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 2台大學生會長選舉1號候選人莊智程專訪(上):參選動機與理念

台大意識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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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2, 2023

本屆學生自治組織選舉將於5/24(三)舉行,台大意識報專訪學生會長選舉候選人。本次學生會長共有兩名候選人,兩篇專訪均分為「參選動機與理念」(上)、「政見與議題詢問」(下)刊登。

本篇為學生會長1號候選人-莊智程專訪(上)。

1號候選人莊智程為中文系大四學生。本專訪由候選人受訪逐字稿,經過編輯編修文字後完成。

編輯|歐孟哲、洪誌謙、方博弘

〈學生會長1號候選人莊智程專訪(下):政見與議題詢問〉連結:https://reurl.cc/VLpoRY

參選動機與理念

Q1:請問你參選的動機為何?你過去曾擔任文學院學生代表,但沒有持續連任,為什麼在今年又決定重新投入學生自治?

A:我從小就是一個看到其他地方有什麼樣子的問題,就想要去解決的一個人,就是比較雞婆,對公共事務都蠻關心的。上了大學有機會可以選學代就選了,可是進到學代會之後,發現說好像跟我預想的不太一樣,不是很喜歡那裡面的氛圍,包括開會不是很有效率等。在這樣的狀態之下,自己並不是做得很開心,才沒有再去選學代的連任。後來到系學會去做,還有包括「流動的饗宴」跟一些校外的NGO團體,想說到其他地方你還是能夠做事,讓你做得比較開心。

到現在大四想要回來選學生會長的原因是,在台大這個校園也已經四年了,看到包括太陽花之後的學運退潮,加上疫情在這三年之下的影響,導致了大家好像對於公共事務的關注是一年比一年下降。我也有認識一些大一大二的同學,就甚至也不太看社群媒體。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參與公共事務的人越來越少,參與學生自治的人越來越少,就想說自己還有剩餘的能量,能不能夠再站出來付出。

這也扣合到我後面想要做的那些事情,因為當大家對於學生會越來越冷漠的時候,學生會的人力就會越來越少,人力越來越少當然就影響到它能夠做的事情也就越來越少。那為什麼我不就加入學生會就好,要選學生會長?對於組織管理這方面,我有一些我的想法,我也有和學生會的一些幹部,討論包括組織管理資料管理等一些問題。我覺得以我在其他組織的經驗,這部分是我自己滿擅長的。有機會當選會長的話,我的重心會是放在怎麼營造出一種組織的制度,或是運作、管理的方式,這個方式是可以延續下去,方便所有加入學生會的人更能夠做事、更能夠傳承,整個管理內部的運作、做事的效率能夠更提升。

Q2:你過往並沒有在學生會行政部門服務的經驗,請問你會怎麼克服這個經驗上的匱乏?或是如何說服選民你有足夠的能力擔任這份職務?

A:這是為什麼我很早就開始投入這個選舉的節奏裡面,我花了滿多時間去見滿多的人,和他們請教說學生會可能在做什麼、目前遇到的問題是什麼、目前的狀態是什麼,那我想想看有什麼方法能夠讓它變得更好。而且我覺得我不在學生會內部也有一個好處,就是比較不會被原本的框架給限制住,說不定能夠激盪出一些不一樣的火花。

我之前也和語謙(現任學生會長)討論過,因為我大四了,其實身邊也沒有什麼人可以加入學生會當幹部,所以我希望生會各個部門,可能大一、大二,比較年輕的,可以內推出下一屆的部長。這樣可以解決傳承的問題,不然每換一屆就形成了一個斷層。

我一開始可能經驗不是那麼的足,但是我會花非常多的時間跟心力 – —畢竟我到大五,延畢這一年我已經沒有什麼課了,我可以全心投入在這件事。再加上如果學生會這些原本的幹部,都是已經有一定的經驗的 ,就可以大大減少因為我原本沒有在學生會的行政部門內,突然使得學生會不知道要怎麼運作的情形。

Q2–1:(追問)你提到自己沒有連任學代是對學代會的運作有所不滿,但在成為學生會長、進入行政部門後也必須回應學代會的監督。請問具體來說你認為學代會不是很有效率是為何?如何解決?你認為學生會的行政部門跟學代會間應該保持什麼樣的關係?

A:就學代會內部的效率的問題,學代裡面也是有不同的聲音,有些人會很重視像一讀、二讀、三讀的程序、什麼時候要停止討論、什麼時候要怎樣;有些人會覺得好像不需要那麼繁複的程序。

我當初進到學代會的時候,就是一個菜鳥,那些議事規則都不太懂,就不太能夠跟進討論,等到真正比較了解也過了半年以上了。以我自己的立場的話,會希望學代會的一些程序能簡化就簡化。還有學代會雖然是作為一個監督學生會的部門,但是它跟政府立法部門監督行政部門還是不太一樣,如果學代會很用力的在監督學生會,反而變成是學生自治推動議題的一種磨損,像是學生會已經那麼少人了,內部還有這麼多衝突。

如果能夠當選,我會加強學生會跟學代會的溝通,例如學生會內部開會什麼議題,或是施政計畫在制定的時候,就可以先找學代來討論了。先形成一個共識的話,後續就不用再花很多時間在(學代會的)委員會,或是大會上吵。如果學代的意見提前加入討論,就可以避免很多那種學生會做了,學代會覺得不滿意,又把部長、會長叫去質詢,但質詢的時間也很短,沒辦法真正深入討論。我自己在其他組織,或生活中跟同學分組報告也很常有這種感覺,當彼此沒有充足的時間討論、對一件事其實沒有很了解,那個討論是很沒有效率跟意義的,就只是形式上大家坐在這裡開會而已。我覺得開會反而是一件最不重要的事,「開會事前的準備」才是更重要的。

這也等於是讓學代能夠提前知道更多學生會內的資訊。學生會公開內部的會議記錄,就可以讓學代會,甚至學生都可以取用。想要知道為什麼做出這個決策,看了就知道學生會內部的會議是什麼樣的情形,先知道後原本的一些疑慮就可以解決了。

Q3:總體而言,你如何評價第35屆學生會的施政?具體來說有哪些是您認為應當延續或改變的施政?

A:對於35屆的學生會,會覺得他們有點心有餘而力不足,包含像去年返鄉專車人手不夠,孫語謙會長好像也叫不太動學權部長。當然沒有我沒有很深入的了解到實際狀況,也沒辦法說出問題點到底在哪。但我覺得會前階段彼此怎麼樣建立共識會蠻重要的,我覺得學生會需要形成一個共識,大家是在一個組織內工作,而不是說永續部做永續部的、性工坊(學生會學術部性別工作坊)做性工坊的。整體的施政計畫要一起去做,可能有很多跨部門合作的機會。

我可能不是每個部長都很熟,他們內部推舉出來,他們會有自己想做的事,如果我當會長的話,我就會釋出我會尊重每個部長他想要做到的事,這樣的訊號。我也可能有不會想做的,但我們可以來討論看看到底怎麼互相合作,達到一個最適切的狀態,不是就只聽一邊的意見。

Q4:你認為學生會在各種議題上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學生會是否該對社會議題作出表態?

A:我分成兩部分,一個是「學生會要不要表態」,一個是會長個人的表態。學生會對社會議題表態我覺得是需要的,台大學生會還是有它的社會責任。要怎麼樣表態、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必須要是學生會內部討論過的。是不可能大家都同意,但至少大家覺得說還可以接受,就是不會說因為做了這個就導致整個學生會內部衝突的一個妥協,以此來決定學生會要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因為以學生會的名義來發,它也是代表學生會裡面所有的人,所以說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程序。

另外,學生會參與校外的公共議題要採取什麼策略,會影響外界對學生會的觀感。這可能要從具體個案來講,包含學生會每天聲明的用字遣詞,或是在哪個時機點,比如像言論自由月,不同政黨、顏色的粉專就開始拍一些特定的布條,說這個代表台大學生會的立場,事實上不是如此,但很容易被操作。這時候就很考驗學生會在事前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有沒有預想到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對後續的這些效應,學生會要如何及時回應,反而可以把危機變成轉機,變成一個讓這個議題的聲量更高、被更多人重視的機會。

Q4–1:(追問)你一方面強調台大學生會有社會責任,這涉及到對各個議題非常明確的立場,但你也認為這樣的立場必須建立在學生會內部成員的共識上,若是其中產生矛盾要怎麼決策?以這次校內性平會選舉、言論自由月的族群議題為例,校園中許多公共討論是相當衝突的,如你在政策中訴求跨性別者權利,近期可以看到相當多的反對意見,你會如何回應?

A:我剛才還有一個會長立場的部分沒有講完。雖然說我們都是先寫政見,這些政見代表會長候選人在選前的立場,但不是代表下一屆學生會、跟大家討論過後得的結果,它就會變成說我的立場是這樣。

至於學生會內部的討論,跟我的立場,或剛才講的這些社會責任這些會很衝突嗎?其實學生會的組成大部分也應該是價值觀相當類似的,所以到非常衝突的情形應該是比較少。可能有一些小問題,像這次會長秘書臉書貼文用原住民族加分當宣傳的事件,其實他本人沒有惡意,是欠缺對議題的敏感度,變成這個問題又關乎學生會內部成員的培力。學生會內部成員應該是要有更多機會相互學習,不是說像性工坊在推性別議題的時候,永續部都不用管性別。大家對各個議題應該要有一定水準的了解。

Q4–2:(追問)但你在這次參選聲明中就很強調要去組成一個「多元、包容」的學生會,也用直接把招工表單放在競選粉專上來實踐,在此之下學生會的組織相當開放,任何立場的同學都可能進入學生會當中。那在學生會對任何議題的表態都是來自內部共識下,要怎麼不至於讓學生會演變成就只是不斷的在內部討論跟凝聚共識,而無法真正有所作為?

A:我覺得那種很極端、沒辦法溝通的人,應該還是非常少數,凝聚共識未必會那麼難,而且凝聚共識也不是說大家都一樣,那才叫做「共識」。我所強調的「兼容」跟「多元」,是當兩個人意見、價值觀不一樣的時候,不是說兩個都要,或就取中間就叫多元,而是可能要有一方,或是兩方要退讓,但這個退讓是雙方都認為還可以接受的。像以性別議題來講,這些資料收集、空間去性別化的政策它會影響到原有這些覺得二元性別比較好的人的權利嗎?應該是不會吧。就只是他感覺上覺得不喜歡而已。但其實他需要的是一段時間,說服他跟讓他適應這個改變;但如果是本身的性別認同,他就沒辦法說你忍一忍。所以我在什麼議題要採取什麼立場,就是根據剛才這樣的觀念,如果只是第一時間沒辦法適應、沒辦法習慣,這種不想要改變的意見就可能是比較次要的;但比如像我的性別認同,或我本身是身心障礙者,他就是需要外部的這些制度設計,才能拉到立足點的平等。我的制度設計、政策,就是怎麼樣能夠對這一群人更友善,它也不會對另外一群人不友善,只是需要適應而已。

Q4–3:(追問)但在代議民主的基礎上,選民是基於會長候選人在政見、競選當中的表態,來決定是否要透過選票將學生會的代表權交由學生會長,延續你對學生會立場應來自組織內部的看法,你要如何說服你的選民能夠認同、相信你現在表示的價值立場?

A:我分成兩個層面,第一個是選民投票給我,或另外一位候選人,他投給誰可能是很複雜,或有時候是很簡單的決定,比如說,兩個候選人的立場都是要設立轉型正義小組,那對選民來說,除非他投廢票,不然他沒有一個反對設立轉型正義小組的選擇,最後還是那兩位候選人其中一位當選。所以我覺得說,也不是候選人被投票,那就是這裡的每個政見都一定要實現才是對選民的承諾。會有一部分相關,但他不是完全的等號。

而且學生自治歷年這麼低的投票率,我自己在選舉其實也知道,很多的學生他對自己的權利是無感的。我說「欸,你這個服務學習怎樣、英語畢業門檻怎樣」,他也是逆來順受,覺得沒差、想辦法努力通過就好。很多學生甚至只是他認識你就投給你,甚至沒有看過你的政見。我的公報上列的政見,包括三種語言的翻譯,加起來有18頁,列了50幾點,可能真的看過、記得的人,他到底是經過什麼樣一種綜合的評價,來決定要投給我,這是我沒有辦法去預期的。

第二點是,就算說我必須落實我對選民的承諾,實現這些當初列出來的每個政見,還有我當初表態的每個立場,可是我要做不代表我就能做到。因為我要做,也需要學生會的大家來推行這個政策。下面的人鴉雀無聲,沒有人想做,那也就很難推行,總不能說每件事都是會長一個人去做。像這次言論自由月,變成會長跟會長秘書要自己去掛布條,其實就是組織內部,比如說學權部可能叫不太動,整個組織的運作並不良善,才導致的結果。所以就算會長真的很想做,但礙於組織無法形成共識,他也沒辦法做到。

所以我還是很現實的考量:學生會內部到底想不想要做這件事情。我還是會根據我列出的政見立場,盡我的全力去說服,但我沒有辦法給大家百分之百的保證說一定會做到,或是我沒辦法給百分之百的保證說當我的意見被學生會內部,大部分的幹部反對的時候,我還一定要堅持我履行我當初選舉時的承諾,我沒辦法做出這樣的保證。

Q4–4:(追問)那你如何回應現在選民對因為認同你的某些政見與價值立場才把票投給你,在選舉結束後你的這個立場卻改變了的擔憂?

A:這又回到我剛才講的,「學生會的立場」跟「學生會長的立場」。第一是,學生會做這樣的決定,但我是會長,我還是可以在我的個版之類的去說我對這件事的看法、中間過程是怎麼決策的,我盡力做到了什麼,雖然中間做了一些妥協,但我還是堅持了什麼,最後才導致這樣的結果。我會盡力、完整地說出來,讓選民知道說,不是我不信守承諾,而是真的因為中間某些過程而不得已。

我覺得這部分溝通蠻重要,建立信任的第一個要點就是要認識、要理解,很多時候是不知道內部的狀況是怎樣,才導致很多誤解。所以學生會讓選民知道為什麼做這個決策、中間經歷過什麼樣的過程,我覺得這是建立和選民之間信任的橋樑。我相信大部分學生也是能夠體諒這樣的情況。

換個角度想好了,就言論自由月,當初孫語謙會長競選的時候,政見也不是直接寫言論自由月,是類似的東西,所以這其實也是在落實他的政見,但最後的結果卻是批評的聲音比較大。所以說我堅持我的政見、履行我的承諾,不一定代表是比較好的結果。那對選民來說,說不定他投給你是一個綜合的考量,但對個別的政見他其實不認同。因為學生會有這麼多人,他某種程度上也是小小反映了整個投票選民的結構,所以學生會內部的決策,也是反映了一部分的民意。那經過選民的一次決定,選出會長要決策,再經過學生會內部一次溝通、決策的程序,反而是讓這個最後做的決定更嚴謹,說不定更有代表性。不一定是說稍微有不一樣就是違反對選民的承諾。

Q4–5:(追問)那延續你剛才說到「多元」是不能去侵犯到某些群體的生存權利,對某些社會群體的同學來說,學生會的表態就涉及他們的根本的生存權利,例如這次言論自由日族群議題的爭議。在這些價值立場的決定上,光是向同學交代內部的討論過程就足夠了嗎?對這些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群體,你價值立場上的底線是什麼?

A:我先補充一下,比起「兼容」跟「多元」,我參選理念的核心用「共治」、「共生」、「共好」會是比較適切的表達。「共治」是一個程序,就是大家要共同參與、溝通、決策;「共生」是說大家要知道我們是一起的,生活在同一個時空當中,不是我的世界只有我,你的世界只有你;「共好」是我們做出來的決定,因為是大家要一起承受的,所以要盡可能達到對大家都好,只對一個人好,但對其他人不好就不符合帕雷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雖然對一些人不好,但對其他人可以造成更大的好,這些造成少部分的犧牲是還可以接受的,這樣的情況就可以符合「共好」。

用這樣的理念,扣合到言論自由月裡面講的,比如像性別或原住民族加分的爭議,當初孫語謙會長想要推動言論自由月,我想他勢必也已經預見可能會有這樣的結果,以我所知,事前學生會內部也對這些事情有在做討論,但最後為什麼變成這樣的結果,這可能就攸關到學生會內部,比如在原住民族相關的議題,學生會內可能會有關於這部分議題的人,在前面的流程一定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只是說在提出的過程中怎麼用像我剛才的理念去說服大家,或是形成一個共識,確定我們的底線要界定在哪。因為其實言論自由,就是一個很難去拉到那個確定的界線在哪,比如男同志愛滋污名的那張布條,他可能是反串,但有時候看的人沒有辦法辨別出來,所以說很多時候那種言論到底有沒有踩到底線,其實是很難判斷的。

怎麼樣去做更好的判斷?有更多人加入討論,有更多人的意見跟觀點,才能夠幫助我們去更好的判斷。所以說如果我今天是會長的話,我說我的底線在這裡,至少我自己不敢這樣說。不過這個真的很複雜,因為以言論自由月本身這個活動的性質,他可能注定會傷害到某些人,但其他政見就不一定。我的政見裡面有一個是「每個月都是言論自由月」,「每個月都是言論自由月」跟「一個月是言論自由月」,哪一個會比較有爭議?我覺得「每個月都是言論自由月」反而可能比較沒有爭議,因為當大家覺得只有這個月可以掛布條的時候,就會想說我想說什麼,就要擠個在這個月去講,因為16號布條就拆下來了嘛,它整個過程就是非常倉促。那比如說像活大之前有連儂牆,我可能就是比較透過特定議題形式,比如說以心輔為主題。我覺得有時候那是一種技巧性的問題,就是怎麼執行這個活動的技巧,決定了這個活動它能造就的結果。比如說學生會向學校爭取到一面牆,讓大家可以來貼海報、掛布條,這種形式跟學生會舉辦言論自由月,大家想要先說什麼可以趕快來掛布條,可能造成的結果或許會有不一樣。

當然我自己也不是很確定它能不能造成原本預想的結果,因為你制定了一個規則,可能會有人去鑽漏洞,導致當初沒有意想到的結果,都是有可能的。但前期的溝通,加入越多的觀點,可能就可盡量降低這個風險。

那回到原本的底線,以言論自由這件事來講好了⋯⋯

Q4–6:(追問)非常抱歉打斷你,但我想把問題再更聚焦。言論自由月只是一個例子,但學生會長的職務還包含代表學生會跟「學生」這個群體在校務會議等制度內決策現場的代表權,你的立場、在這些會議中你發表的意見,都將實質影響到會議的後果,當涉及特定社會群體權利的時候,例如在討論性別友善宿舍的建置,儘管你選擇不發言,也都實質對這些群體利益造成影響。你強調你的立場會依照學生會內部組織的共識,同時你也希望部長由本屆學生會內推、廣納成員後再來凝聚共識。但作為會長,實際上你被賦予的權力比組織中任何一個人都還要高,第一是你有對行政部門首長的任命權,第二是你也能夠決定誰可進入學生會的組織內。你會如何行使這個代表權與任命權,以說服這些少數群體的同學他們的權利是能夠被學生會捍衛的?

A:一樣是回到剛才講的,溝通這件事情當然不可能說每一件事情都是多數決。有些事情是大家對這個議題的方向已經有共識了,比如說像性別友善廁所,當然就不需要說每次開會之前全部的人都要來討論怎樣做決定。但針對一些比較爭議性的,或是大家還不是那麼了解,有時候會長一個人,他也不是什麼都懂,所以他需要去聽不同的意見,才有辦法確定說怎喔樣來做決定。

我列出來這些政見,現在是兩個人選,但假如是三個人選,或四個人選,可能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支持我的,比如說三分之一,我取得相對多數,但從絕對多數來看,反而多數選民是不認同我的。所以我覺得還是回歸到剛才說的,不是當初承諾了選民什麼,即便後面發現這個可能不太對,我還是要去做。當然他如果是對的,那就是繼續去做。

Q4–7:(追問)我們現在所談的立場,講起來很像是學生會要不要表態或做某些事,但這些「立場」對少數群體的同學來說,它不只是表態不表態而已,而是直接關係到我作為一個同性戀者、我作為一個跨性別者、我作為一個原住民族學生、我作為一個障礙者,學生會能不能在這些制度性的位置上捍衛我的權利。如果學生會長只是承諾會告訴我,今天組織內部因為什麼樣的流程無法對這件事達到共識,因此無法做出行動,這個「交代」對少數群體來說,結論依然是權利不被學生會捍衛。你要怎麼回應這種擔憂?

A:我剛才講的是一個理論上要經營的程序,但實踐上,我認為學生會溝通出對這些少數群體不友善政策的機率,我覺得是微乎其微的。我前面講過,我對「共治」、「共生」、「共好」的想像,如果只是一種習慣性的,就是大家沒辦法適應改變,我會把它放到比較次要的位置;那如果說攸關像性別認同,或是一些沒辦法改變的弱勢身份,那我會把它的順位排到比較高的位置。這也是我自己在做決定的時候,形成一個共識的過程,它不是一個多數決的共識,不是投票誰票多誰就贏,而是大家覺得說雖然我未必很認同,但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的這樣一種共識。

它其實最後還是會需要會長或是那個會議的主持人去做一個判斷,才有辦法形成這個共識,所以我還是會保留我這個決定權的,不會是說多數人因為這樣講,但他們都只是我剛才說的比較次要順位、只是覺得說沒有特別想要改,只是習慣現在的狀態,但少數講到的是攸關到真的很重要的權利,那在我的決斷裡,他還是會變成所謂的共識。對多數人來說他們只是覺得這個沒有到很好,但是我做了對他們其實也沒有太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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