拯救人們於失敗帶來的無力和麻痺。
放棄理智，或者說「常識」，唐吉訶德才能全心投入像挑戰風車這樣無望的戰鬥中。在那場著名的風車橋段裡，他的僕人桑丘告誡他巨人只是個風車，不要管它就好。桑丘憑藉常識知道這場戰鬥必敗無疑，不值得打；但正是這樣的常識，不斷阻止桑丘投入與世界的互動。同樣的，常識也阻止著我們投入那些「糟糕」的情況：作「無效益」的事情、打沒勝算的仗。
可能我們的時代，太執著計算得失。擔心著每一步是不是最佳選擇，是不是對人生最好。太過功利或太過虛無，都來自不斷的算計得失。結果都是一樣的，什麼事都成不了。唐吉訶德的生活再荒謬不過，卻是充滿榮光。讓這荒謬成為地獄的，是最後的懊惱，最後一刻對荒謬的逃避。
人生既是荒謬，不如將它最大化
人活著常常是荒謬的，尤其創作的人，經常是徒勞的。
動畫工作把這種荒謬推到極致。一秒三十或十五個影格，一格一格費時雕琢，活潑熱烈的產物與黯淡謙卑的過程形成對比，所付出的時間與最後產出的時間落差之巨大，使創作動畫需要一種能夠完成此種荒謬的態度。有極大的熱情才能選擇這樣徒勞的工作，又要有極大的冷靜、對自己的得失漠然才能在漫長的勞頓中持續下去。
「無所為」地去工作與創造，是動畫工作的必要。
明知每一個細心刻畫的影格只會出現不到一秒，知道創作沒有前途，知道作品必會毀滅，也明白它根本比不上無數的大師之作。這是動畫創作需要的艱難意志，同時進行兩種任務：一面自我否定，一面自我讚揚。
創作可以鍛鍊人的心智，這也是卡繆的意見，他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說的。
薛西弗斯是怎麼回事呢？他被天神懲罰，要推石頭上山，一到山頂石頭又會滾下去，要再下山把石頭推上來，無盡反覆。這與我們許多時候對人生的感受是一樣的，巨大荒謬的展現，一切都是徒勞。
人生必定是荒謬的啊，如同卡繆所說，這個世界是豐盈的，也是非人性的，人心對答案的渴求、對成敗的掛念，不斷遭遇世界不可理喻之沈默，這就生出了荒謬。人跟世界之間的關係必然是荒謬，因為它總是不一致。追求的意志一再遭遇失敗之後，會有什麼反應？誠懇的戰士使它成為更加成熟的意志，也就是清明的意識。
創作的人常說：「這是我真正想要的！」，因而開始創作；但也常說：「這是我真正想要的嗎？」，因而放棄。時常詢問事物是否真是自己所想要，難道不也是對勝算的估量計較？
去年（2017）政大廣電畢展唯一的偶動畫【金靈記】，創作者在節目手冊上寫道，「只有笨蛋才會在這個快速而冷漠的時代裡，投入更緩慢更有溫度的創作，而我們剛好就是笨蛋，才會選擇偶動畫」。選擇戰場需要熱情，一個有熱情的靈魂才會選擇沒有把握的戰場，但是完成這些戰役需要什麼呢，並不是熱情，而是一種冷靜一種淡漠，一種對於自己付出的淡漠，然後你才能有條有理的將這件事情完成。那對做的人來說，是很詭異的。是在極熱與極冷之間，非常熱的心去做沒有成效的事情，非常冷的耐性才能把看不見進展與肯定（缺乏速度感）的事情一直作下去。
對於創作者或所有努力想要成就些什麼的人來說都是一樣，「承認作品本身（不論是征服、愛情或創作）能夠不存在；同時，成就的是個人生命全然的徒勞。的確，這樣他們會有更多的自由去完成作品，正如理解生命之荒謬性，會使他們全力投身於荒謬。」[1] 荒謬啟發我們，沒有未來，於是人能有內在的自由，得以全心投入世界，迫使自己走向最大的經驗量。如此一來，你的努力才會成為你的解放，而不是你的牢籠。
這不也和論文工作一樣，冷跟熱之間的差異常讓人懷疑「這真的是我想要的嗎？」，這樣直面荒謬的時刻，此時若「大夢初醒」以為荒謬可以避免，荒謬就會成為地獄。然而，我們也會看到許多清醒的人，在最愚蠢、不值的戰爭中，做著他們的工作卻不以為意。「這是因為他們什麼都不逃避。因此，在承受世界的荒謬性時，便有一種形上的幸福。」[2]
有一種正視荒謬才能得到的福賜
卡繆說，我們必須說薛西弗斯是快樂的。薛西弗斯在「一切努力等於永無止境的失敗」這樣無以復加的際遇中，「以自覺來體驗他的責任」，「以輕視來超越他的命運」，既不回顧也不前瞻，只是面對現實，這是深深的自覺才能辦到。於是，「石頭的每一粒原子，夜色瀰漫的山丘的每一片礦岩，本身就形成一個世界。向山頂奮鬥的本身，已足以使人心充實」。[3] 所有沿路的事物都是他感到豐盈的東西，在當下之中獲得滿足。這就是當你正視荒謬的時候，所能夠得到的賜福。
清明的意識是關鍵。薛西弗斯在回程中沒有重負的那段時間，拖著沈重而規律的步伐下山，走向不知何時終止的苦難；這片刻也是他意識清明的時候。 只有在意識清明的時候，一步一步走向諸神的安排，他才超越了他的命運，比他的巨石更堅強。卡繆說，這個清明的意識只在下山時、那一再回來的短暫歇息中發生。你知道自己在受苦，你知道這一切徒勞，但是你仍然願意下山，把大石頭搬起來，你就戰勝了眾神的懲罰。
活在這個世界上真要成就什麼事情，不問過去不問未來，專注於當下是非常重要的。未來可以預期但不能期待。這是與荒謬的人生相處的態度。
米蘭昆德拉在〈被貶低的塞萬提斯傳承〉篇章裡，由衷讚美唐吉訶德的騎士道：
前衛藝術被那與未來和諧共存的野心附身。前衛派的藝術家創造了一些作品，這些作品確實是有勇氣、高難度、挑釁的、遭人嘲罵的作品，但是前衛藝術家創造這些作品的時候，心底確信「時代精神」與他們同在，而且明天，「時代精神」會證明他們是對的。… 從前，我也一樣，我把未來當作唯一有能力評價我們作品和行動的審判者。後來我才明白，與未來調情是最低劣的因循隨俗，是對最強者的懦弱奉承。因為未來總是強過現在。畢竟，將來審判我們的，正是未來。可是未來肯定毫無能力。
然而，如果未來在我眼中不具任何價值，那麼我依戀的是誰：是上帝？是祖國？是人民？還是個人？
我的回答既可笑又真誠：我什麼也不依戀，除了塞萬提斯被貶低的傳承。[4]
所以⋯⋯
唐吉訶德之道，對創作者最大的啟示，不要寄望未來任何人給你肯定，唯一可以寄望的就是像個騎士般直面荒謬，不懊惱過去，不期待未來。戰士的報償就是，在每一次用有限理性超越存在狀態的搏鬥中，拿下眼罩，專注凝視，因為，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壯觀了。
[1] 卡繆著，傅佩榮譯，《薛西弗斯的神話》。收錄於：傅佩榮著，《荒謬之外 — 卡繆思想研究》。頁 211。
[2] 同上，頁 192。
[3] 同上，頁 215。
[4] 米蘭昆德拉著，尉遲秀譯，《小說的藝術》。
謝謝閱讀，本文原於2017/6/13刊於「叮叮咚創作研究室」部落格，Medium 版本加入些微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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