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學生自治組織選舉將於5/24（三）舉行，台大意識報專訪學生會長選舉候選人。本次學生會長共有兩名候選人，兩篇專訪均分為「參選動機與理念」（上）、「政見與議題詢問」（下）刊登。
本篇為學生會長2號候選人－許冠澤專訪（上）。
2號候選人許冠澤為城鄉系所碩三學生。本專訪由候選人受訪逐字稿，經過編輯編修文字後完成。
編輯｜歐孟哲、洪誌謙、方博弘
〈學生會長2號候選人許冠澤專訪（下）：政見與議題詢問〉連結：https://reurl.cc/y71aA8
參與動機與理念
Q1：請問你參選的動機為何？你在參選聲明中提到在你過去一年擔任研協會長的經歷中注意到台大校內「師生間的權力差距」與「不合時宜的規範」，這些觀察怎麼具體反映在你的政見裡？為什麼你認為學生會長的角色更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A：第一是我還有想做的事情還沒完成，而且不只是我個人想做，我覺得這件事情做好，對很多的人來說一定也很重要，就是讓台大在過去威權時期的檔案揭露。我這個學期在研協會也做了言論自由的活動，跟學生會掛布條沒有關係，是我自己做的。我本來是想說，把一些台大過去教授的資料整理起來，然後辦辦講座展覽什麼的。但是我發現，以前都以為這些教授、這些所謂「受難者」的故事大概都已經很完整了，已經很多人爬梳過了，但我發現不是。有很多在那個時代被關押，或甚至死掉的人其實曾經待過台大、是台大的師生，但相對紀錄非常少，台大有很多的資料沒有公開。
我舉個例子，我自己針對一個案例，這幾個月花了很大的功夫，是化工系戰後第二屆系主任，叫陳華洲，就算做白恐研究也很少聽過這個人，因為他就是紀錄相對少，但我發現台大其實有很多對這個教授的紀錄，跟他往返的公文等，但調閱的過程非常的不順利。這件事情除了我完成會有成就感之外，我同時有跟陳華洲的家屬聯繫上，他們每次看到我很辛苦的弄到了一點點資料給他們看，他們的感受是，原來爸爸有過這一段事情，他們都不知道。他們當然知道爸爸為什麼死掉了，只是他在台大的這些經驗跟師生的互動等等，是需要透過這些史料才有辦法還原。
所以這是一個台大在面對歷史錯誤，我覺得很重要的地方。在三、四月的時候我做了這件事情，我也跟這些家屬有承諾說，我會繼續去努力，讓更多的資料可以開放，所以我覺得我有責任在。想做這件事是我繼續去擔任學生自治幹部的重要原因。
另外一個我個人層面的是，我在台灣唸書的學生生涯應該是真的最後一年了。過去累積了一些學生自治的經驗，最後一年的時間可以再利用台大學生會這個平台分享給大家。不敢說傳承啦，就是分享，不管是對組織要怎麼樣運作，或者是跟學校的談判、我們要如何進退這樣的技巧經驗，我都希望可以跟台大同學分享。
師生權力差距跟不合時宜的規範我分開來談好了。權力差距當然是研究生，我們接了太多申訴案，都是跟老師有出現一些問題，最後摸摸鼻子吞下去，或者是即使進到申訴的環節，但是大多數的結果都還是老師的權力比較大。我們在這一年有推進〈研究生與指導老師互動準則〉辦法的修正，讓彼此之間的權力差距比較小。我講一個最大的差別：老師未來如果要主動開除研究生，必須要去找研究生簽署對過去資料發表權的協議，避免說老師想開除研究生就開除研究生，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我相信這種權力的差距不會只有在研究生，學士班一定也有相關的經驗。所以如何反應在政見上？我提到一件事情是說，針對不同權利侵害或者是行政處分型態，可以客製化的辦一些不同的工作坊，告訴同學遇到什麼樣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可以怎麼解決，要從哪些法規、哪些東西開始查起，進到校內校外的申訴行政救濟程序會怎麼進行。我當然樂意持續接受同學的陳情，但是我更希望未來即使沒有學生會，同學們也都可以在遇到問題時，都知道怎麼解決，而且要於法有據，我們也希望說建立給大家行政救濟的觀念。
關於不合時宜的規範，比如說行政流程，我們社團辦活動申請，還要去跑紙本、指導老師要同意，這些我都覺得蠻蠢的，所以我提到這方面的流程可以更無紙化或是線上化。也延續剛剛提到的開放資料的部分，除了歷史資料，也包含現在各式各樣的檔案、校務的統計調查。我們三不五時就會接到說，學校要做什麼調查統計，可是我們都沒有看到那個結果，相關的統計資料應該都有開放的原則。台大其實有一個台大校務公開辦法，那到底有沒有落實？就我看來是沒有。我覺得要根據這個辦法，讓台大更多的資料有開放的原則。「建立一個開放的台大」就是我的口號。
為什麼學生會長角色更能夠解決？當然是資源，最直接就是資源更多，組織更龐大，讓大家可以完成更多的事情。
Q2：在過去擔任研協會長與東華大學學生會長的經驗外，你也在經濟民主連合等社會團體中任職，你如何看待這些身份與學生會長之前的關係和權衡？
A：我可以直接坦白說，我今年（經民連的）工作目前是請長假的階段。另外我也是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執委，不過平時沒有參與運作，所以我自己覺得跟校外的身份不會有太多的衝突發生。
Q3：學生會在社會議題上是否應該採取立場、作出表態是台大學生自治長期爭議的問題，但你在政見中已經非常清楚表明你在國家主權等議題上的立場，也不諱言使用「政治」一詞。因此想直接詢問你為什麼認為學生會應該對這些議題積極表態？你會如何回應對學生會在所謂「政治議題」上表態的反對意見？
A：台大學生會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它是台灣第一個出現大家可以普選、三權分立體系的學生會。後來很多大學都照這個方向來跟進，當時的背景是從1980年代開始，校園有些民主運動，例如台大自由之愛，自由之愛前面又是各種對於學校的異議性活動、打壓退學什麼等等的。這樣子背景下出現的台大學生會，本身就是非常政治性的，因為當時不是只有學校跟學生的關係，是政府授權台大這麼做，或是台大在政府的壓力之下，他必須要處理這些對他們來說是政治學生的人。
所以學生會在歷史上的出現，本來就是非常政治性的。而且當時學生會出現的過程當中，他們的敵人也不是只有台大校方，他們到教育部去陳情〈大學法〉。不只是〈大學法〉，整個大學應該要改良，應該要讓政治退出校園，應該要落實師生共識的願景，所以我覺得學生會，尤其是台大學生會從歷史而言就是一個非常政治性的組織。
在此之前同樣的這一群，就是吳叡人或是吳介民，他們在更早以前，其實在參與學校的這種狹義的學生自治組織以前，本來就是從校外受到民主的影響開始關注公共事務。比如說吳介民老師是從鹿港反杜邦運動開始。所以本來我們就不是侷限在校內，我們很難只侷限在校內，我們也很難去劃清到底什麼是學生的議題、什麼是校外的議題。因為一個大學使用的各式各樣的法規、影響到的這些的法律，也都是受到校外政治力的影響而有所調整、修正。〈大學法〉的修正就是非常政治性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說學生會只做校內的議題嗎？第一個，我覺得「校內問題」就是無法定義的事情；第二個，我從來就不覺得學生會就只能關心校內的議題 ，無論在歷史上、在現在受到的影響上，他應該要對於校外的議題有所表態。
Q4：承上，對此問題，在近日台大交流版的討論中，也有同學同意學生會進行社會倡議與推動學生權利於理念上並非零和，但預算、人力等資源分配卻實際存在。你會如何回應這樣的質疑？
A：我覺得從我在研協會這一年，大家可以檢視這件事情。雖然我主張說，學生不應該離開政治，不應該離開校外的這些議題，但是也不代表我會整天花時間在校外去做這些事情，大多數的時候我們還是在校內。我覺得學生會參與政治，更多的時候應該是在一些事件發生時，作為學生代表，要表達立場。從研協會過去一年的表現，我認為可受公評的是，我沒有放棄校內研究生權益的議題，我很專心在這一塊上面，像剛剛提到的（〈國立臺灣大學指導老師與研究生互動準則〉）修法。但是同時我也關心校外發生的事情，去年的18歲公民權、中國發生白紙運動的時候，我們都有表達我們的立場。我想像中的學生會、學生自治組織的政治參與最基本應該是這樣子，這樣的參與我認為不會影響到預算人力資源等等，它是一個可以權衡的事情。
Q5：總體而言，你如何評價第35屆學生會的施政？具體來說有哪些是您認為應當延續或改變的施政？
A：我覺得整體來講是不夠讓同學知道學生會到底在做什麼。這不代表說學生會沒有在做事，但是可能是必須要在實體的空間上，或是網路社群平台上，更努力的去觸及到同學。我是有看到學生會在做這件事情，只是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
具體來說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延續的，比如說他們在Instagram上會定期整理學校發生的事情，來跟同學做溝通解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但是我想補充另外一個是在會議上做出的一些改變，學生會好像這一年比較沒有提到這件事情。在研協會我有做，至少在教務會議，直接跟研究生議題有關的事情我都會把它摘要放在臉書上。
我相信這樣子不夠，所以我們也去跟學校倡議，未來會議的會議紀錄要主動揭露。很多的會議紀錄都已經放在他們自己的官網，但大家不會去看，我說「主動揭露」是指，以一定的頻率用全校性的方式，告訴同學，我們這個月有哪些會議、哪些重大修正，做到積極揭露。也希望未來師生不要還在罵說「我看新聞才知道學校又做了什麼樣的改變」。我們以後做到寄信這件事情，大家就應該要看，就有點像現在每個禮拜秘書室會寄來週的活動整理，類似這樣的概念，我目前跟秘書室的共識是大概一個月一次，這個月開了什麼會，也不太需要花計中太多的時間，只需要導流連結到本來這個會議紀錄的頁面就好。當然還有一些會議紀錄，過去是沒有公開的，趁這一次的機會，我也鼓勵學校都把它公開，只要不涉及個資。
要讓同學知道學生會的存在，就是讓同學看到這些會議中的改變。我覺得這樣講，不會去看的人還是不會去看，但是會看的人就會知道，我們在裡面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不是只有搞政治，我們是很關心校務議題的，我們在會議上做了很多的提案或是倡議。
Q6：近日交流版因本屆學生會舉辦「言論自由月」的活動，掀起對校內原住民族、性少數同學歧視言論的相關爭議，目前沒有看到你對這個活動或相關事件有公開回應。請問你如何看待本屆學生會以「言論自由月」活動進行倡議的做法？你認為學生會該以什麼樣的方式介入、回應近期被高度討論的族群、性別不平等議題？
A：我看到學生會有對這個活動訂了一些規則，他們有說仇恨言論不能放，孫語謙的想法是那可能不算是仇恨言論，所以讓它放。如果是我自己的作法，我會在前面把遊戲規則講得更精確，雖然這樣講起來有點一言堂，但是我可能會更明確的講什麼叫做仇恨言論，什麼東西違反我們主辦單位的規定，我不會讓你掛。如果我辦這個活動的話 — — 當然題外話是我不會 — — 但是當有這種對我來說是不OK的布條掛上去的時候，就即使假設我最後讓他掛上去了，我覺得學生會雖然自己是主辦單位，也應該第一時間就表達對於這些布條的立場。
無論是愛滋病（男同志愛滋污名），或者是這次4.05（原住民族加分制度），學生會都是等到大家罵一罵，才好像很可憐的這樣出來解釋，但是他們其實可以第一時間更快速的表達立場，也可以彌平大家有點像誤會，覺得是學生會的意思掛上去這樣子的質疑。
Q7：在本次選舉的競選期間，你似乎較少在社群媒體上公開發言和說明政見內容，在你的政見中也沒有看到關於學生自治參與度低迷的討論，這與一號候選人用公開表單招募工作團隊，以此訴求讓學生會能夠「廣納多元意見」形成鮮明的對比。你對學生會建立與學生之間良好關係的方式有什麼不同的看法嗎？
A：我覺得開表單邀請大家加入我，當然是一個方式。但我沒有做這件事情，大家一樣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如果對我這個人有興趣來聯繫我，我都不排斥，我也確實有接到這樣的訊息。我沒有做這件事情是因為現階段做，如果我沒當選，我要怎麼處理跟這些人的關係？我覺得有點奇怪，就是把他找來忙了一輪，然後我也不一定認識他，我覺得我在學生會就是也不是想要單純交朋友。
如果真的是要建立跟學生之間的關係，應該可以有更大的做法，就是我們過去一年做了兩次全校性質的座談會，我覺得那真的是廣納學生意見的、公開的、正式的平台，我不指望我的團隊很龐大，我指望這些聲音可以直接反應給校方。所以如果當選的話，過去這一年我舉辦的兩場座談會，一定也會再類似的方式辦理。
Q7–1：（追問）近兩年開始同學有透過參與性別平等委員會選舉、發表反諷性質的政見等方式，挑戰過去平權運動制度化的成果。這些同學和你在學生會採取立場有鮮明的對立，你認為學生會該如何去回應這樣的挑戰？你會怎麼樣去回應這些人？
A：你問的應該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一個學生對制度本身的反對，比如說他可能對性平會裡面的一些做法是有質疑的，他就故意去選；另外一個是對學生會一些價值立場的反對。
前者其實我覺得不是不能挑戰，很多既有的制度我也不覺得就是正確，比如說學生會三權分立，或者是（學生）性平委直選，我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贊同，如果大家要這麼民主的話，為什麼其他教師代表不用直選？或者是其他的會議，為什麼沒有直選？我覺得這些事情不是不能挑戰的。但如果你是對這個會議（性平會）存在本身就有質疑的話，那個就不會是我要捍衛的事情，這就是別的戰場，性平會的主席要出來解釋，為什麼大學裡面需要有性平會。
對於質疑學生會的價值，我想在民主社會這件事恐怕無法完全避免，就好像沒有一個政黨的做法能讓所有的選民都百分之百的支持，但如果我是學生會長，我會用更平易、更能夠親近的方式，讓大家可以接觸到。我覺得有的時候，很多的質疑是彼此不認識、彼此沒有辦法交集到，而產生誤解。所以有人問我說，我們辦校長座談會，那有沒有學生會長座談會？我覺得可以朝類似的方向來想，但我不會取名叫學生會長座談會，這樣把自己好像抬得太重要，可能是用類似學生會排班的方式，或是說我固定在哪個地方，大家可以來討論。這些東西平常都可以進行，當有一些爭議發生的時候，我想更應該跳出來說，我幾點到幾點就在學生會辦，歡迎大家來聊一聊。
其實台大也蠻多這樣出現的人，我在路上街講的時候，真的就有人把我攔住，他就蠻挑戰的，我有話我就跟他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認同，他講一講就說他想捐政治獻金給我， 我說學生會選舉聽起來是沒有這件事情，後來就有點打哈哈掉。但我的意思是說，我覺得至少學生自治選舉這個階段，比起政黨那種選舉的張力，還是比較有可以跟同學對話溝通的機會，再怎麼說我們是同一個學校的同學，還有一定的基礎可以來交流。
Q7–2：（追問）回應到近期因言論自由月後續的爭議。有原住民族或是其他社會少數群體的同學認為，他們在校園裡感受到的敵意和傷害好像不只是來自學校制度，而是這些言論與討論本身就形成相當的情緒負擔。在學生會的位置上，你會怎麼看待近期反覆被提出的這些問題？
A：如果是延續那個布條的事情的話，當然我剛剛講的，第一時間學生會就要出來表達意見跟立場。我覺得在公權力有限的情況底下，學生會能做的應該還是踩定立場，要讓這些少數群體知道，學生會是可以仰賴或信賴的組織，我們可以一起去提在學校裡面更制度性的事情。這次原住民族的同學組織有提了一些訴求，我有看到他們希望學校可以設立一個促進族群平等的單位。我本來以為原資中心已經夠了，後來發現好像它設立的目的不太一樣，在他們喊出這個訴求以前，我也沒有想過其實台大確實也可以做這樣的事情。當學生會立場踩定，我相信這些同學他們會樂意來討論。當然我們也可以主動去找這些同學來討論，他們對委員會的想像到底是什麼，我想我們就可以用學生會在學校會議中的代表權去提案討論。
這是我們能做的，我們也不太可能成立一個傳教團隊，去找這些一直起爭議的同學，一個一個遊說，我們的位置還是適合在制度上去做倡議。
Q7–3：（追問）近幾屆學生會皆是以會長設立政策性部門，或學術部下設專責各議題的小組來處理個別議題。在你的政見中較少看到具體該如何在組織上進行這些議題的倡議，你會沿用過去這種組織方式嗎？或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進行這些議題的倡議？
A：我蠻相信事在人為這句話，就是我還是認為，因為學生會它畢竟不是一個有公權力的組織，所以制度上、內部組織無論怎麼設計，重點還是在裡面的人到底怎麼想，跟他願意付出多少的時間。所以無論是永續部或永續小組，其實都是看大家要把自己高度抬到什麼程度。當然可能在編列預算什麼資源上有差，但我覺得那都是技術性的問題。所以制度上我覺得我不會有太大的調整，我會更努力在去找到願意來執行的同學。
當然部門的一些定位可能要有更明確的短中長期計畫，我舉我很關心的轉型正義為例，我想除了辦講座，或是相關電影的包場以外 — — 這些我都覺得很重要 — — 但我剛剛已經講到，我對資料開放有很大的執著，我想我們就可以更清楚的訂出這一年的計畫要發展到什麼程度，轉正小組未來就不會只辦活動，我們可以更有目標的一次一次拜會校長或（主任）秘書，談我們資料開放的進度要做到什麼，然後哪些部分需要怎麼遮蔽或處理，可以有很具體的工作進程。有些同學也會好奇說，這些部門是不是都只有在辦活動？我用這樣的方式來回應這個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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