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時代革命認識集體創傷
文 / 月半
2019年六月，香港捲入了日益嚴重的社會動盪之中。反送中運動後的第三年，2022年2月25號，《時代革命》在台灣上映了，這部紀錄片挾帶著鮮明的政治色彩，乘載著一整個香港民族與國家的哀傷，就像是肩負著重任，要來喚醒三年前那段屬於香港人黝暗的回憶。我坐在沉靜的電影院，播放著的每一幕畫面都一下下直擊我的心臟，結束放映後隨之而來的是偌大的悲傷與無力感佔據整整兩個禮拜的生活。心臟時時刻刻都如同被鎖鏈緊箍著，不得喘息。即使並不在香港，光是觀看這部紀錄片就能對心情帶來如此可觀的影響。
那身處這個動盪時代的香港人呢？兩年多來，警方拘捕超過萬人，其中700多人被以暴動罪定罪，而被捕人士有近四成是在學學生，在這場抗爭中不管是站在何種立場，所有香港人都一定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香港心理師曾在訪談時說道：「現在的香港是集體創傷，每個人都失去了一點東西。」
而集體創傷是甚麼，又要如何解決一整個族群的創傷呢？接下來本文將會帶你從香港反送中運動了解集體創傷。
難以痊癒的傷
紀錄片中，香港反送中的年輕人冒著被拘捕、被毆打、甚至被自殺的風險參加了這場自由之役，奮不顧身地挺身而出保護它們的國家 — — 香港。而抗爭結束後的現在，多數的人仍然需要面對隨時都有可能被拘捕的恐懼；有些人則必需面對漫漫司法程序的長路；甚至已有人已經開始鐵窗裡的生活，葬送了自己10年的自由青春。反送中運動已經成為他們心中共同的、不可抹滅的傷痕。除了實體上的恐懼與傷害，那些抗爭期間不堪的回憶也早就深植他們的心靈，而家庭中與家人政治立場的對立也造成親密關係的疏離。
不只是參與抗爭者，《時代革命》還帶領我們窺視了那些處於對立中間角色的視角。即使並未親自衝鋒陷陣，這樣紛亂的現場仍舊對當時擔任著記者、救護員、社工等身分的人們留下了各種各樣的創傷，不一樣的傷卻是相同的疼痛、難以抹滅……
記錄著每個畫面的記者同時也被每個自己所紀錄的畫面叨擾著，在堅守自己的正義以及價值觀時，又要面對自己所隸屬之媒體的立場，被要求抹去事實，造成罪惡感與創傷加劇。
穿梭在抗爭者中的救護員，則要面對與民眾武力懸殊的港警，那種不對等的恐懼始終都在。即使脫離了抗爭、抑或是在抗爭結束後的現在，他們好似時刻都能看到倒臥在地上的抗爭者般，忘不掉也逃不了。
在港警與民眾之間周旋的社工也背負著龐大的壓力與使命感。一邊要接受來自警察的辱罵，同時也自責自己無法幫到所有抗爭者而痛苦，每次抗爭結束都伴隨著憤怒，良心道德受到莫大的衝擊。
無法淡掉的疤
香港每年都會委任香港中文大學進行民眾的精神建康普查，而2019年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指數平均分為46.41分（52分為及格），有超過四成的民眾認為社會爭議為造成負面情緒很大的原因。而雖然有由民間心理師共同組成的機構願意提供抗爭有關免費的心理照護資源，但社會的氛圍卻讓多數的抗爭者卻步，看者同伴一個個被拘捕，也讓他們害怕說出口，害怕坦承自己參與抗爭會被心理師「篤灰」（意即出賣），因此這種社福機構能做到的往往有限。
這種群體共有的傷本來就很難以被撫平，每個文化、年代、事件都有屬於那個族群共同的難題，艱難的坎。尤其是因為所有人共有，人們很難察覺，沒有所謂的病識感，認為很多人都一樣，所以就認為情緒低落以及憂鬱是正常的，時間過了就會好，不過往往只有少部分的人會在時間過去後自動痊癒，大多數的受創者只能帶著那些痛活著。
集體的心理狀態也並不是心理師或社福組織能解決的，根本的問題仍然需要得到解決。而也許對於香港來說所謂的「根本」就是政治，人們的憤怒不滿是來自社會政治上的不公義，價值觀一夕之間被推翻，人民對政府的信心流失是最主要也最原始的問題。
而這樣的香港又該何去何從？讓我們先來好好了解集體創傷吧！
擺脫不了的歷史：集體創傷
集體創傷 (collective trauma)是指某一事件對整個社會群體造成的重大心理影響，它不僅代表一個歷史事實、一群人共有的可怕回憶，它還悲劇性的代表著這個社會群體的集體記憶。與所有創傷一樣，受創者會有所謂再次經歷(Re-experiecing)、逃避麻木(Avoidance and emotional numbing)、過度警覺(Hyperarousal)等症狀。也與所有記憶一樣，集體創傷的記憶也會經歷穩固、提取以及再穩固的歷程。而創傷的集體記憶與個人記憶不同，因為集體記憶會持續存在於記憶擁有者的生命之外，當所有親身經歷事件的人們都不在了，這些記憶並不會與之消逝，他們會持續被身在這個社會群體的成員記住，且在無形之中代代相傳，而最後這些記憶會轉變為一種意識型態留存在這個社會之中。
若再次以香港借鏡。香港大學在2020年發表了一個為期十年的縱向研究，主要討論香港人的心理健康。研究顯示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造成的潛在抑鬱症與PTSD患者比2014年的雨傘革命多出五倍之多，抑鬱人數與參與過武裝抗爭人數呈正相關。若這次的集體創傷並未得到良好的解決，也許在未來幾十年甚至百年後，香港民眾依然對警察有著敵對的心態，或者他們依然對於政府抱持著不信任感，就算他們已經不是經歷過反送中抗爭的那個世代，但因為群體創傷的記憶傳承，這種意識形態就好像社會的血脈，如無法逃避的基因遺傳。
然而在這種事件中，所謂的「良好解決」到底實際上是甚麼？
從裂縫看到光，撫平集體的傷
集體創傷不只造成個人的影響，也重大影響了整個社會，它造成的不信任感讓社會裡的團體與團體之間有效良好的聯繫受阻，也破壞了人們身處於該社會原有的安全感。曾有研究追蹤一個重大社會案件在社群軟體上的討論主題經時間的變化，他們發現透過引導社群軟體上討論主題能間接重新建構人們對該事件的意義。許多心理學與社會學研究都表示面對這種災難性的社會解體，若能發現或創造該事件對於整個社會群體的新意義，將有助於人們擺脫傷痛以及對立，甚至能加速建立整體社會文化新的認同感，因為人們記憶的焦點會因為時間的流轉從痛苦的生命損失轉移到群體在創傷中學習到的歷史教訓。
集體創傷對意義建構的影響不僅限於需要重塑自己和重建所有受害者群體，而且也必須重新定義犯罪者群體並根據他們所犯下的暴行構建該群體的積極道德形象。 受害者會在事件後形成一個新的群體，而這個群體往往會有更加強大的凝聚力，他們通常會避免遺忘該事件，想要記住所有傷害，這種看似停滯不前或無法擺脫過去的想法需要轉變成為加強自我與受害者的集體價值的驅力，並促使人們在痛苦中探詢意義，將創傷視為歷史性的教訓。他們需要從所有在事件中失去的事物與犧牲的生命學習，並不是從這些失去中再增強仇恨與對立，而是變的警戒並嘗試和與之對立的群體溝通談判。
在解決創傷的長路中，該事件的肇事者扮演著更加重要的角色。與受害者群體相同，從失敗或者是傷痛中汲取教訓對肇事者群體也是一大課題，他們需要透過這個事件認清自己在所處社會中應該扮演甚麼角色。不過，難以忽視也無法否認的是相較於對方，肇事者群體必須面對嚴重的自尊打擊，因此全盤否認或者承認錯誤對他們來說都絕非易事，於是他們也需要為這個事件賦予一個新的意義，一個他們自己能接受而對方也能認同的意義。目前能提供的一個可實行的角度是將過去與現在一直到未來的連續性切斷，承認自己過去犯過的錯無疑是重要的，不過若能證明現在的群體與過去那個犯錯的肇事群體已不一樣，進行大幅度的行動改善以及態度改變，某種程度上能保存自尊也有機會再一次獲得信任。
結語，集體創傷離我們不遠
其實在台灣，二二八事件也是造成集體創傷的例子之一，而身在台灣的我們也同樣在面臨療傷與如何在定義一段悲劇的過去，雖然我們年輕的這一世代並非親身經歷過那段歷史，但你是否也曾發覺自己的意識形態某種程度也被這段過去所影響著呢？不只二二八、九二一地震、如今的疫情也算是集體創傷的一種，你我其實都正在經歷，過去的傷疤正在影響現在的我們，而現在的我們也同樣承受新的傷，這些傷也會影響著未來，集體創傷其實離我們很近。
回到本文討論的重點，究竟面對重大集體創傷的香港又該何去何從呢？也許短期內並不會有正確的答案，或者未來還有更多傷害正在等著香港，我們都無法確定。但是，希望在很久很久以後，未來的某一天，這些傷痛的痕跡都變得很淡很淡的時候，香港再次身為一個以自由為傲的國家存在的那個時候，他們會好好地記住歷史上曾經的失去與犧牲，並感謝能走向光明的香港。
「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我願榮光歸香港。」天佑香港。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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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ksson, M. (2016). Managing collective trauma on social media: The role of Twitter after the 2011 Norway attack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8(3), 365–380.
- Hirschberger, G. (2018). Collective traum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441.
- Ni, M. Y., Yao, X. I., Leung, K. S., Yau, C., Leung, C. M., Lun, P., … & Leung, G. M. (2020).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10220), 273–284.
- 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2020. JMHF. (n.d.). Retrieved April 17, 2022, from https://www.jmhf.org/20201011p1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