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思潮：洪子偉老師論台灣哲學的啟蒙與反叛
撰文：張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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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哲學？
「過去一百年台灣哲學的主軸是探討『存在／反壓迫』的課題，即在思想、價值上，乃至於語言和文化等面向，解釋自己存在的條件。」
這是洪子偉老師一開場，替台灣哲學描繪的輪廓。
但這樣的輪廓，究竟從何浮現？
哲學是西方文明的基礎，強調以理性與邏輯來窮究事物的原理。然而，對事物的討論不能抽離歷史的脈絡，從十九世紀以降東亞世界的歷史脈絡觀，哲學便是「現代化過程中，從西方引進的系統性邏輯思維」，換言之，應在「西化」的挑戰下，思考「哲學」這個概念如何在東亞發展出特殊的關懷偏向與詮釋途徑。在聚焦台灣本島之前，老師特別注重清國（乃至後起的中華民國）與日本兩方對西方哲學的接收與轉化。
清國方面，自1861年開始的洋務運動，便認為中國器物文明雖落後，但「精神文明進步」，1903年，建立現代化教育機構，仍將哲學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
下至清國覆滅，中華民國出現，五四運動時期，知識分子方引進流派多端的西方思潮，大致而言，分成（一）胡適領導的「自由派」，以美國杜威的實用主義為體構，（二）以熊十力等所組成之「保守派」，引介德國哲學來詮釋中國傳統思想，（三）陳獨秀等倡議的「左派」，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自由派與保守派在戰後台灣哲學主流發展中成為兩相抗拮的力量，並以此形式回應、承續了台灣哲學的「反壓迫」命題，此待後述。
日本方面，與清國洋務運動約略同時起，便積極吸收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1868年創辦開成學校作為研究與教授西學的官方機構，民間學者也有系統引進英國效益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潮。1877年，東京大學成立，文學部包含史學、政治學與哲學，是哲學第一次以現代專門學科的名目出現在東亞教育體系中。
站在知識史的角度看，自明治時期被動吸收西方知識，到大正時期，開始有京都學派的反思與轉化，進而在1942年更有學者提出「超克近代」（overcoming modernity）說，強調揚棄由西方文明給予的「近代」，並由日本為東亞世界開創思想主體。投諸政治社會背景，「超克近代」未嘗不與日本的軍國主義道路互為表裏，「八紘一宇」等東亞戰爭論述，便呈現出此日本哲學近代發展轉折之一斑。
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便是在反抗日本同化思維的情況下，積極為自身主體建立近代性語彙的論述。此即「存在／反壓迫」命題的歷史開端。
以上脈絡，也揭示出老師所認為的「台灣哲學」，並不只是「任何在台灣島上進行或進行過的思潮」，而毋寧是「以追求台灣主體性為前提的哲學運動」；例如，清領時代開始的傳統中國經學，是否算是「台灣哲學」？老師認為，判準在其方法論而非主題。1917年林茂生（1887–1947）發表的〈王陽明の良知說〉，雖然對象亦是傳統中國思想，方法論上，卻沿西方哲學的理論概念與方法，論證王陽明（1472–1529）的良知說能否和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良知說比較；這種積極為既有思想尋求新詮釋，創闢對自身文化的新理解途徑者，更適於放入「台灣哲學」的框架下討論。
在此前提下，方能討論台灣哲學那與土地、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的精神傳統。
課題、實踐、精神傳統
老師認為，「存在／反壓迫」的命題在早期台灣哲學中，體現為對存有論的探問與反抗當權者運動的實踐形式。而這樣的實踐形式，關係到過去武裝與思想的反抗傳統。在此，老師建立了一個新穎的後設歷史解釋：「烏溪流域的反抗精神」。從早期的原漢對抗、民變械鬥，乃至抗日事件以及文化運動，烏溪（今大肚溪）橫貫的台中、彰化、南投等地，始終涵括了事件的發生範圍，質言之，烏溪地區累累而起的反叛意識，提供台灣哲學在反抗日本同化的脈絡中，以各種可能的實踐運動來探討自身實存的歷時性傳統。臺灣哲學的反抗特徵並非憑空出現，而有其時空脈絡。這也呼應洪耀勳以「風土」關來探索文化的理論觀點。
這樣的精神傳統，在台灣哲學的發展史上來說，可以具體化為三個時期：日治前期、日治後期與戰後發展。而分期之中，涵蓋了哪些人物與思想？老師透過簡單的故事敘述與時段的歸納整理，一步步把湮沒許久的歷史碎片，編列成通往當代、枝葉紛繁的知識系譜。
思想的系譜：書寫與體認
老師舉出22位哲學家，分別是：李春生（1838 -1924）、林茂生、周再賜（1888–1969）、郭馬西（1892–1972）、劉明電（1901–1978）、洪耀勳（1903–1986）、林秋梧（1903- 1934）、張深切（1904–1965）、廖文奎（1905–1952）、陳紹馨（1906–1966）、郭明昆（1908–1943）、莊雅子（1909–1998）、楊杏庭（1909–1987）、曾天從（1910–2007）、吳振坤（1913–1988）、黃彰輝（1914–1988）、黃金穗（1957–1967）、鄭發育（1916–1996）、張冬芳（1917–1968）、蔡愛智（1911–1998）、林素琴（1923–2015）。
這些看似陌生的名單，在當時的時代有何特色？首先，老師指出除了李春生以自學神學與漢典學習為主，出身日治時期，他們都經歷過現代化教育的洗禮，其中有7位留學歐美，足跡遍布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海德堡大學、劍橋大學等，再者，其中便有2位女性，在當時無論中外的知識界，都可說是非常特殊的現象。
名單在此，則所謂「台灣哲學家」，為何很少聽人談起呢？老師說，戰爭之後，尚健在而願意回到台灣的哲學家們，因為活動上與當權的戒嚴體制多所衝突，如廖文奎與台獨理論的緊密牽連，大多被政府當局列為黑名單，捕緝、流亡，乃至客死異鄉者比比皆是。寡少的流通造成今日認識的不清。再加上遺留下來的日文史料本身為較難為今人所理解，在語彙翻譯上更常大異於今見之翻譯，且檔案在年歲更迭後往往散逸不整，種種體制與文本的原因，讓哲學家們的人生與思想黯淡遺落於歷史記憶之外。
提起那22位台灣哲學家，老師如數家珍，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顯示特殊的經驗與哲學上的不凡成就。散記數例如下：
廖文奎除在戰後與台灣共和國運動關係緊密外，在英美哲學界早有其影響力，但以其思想傾向，長期無法回台，最後客死香港。
蘇薌雨曾是台大心理系重要的老師，年輕時在北京大學留學，和金岳霖與胡適做研究，後來轉往東京大學心理系念書，中日戰爭爆發時，偷渡到中國參戰，國民軍事將領看他有日文才能，便請他做日文翻譯宣傳，之後到廣西大學任教，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而輾轉進入台大。
林秋梧，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用階級鬥爭視角建構了「左翼佛學」理論，對比晚數十年東南亞如越南等地出現的馬克斯主義佛學運動，林秋梧的嘗試在東亞世界可說前衛非常。
又如曾天從，曾在戰爭時期往滿州國教書，並在日本出版《真理原理論》（1936），以德國哲學巨匠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存有與時間》（Sein un Zeit, 1927）中的哲學系統討論什麼是「真」，深得日本哲學家桑木嚴翼（1874–1946）欣賞，不僅親筆為此書作序，並推薦曾天從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西洋哲學研究所深造，曾天從的思想與境遇可說與戰前日本哲學的脈絡緊密相連。
另外，黃金穗也是京都學派田邊元、西田幾多郎（1870–1945）思想的重要傳人，戰後，在二二八時期流亡沖繩，據說為了避禍，回國後一意鑽研較抽象之形式邏輯，他在台大授課口碑極好，甚至殷海光（1919–1969）也要去聽講。
林素琴是日治時期唯一完成哲學學業的女性，戰爭晚期，台北帝國大學校方為使高年級學生學業得遂，於1945年8月終戰前夕發布臨時畢業書。戰後亦曾在台灣大學任教。
……。
「所以，怎麼會沒有台灣哲學？」老師說。
問題是，這些散落的故事如何在歷史脈絡中置放、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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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戰爭與「實存運動」
從上述歷史分期時段來看這些哲學家的發展，以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為日治時期的分水嶺，許多第二代哲學家或離開台灣，投入高等教育體制內，轉為純學術研究。大部分在滿州國、日本或中國日佔區等等。如前述曾天從曾在東北瀋陽農業大學執教。原則上，德國歐陸哲學仍深受日本傳播所影響，但諸如鄭發育、洪耀勳等，則是親赴美國學習實用主義。當代思潮在台灣哲學家多樣的學習歷程中留下各種痕跡。
儘管在戰爭時期，哲學家多流離海外，但日治時期仍發生了具有標誌性的長期哲學運動，即所謂「實存運動」。1988年廖仁義老師就指出台灣哲學的反支配特徵，包括林茂生、洪耀勳、陳紹馨、林秋梧等，都參與了這波曲折綿延的思潮，從以歐美哲學作為思想武裝與行動策略，努力反對皇民化教育的推展，進而發展成對台灣本土的社會反思與文化建構，總而言之，是尋求主體性的過程。在老師的歷史敘事中，「實存運動」可說是台灣哲學發展的重要雛形。其影響乃及於戰後各種反對當權者壓迫的事件與組織。
戰後哲學
許多人以為，台灣哲學在戰後即斷絕，戰前的主體性思維等課題無從繼續發展，乃至於認為所謂「中國哲學」取代了台灣哲學，但老師指出，根據陳瑞麟老師的研究，即使戒嚴時期仍約略可分為三派：保守中華文化擁護者的新儒家，胡適與殷海光為首的實證自由主義、黨國體系下的三民主義學者，這三派都承認引進科學的重要，但對傳統儒家是否與科學或民主互相矛盾等問題上產生巨大歧見，乃至於在政治社會的行動實踐上產生衝突。例如，殷海光對蔣政權的反抗除有其自由主義的民主價值外，邏輯實證論也含有批判保守派的重要因素；理論與實踐交織構成的行思軌跡，構成立場之間牽涉繁複的張力。
而戰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課題是存在主義的引入。和共產主義有緊密聯繫的存在主義為何能進入台灣？老師戲稱，很大一部分是從文學界，透過隱晦的小說與詩作「偷渡」進來的。而蔣介石政權為和法國哲學左傾立場抗衡，甚至特別選送了一批學生留德學習存在主義與之抗衡，但存在主義本身並未消失，反而獲得不同觀點的沖激而更為盛大，成新思潮激盪的重要場所。
在思潮論辯的層面外，黨國思想控制的氛圍下，學術自由的風氣仍在台大哲學系悄然延續。在洪耀勳擔任系主任的1950到1972年間，學院方面不但支持陳康、殷海光等實證自由主義者在《自由中國》暢所時論，而如曾天從研究馬克思哲學亦安然無事，他更大膽聘用政治犯家楊斐華，傅偉勳，王曉波等，同時也有意識的招募台籍新秀趙天儀，郭博文與林正弘等。這段白色恐怖下的學術自由，可視為日本帝大系統和中國自由派學者的合作，對抗威權政府無所不在的思想滲透。然而，洪退休沒幾個月，著名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就發生了，學術自由毀於一旦，但西方民主與自由主義的火種落入黨外運動。被解聘教師李日章加入康寧祥團隊，台大與輔大哲學系的多名學生亦投入黨外雜誌的運作，如《八十年代》的邱義仁與廖仁義，《新潮流》的田秋堇和劉守成，以及《新生代》、《政治家》與《自由時代》的鄭南榕。
老師認為，所謂哲學並非憑空而出，而是在所處時空中有其連續性。從繁雜隱晦的事實中揀選曲曲折折的脈絡，台灣哲學的發展如是顯影。
解嚴後：今日主體性的思索
老師進一步提到解嚴後，為打破「中國哲學會」資源的壟斷，1996年在林正弘、洪裕宏、方萬全倡議下「台灣哲學會」在中研院歐美所宣布創立；這個歷史事件應放在當時學術界本土化的風潮中觀看，包括從「中國社會學會」更名為「台灣社會學會」，開始西方理論實質轉化等思索的社會學學界等。而這些本土化的力量，大多在設定既有權威的前提下，尋找反抗的力量，「台灣哲學會」的立會宗旨便在於「以民間力量致力於對台灣學術之學術探討，也將致力於推動台灣哲學多元的研究與教育」。
綜觀百年行路，曲折散亂的事件之間，可曾存在一致或發展著的課題與精神？老師指出，對主體性存在的追問，以及由之而來，對既有權力環境的反壓迫意識，長久綿延在眾多思想之間；今日，延續這種追問與意識，既是考掘與詮釋歷史記憶的重要參考，更是我輩自身存在與行動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