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學生自治組織選舉將於5/24（三）舉行，台大意識報專訪研究生協會會長候選人。本次研究生協會會長為同額競選，專訪分為「參選動機與理念」（上）、「政見與議題詢問」（下）刊登。
本篇為研究生協會會長1號候選人－黃種賢專訪（下）。
1號候選人黃種賢為社會所碩一學生。本專訪由候選人受訪逐字稿，經過編輯編修文字後完成。
編輯｜歐孟哲、洪誌謙、許采蘋
〈研協會長1候選人黃種賢專訪（上）：參選動機與理念〉連結：https://reurl.cc/K06Xpn
政見與議題提問
Q1：你在政見中首先強調研究生作為學術工作中「勞動者」的角色，並主張應建立勞動權利個案諮詢管道與爭取助理薪資調升，過往研究生協會應已長期有處理個別研究生問題的業務，請問你為什麼特別著重與強調對「勞動權利」面向的關注，並認為需要額外建制管道？研究生的勞動處境相對於其他如與指導教授間的不對等權力關係、心理困擾等問題有什麼特殊性？
A：先談要建立一個額外的制度管道處理勞權的部分，我可能有點表達不清楚，我比較不是說要建立一個額外的勞權的管道。它其實有點延續的性質，我們同樣會積極處理學生遇到的個案性的勞權爭議，我們會作為協助的角色去幫忙他們申訴或是釐清一些問題等等。
那當然另一部分比較不算多管道，但是也是比較強調建制的部分是，個案性的處理我覺得終究還是要回到一些制度性的解方，但是這樣的解方到底該如何實做，其實我還是相對沒有一個很完整的圖像，但大體來說，我會希望至少一些既有的勞僱爭議個案可以在做去識別化的處理後，做整理或是公開，讓其他有類似處境、遇到類似狀況的學生能夠查照過去的經驗。這是我覺得比較制度性的解方。那為什麼會特別關注勞動權利或相關面向，其實我覺得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比較個人的生命經驗，在大學畢業專題的製作，我做的是一些比較涉及勞動權利的部分，內容是關於校園周遭的各種餐飲業學生打工的勞僱剝削問題。後來這個畢業專題因為疫情的關係沒有做完或對外公布，但至少我開始會關注學生的勞動權利。
其次也是因為勞權或是勞動者的身份，在做為研究生的時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角色、面向。從大學升到研究所，這個生命經驗轉換可能是開始不拿家裡的生活費支助，開始要自付學費、生活費，因此有更迫切的收入需求。那一部分也是因為，做學術這件事情很多時候會承接各種老師的計畫，從做中學必然是同時涉及研究跟勞僱的身份，所以我認為研究生的勞動權利是很重要的，也是應該且值得關注。
Q1–1：（追問）你剛剛的回應中有提到你們目前有在推動讓研究生勞動市場條件更加透明化的「勞務平台」，可以請你具體說明一下這個政策的內容以及目前的進展嗎？
A：這個平台的建立，它是一個研究生勞僱資訊整合平台，它比較不會處理過去遇到的勞動爭議。它是我們跟校方各處室與計中討論，由計中去架設的一個新的整合平台，主要業務會是將研究生各種受聘的身份進行整合，因為像現在如果你是做教務處的全校通識課的TA工作、從事國科會計畫，或是做系上課程聘任的助理，它其實是不一樣的身份，也就是不一樣的經費來源跟不一樣的經費名目。因此，目前想要查找各種收入來源或身份，它其實分散在各式各樣的平台裡面，你要去myNTU看、要去學務處的FAO系統看、要去NTU Epo。唯一看到它們整合在一起的時候是去myNTU裡面的「付款查詢暨付款通知」，可是那裏面又混淆各種，比如說你開會一千塊的出席費、你的學貸，名目又不是很清楚。所以這學期我們去協調各處室後，去推這個整合平台，一打開你就可以看到各種資訊，你的聘號、受聘身份、金額，然後你的主責單位是誰，以及有什麼樣的申訴管道。讓使用者可以一目瞭然知道受雇的資訊。
這個在倡議過程其實我們是有遇到一些阻礙，，它不一定是系所、處室直接反對說我們不想要做這個，或是說他不同意這件事情，而是說各系所還是會有一些慣性或惰性，他們可能會覺得增加一些業務，可能會造成額外的麻煩或風險。
例如說學務處就有很多類似的意見是，他們覺得建這個平台可能會有一些個資問題、可能會造成一些學生抗議或其他的問題，他們不想承擔這樣的風險。 研究生獎勵金是由學務處統籌分配，然後再由各系所使用，所以真正的組成單位是各系所，不過學務處還是有主管機關的角色，因此學務處就會主張，我們要去發函各系所，看各系所是否同意他們各自的取用。然而就計中的說法而言，各系所早就應該要同意系所各自使用了，因為技術上來說，計中建立這個平台，也是去其他的資訊庫撈資料，所以那些資料早就上去了，不需要多此一舉的詢問各系所的意願。
這件事情在學務處的擔憂下，開始出現各種問題是，有系所不同意資料的取用，導致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資訊平台的整合會出現部分系所的缺漏，這是我覺得實際在討論一些倡議或改革時會遇到的學校方的實務阻礙。
Q2：校內研究生助理薪資在管中閔校長任期最後一年曾依據當時研協對校內研究生生活條件的調查報告而做過調整，請問你具體來說將如何向校方爭取「合理的」薪資調整？什麼樣的薪資才足夠？
A：這邊先區分一下，學務處的研究生獎勵金是由各系統籌、分配進行使用，研發處是涉及國科會計畫。我主要想談的是教務處通識經費的部分。
其實我認為，到底什麼叫合理很難有一個實際的判準，可能也很難用制度性的辦法判斷。譬如說，你不會說我們依照CPI漲3%我們就調薪3%，它是一個有點不太可行 ，校方可能也不太會接受的說法。所以到底該如何談出一個合理的薪資，我認為很仰賴實際跟學校主管的協商過程，特別是學校主管的態度，絕對會依照著不同的組成，而有差異。換了管中閔下來，換新的行政團隊上去之後，我覺得會談出什麼結果還要去協商看看，因為目前還沒有談過這件事情。
具體來講，如果我們手邊有上一屆研協會調查的結果，那我們就應該拿這份結果作為一個繼續推動的基本判斷資訊。就是說，過去的調查結果，其實顯示碩士生會認為一個合理的，或是至少不要入不敷出的金額是一個月8500元，那博士是11000元。那在這兩個金額下，上一屆的協商結果，具體如何協商我們可能不清楚，但協商結果是從6000漲到7500， 從8000漲到10000。其實這兩個金額剛好都離研究生真正解決入不敷出的需求金額差1000塊，所以我自己會覺得，至少我們拿著這一份認證調查的數據，先以漲至8500跟11000為主要目標。 我覺得這種事情當然能喊多少就喊多少，但我覺得不要畫大餅，能做多少先做多少，先試著以現有的資料來做推行。那沒有在這一屆預期再做一次或是下一屆再做一次調查，是因為這筆調查其實花費蠻多的，這個調查的經費來源，我們之前也有了解，這筆錢其實不是研協會自己的，也是一個蠻機緣性的調查。所以我們就不要空談，至少在這份資料上，先以這筆金額的調漲1000塊為目標。
Q3：承上，目前薪資調整皆是緣自由學生團體自主爭取的結果，你認為該如何建立檢視研究生勞動條件是否「合理」、並適時調整的制度性辦法？
A：如何實際去讓調薪這件事情制度化，我覺得真的有點難，包含說我們剛剛提到的，你去依照CPI設定你的調薪門檻。我其實沒有真的很具體地發展出一個制度性解方，但如果真的要講可能性，我覺得其實不無可能。因為像台大跟BOT簽收費協議，其實BOT方最近也發生住宿費調漲的爭議，它其實也反映物價指數的提升，因此提升他的租金，所以我覺得或許可以跟校方談談看，但我覺得實務上的困難是因為，目前的教務處也好、學務處也好，他們的獎勵金，是來自於臺大校務資訊公開專區資用計畫的第二點，就是用學雜費收入的23.5%去編列相關的預算。那個計畫有謀定說，其實是以目前學雜費收入的23.5%去編列各處室、通識課程等的研究生獎勵金，所以你在學雜費收入凍漲的情況下，你要怎麼去談。如果你要設立一個例行性的增長制度，我認為這件事情對於其他經費使用的排擠，校方應該會滿抗拒的，因為它在調度經費上會更窒礙難行。我同意你說的缺乏制度性解方時，導致可能很仰賴個別的學生組織解決，可是在現況下，我覺得比較難運用制度化的方法來做調整。
Q4：你在政見中主張透過舉辦研究生之間的交流活動，以促成研究生間支持性的社會網絡。類似的政策在過往幾年的研協會長選舉中頻繁出現，請問你認為欠缺社會連帶與支持網絡為何成為研究生時常面對的困境？過往研究生協會的相關嘗試有成功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嗎？你將有什麼不同的做法，或有認為值得參考的成功範本？
A：我覺得研究生特別容易面臨這樣的困境，或者是有人際支持的需求。他跟大學生相比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課業的繁重或是學術工作的痛苦，會造成一些壓力來源，或是孤獨感乃至於心理健康的問題。我覺得研究生可能比大學生在某些面向上更嚴重，這可能是因為你可能 很少通識課跟團體報告，更多的是需要個人獨自進行的學術工作或活動，很多時候也比較沒有休息的時間出去快樂地交朋友、跟人連結。你會因為你的身分一半是學術工作者，一半是勞工，所以得花大多的時間在進行工作，還有一個比較大的部分，是因為蠻多研究生其實是來自外校，他們剛進來的時候不一定有足夠的、既有的人際網絡。
實務上是就是如同前幾屆做的，我們就是舉辦一些康樂性質的、娛樂性質的活動，讓研究生之間能有一些互動，那這樣的互動效果不會說真的到多好，因為它畢竟是一個場次不多的活動。 可能來的時候也是玩樂性質的，比較少虔誠的交流，但我們期待透過這樣的互動交流，能夠建立一些私人連帶，以私人連帶的方式互相支持。那包含說我們以前曾經辦過一些快樂玩桌遊的活動，當然在桌遊之外，中場或活動結束的時候，可以發現其實大多數人還是會開始寒暄。我覺得雖然它只能作為契機，但是也希望這個契機能提供一些人際網路的建立，或者是情感的支持。
Q5：本屆研協任內對〈國立台灣大學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的主要修訂為在解除指導關係的程序上增加研究生的同意權與溝通空間。請問在此之外，具體來說你認為本辦法還有哪些改進的空間？
A：這次準則修改主要談了三件事情，第一是過去如果你跟指導教授關係破裂，會要求系所主管要去進行必要協助，我們把它修正為應該要積極介入跟輔導，確保制度條文上要要求「積極性」。第二是跟指導關係結束時，要確保對過去的研究成果進行協商和簽署協議，去避免很多時候，你研究生同時幫教授或你自己的論文跑資料，你寫了基本成果，或你在做田野訪談的一些資料，在你結束指導後都不能使用，這是要確保你享有你的著作權跟使用的權利。那同時我們也新增了新的開啟調解會議的標的，包含說今天你使用在原本指導關係下搜集的資料使用卻不被同意時，也可以去進行申訴、協商，並且其他學生代表能夠列席協調會議。這反映了我們這一年遇到蠻多導生關係間的問題，其實是消極問題，就是老師裝死搞消失，或是故意冷落你、避而不見。
要改善的具體來說有兩個，第一是因為也剛修完，其實還沒有很多實際運作的結果，所以我們也要看運作起來，到底會遇到或發生什麼問題，才能去判斷哪些地方需要補強或調整。第二個可以具體推動的是，在學生代表「得列席調解會議」這個條文，進一步修改成「應讓學生代表列席」，就是除了當事雙方之外，應該要讓更多的學生 — — 特別是我覺得所學會的學生就很適合，或如果擔心還是有內部權力關係可以院學會 — — 藉此去消弭指導教授跟學生間很大的權力差距。
Q6：承上，你曾參與本屆研協辦法修訂的推動，請問在相關倡議上面對的實務阻礙和困難為何？你預計將如何解決原本難以處理的反對意見或其他困難？
A：其實我不是主要負責這個方案的成員，我自己主責的是勞務平台建立，一些細節、商談上的過程不太能分享。但我理解的是在開會的過程理，其實相對沒有遇到什麼阻礙，校方在這種比較涉及實務、沒有資源競爭的情況下不會反對。
我覺得實務的阻礙或許不會發生在辦法修訂跟校方，而是之後辦法的落實。因為落實後，如果要開協調會議是在系上，那系調解的過程到底有沒有辦法去落實剛剛講的這些新增的規定或要求，這主要是之後需要去監督的部分。
特別是每個月我們跟學生會、學代會和校長跟一級主管的例會裡，我其實就有聽到有學生在反應一些系所 — — 其實目前系所開設的課務委員會都有要求要有學生代表列席 — — 但他們反應是說一些系所的課務委員會其實沒有學生代表。這件事就可以類比到這個準則的實務運作狀況，就可能規則上這麼寫，但實際沒有人這麼做。所以我覺得未來比較是會在運行上遇到阻礙，那當然像剛才講的所學會或許就是一個很好的角色去監督這件事情。
Q7：過去研協對校內研究生生活條件所做成的調查成果中，也相當側重研究生所面對的心理健康問題，心輔資源不足也是近幾年台大校內高度受到關注的公共問題。你在政見中僅有建立社會網絡與此相關，請問你對校內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問題與對應心輔資源問題的理解為何？在這方面是否認為還有能過由研協推動與著墨的空間？
A：政見中沒有特別提出來，是因為心輔資源不足在台大是大家都已經有意識到，這是全校性的問題，還是要由有更大組織、更多資源的學生會來推動。我覺得政見不該寫一些很誇張，或說難聽一點，就是你也知道做不到的事情。
當然研究生協會還是要在意這件事，研究生確實也會有心輔資源的使用問題。但我認為以研究生協會作為主體來推行的部分是，現行校內從110學年度開始有推行學輔制度，針對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或生活的困擾進行輔導。相對心輔比較難處理、調動，要由學生會來推動，我覺得它（學輔制度）是研協可以做討論的。雖然學輔跟心輔的業務不直接等同，相對來說不直接是專業心理諮商 — — 雖然他對成員（學輔專員）的要求同樣要有諮商專業和社工師身份 — — 學輔處理的業務比較像是一些生活的困擾、學業的困擾、生涯規劃等，但如果在這個階段學輔去處理一些未來導致心輔要處理的問題，就是一個在前面先擋下學生個人因為課業問題導致心理健康出問題的作法。
就我目前的掌握，學輔的使用上有四分之一就是碩博士，22%是碩士、2%是博士，其實使用率不低，碩博士也有很多學輔的使用需求。可是我跟一些其他研究生組織交流的結果，他們會反映目前的學輔制度有點難幫助或緩解碩博士遇到的學業問題，就他們目前的的處理方式還是比較以大學部的狀況為主。所以當研究生的需求不一定能被他們的方案或輔導解決。特別是各個學科領域的分界，在研究生，碩士或博士生階段都比大學部更明顯，所以你可能在大學部時期可以把法學院、社科院放在一起（都包含在一個學輔專員的業務範疇），像現在的制度，但在研究生階段，我的生涯規劃、課業需求，（因學科差別）可能會完全不一樣。雖然學輔中心從過往那種很多學院併在一起的方式，有開始拆分了，但還是很多學院併在一起，包含說社科、法，還有生科。其實差蠻多的，這件事我覺得可以開始去著眼或倡議，一個部分是大學部跟研究生差很多，另一個部分是研究所內部的異質性很高，所以我會期待在學輔這塊能更從研究生的角度去做倡議和推動，以此緩解心輔後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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