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共。亡國記
東南亞主題系列講座
The Fall of the Nanyang People’s Republic by MCP
Keruntuhan Republik Rakyat Nanyang oleh PKM
▌講者:黃錦樹老師
▌時間:9/27(五)19:00–21:00
▌地點:文學院演講廳
▌撰文:林婕琳
▌責任編輯:黃子晏
馬來亞共產黨,因內部分裂,黨史至今仍無定論。現有馬共回憶錄中,不同派別的黨員之間異質性極高,形成殊異的事立場;置於馬來西亞敏感的種族政治環境中,更難以形成定論。然而,與馬共相關的書寫,卻早自英國殖民時期就已成果豐碩。
「如果要以馬共進行文學創作,其實應該用大河小說的體例來寫,寫成『革命記』、『建國記』、『亡國記』三部曲;但馬共只有革命,未曾建國。」(《南洋人民共和國.序》)對黃錦樹老師來說,創作的樂趣不在革命,而是亡國 — — 以亡國為前提的「南洋人民共和國」於焉誕生。
一、馬共:「不曾建國的,當然也就不可能亡國」
1920年代,第一批來自中國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陸續進入馬來亞,透過辦報,觸及學生與工人等群體進行宣傳。1930年成立的馬來亞共產黨,前身是「南洋臨時委員會」,並在1942到1945年間組成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以游擊隊的形式,試圖阻絕日軍的入侵。但老師認為,抗日伊始,馬共黨人的存在便帶有反諷意味:凡是游擊隊所到之處,動輒引起日軍大肆屠殺;沒有游擊隊抵抗的村落,日軍反而殺得少一些。
與此同時,為什麼英軍在馬來西亞能輕易被日軍擊潰?老師解釋,以殖民者的考量來說,知道日軍轟炸的消息後,當務之急是遷走駐在當地的家眷,而非出力保護殖民地免於戰火。英國成立136部隊協助抗日,也僅是聊備於無。二戰結束之際,英國政府曾短暫承認馬來亞共產黨合法,並成立辦事處;但1957年馬來西亞建國後,就不再是這麼一回事了。「吉隆坡獨立廣場上的紀念碑,那些銅製人像踩在腳下的,就是馬共黨人。歷史上馬共的定位,在官方眼中,就是踩在腳下的叛亂者的屍骸,就是馬來西亞建國的踏腳石。」相較於大馬政府當局鐵板一塊,一致視馬共為「叛亂分子」的強烈立場;民間昔日的馬共黨人則是高度分歧,且早在二戰期間,就已埋下派系分裂的前兆。
「大叛徒」萊特,不可思議的開端
日據時代,很快地出現了大叛徒萊特,他的出賣,讓馬來西亞共產黨的幾個重要領導人物都被殺光。萊特本身是越南人,同時身兼英國、法國和日本的間諜,能說華語、法語、英語和廣東話。本來是法國駐中南半島的特務,在新加坡替英國和日軍收集情報;戰後,又成為英國的特務。藉由情報工作之便,假日軍之手,萊特清理了原先馬共黨內跟中共密切往來的高層幹部,成為第一任總書記。
「馬共史很荒謬,他的第一章就是一個間諜的故事。這就是一篇小說,天生就是一個小說的題材 — — 而萊特呢?我早就把他寫進小說裡了。但,是一個複合的形象。」老師不乏得意地說。
1948英國宣布緊急狀態、1955華玲會談
萊特的下一任總書記陳平,也是馬共最後一任總書記。1948年,委員會決定採取武裝革命路線,並轉入地下活動;同年6月16日,英國殖民政府宣布馬來半島進入緊急狀態,馬共組成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則被官方視為非法恐怖組織。1950年的畢里斯計畫,更徹底改變了馬共黨人的生存條件:英政府當局劃設「新村」,把邊村的華人全部集中、遷居,駐有軍警及邊哨,阻絕華人給游擊隊送糧食,如此一來,讓叢林中的游擊隊陷入極度物資匱乏中。
1955年,馬共本有機會結束武裝,卸甲返鄉。但與馬來亞聯盟政府交涉過程中,馬共僅願意「和平解決紛爭」,卻拒絕投降,華玲會談於是破局。「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時機,但就會面臨面子裡子掛不住的問題。馬共最痛恨別人說他們投降,當時沒有解決,所以後來歷史延宕了很多年。」馬共與馬來西亞政府的延長戰,才正要開打。
「形勢一片大好」
早在華玲會談前,馬共的情況便已經極不樂觀。飢餓自不待言,內部彼此出賣,對外透露組織消息,大批黨員遭到逮捕、誘殺,倖存者為數不多且高度分裂;而1957年馬來亞獨立建國後,缺乏單一主導的馬共黨人,活動範圍零星散佈泰馬邊境。1960年代起,中共將馬共高層幹部聚集於湖南,並透過「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持續向東南亞的游擊隊員播送。
這也反映中國如何致力輸出革命。1961年,中共與蘇聯關係破裂,中國當局批評蘇聯的修正主義路線,並將宣傳共產主義、扶植革命,視為自身國際外交政策重要的一環。此時,毛澤東眼中的東南亞「形勢一片大好」。在中共提供金錢、槍枝援助之下,馬共黨人再度組織游擊隊,自邊區重新展開武裝行動。總書記陳平,則一直留在中國,直到1989年與馬來西亞、泰國簽署「和平協議」。
老師指出,這也是為何馬共小說在中國既無法出版,也不能公開刊登。老師的所有作品中,其他散文、小說都能上市,唯有《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猶見扶餘》等不准。「他們到現在還不肯承認,不敢面對這個輸出革命,搞得到處血流成河。」
肅反:製造叛徒,朝向分裂
來自新加坡的馬共領導人之一余柱業(Eu Chooi Yip)有這樣的觀察:如果馬共取得政權,必定步上赤柬的後塵。因為在蘇維埃體制下,只有專政,任何異議都會被視為叛徒,進而帶來無止盡的殺戮。況且,馬共受中共影響甚深,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肅清異己的手法,也透過「審判」不斷上演:被指為叛徒的人沒有抗辯權利,他們的基本權益沒有人理會,也沒有人幫忙說話,凡是幫他說話的人都會被當成同黨。在陳平《我方的歷史》中,可以看見這些審判會如何進行
受審者非常清楚審判會結束後,他們就會被帶到森林裡槍斃,因此目瞪口呆的受審者就會慌忙抖出同志的名字。當一個營區的被嫌疑者將另一個營區的游擊隊員也牽連進去時,就造成營區之間互相猜疑。極其明顯的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誣陷的人,與真正特務威脅並無關聯。…任何人若相信受審者無辜,並敢公然表態的話,他本身就立即會被懷疑。…因此,堅持自己無辜者,通常得單獨與三、四名指控者爭辯。
「這就是馬共。這就是余柱業為何認為馬共如果當權,必會死傷一片:因為他說你是叛徒,你就是。」赤柬的做法,馬共游擊隊在叢林裡亦然。以殺戮始,以殺戮終,他們對所謂叛徒不曾手軟。這樣的分裂局勢,直到「馬共史」的最後一章──1989年簽署和平協議時,散佈在泰馬邊境的馬共黨人仍然爭議不休。當時,泰國、馬來西亞、馬共三方要接受這個共識,泰國尤其花了許多心力斡旋其中。即使和平協議簽訂多年,今日到邊境的「和平村」觀光,仍可在告示牌敘事中,看見過往馬共內部高度分裂的痕跡。
二、新村:英殖民政府的隔離策略
先前提到,1950年的畢里斯計畫一頒布,從此改寫了馬共黨人的命運。英國政府於1948年宣布緊急狀態之後,便著手剿共,透過新村(Kampung Baru)徹底斷絕游擊隊員與華人民眾之間的聯繫。在英國當局的規畫之下,除了在新村外圍架設層層鐵絲網,出入口均部署警力巡邏:進出必須經過崗哨檢查,凡糧食、醫藥、衣物等民生用品,一律列為重點管制項目,搜身確保民眾只攜帶個人使用的分量,以免作為馬共黨人的物資補給。新村門禁森嚴,早晚點名,若白日外出做工、夜晚沒有定時進村,下場相當悲慘。
更有甚者,一旦當局懷疑任何一個家庭與馬共黨人有聯繫,或者建屋處附近疑似有游擊隊員出沒,「英國官兵通知民眾把家當收一收,迅速把人撤出來之後,一把火就把屋子燒掉了。」提及上述情況,老師說「手上還來得及抓一兩隻雞算是不錯的了。可是那些雞豬呀,就是他們全部的財產。」
新村被馬共稱為「集中營」,一方面因為外圍嚴密的鐵絲網牆、嚴格的出入管制,一方面也在於村裡的生活型態。村內吃大鍋飯,一戶戶人家擠在簡陋矮房中,配有一畦田、一口井,生活條件非常困苦,住宅還不時被官兵搜查。而華人這樣的居住型態,從英國殖民晚期,一直延續到馬來亞建國之後;華人的適應力極強,第一代延續至第二代,幾經改建,至今仍居住在新村中。近年有電視節目「我來自新村」,將拍攝重點設定在「家傳美食」來介紹華人新村,當年有許多參與馬共的都是客家人。
三、投降者們:情報獲利,自此消失無蹤
這些投降者們,不會出現在馬共史中。他們唯一會提到的叛徒只有萊特,提到他如何出賣黨員,如何利用日本軍隊清理早期的馬共高階幹部云云,是永遠被記住而憎惡的對象。然而,這些游擊隊的投降者,卻音訊杳然;走出叢林後,他們交出內部情報,搖身一變成為大商人,從此大隱於市。他們為什麼會離開?正如前面提到,馬共黨人整肅異己毫不留情,「這些先離開的人,他們是最聰明的一群,手腳最快。在被懷疑之前、死在森林之前,帶著值錢的東西先開溜了。」老師如此解釋。
什麼是值錢的東西?正是情報。一離開森林,他們便到警局「自首」,藉由自己對組織的了解,協助當局撲殺共產黨員,並取得豐厚報酬。根據研究馬共的英國籍學者梁康柏(Leon Comber)所述,馬共內部資訊傳遞方式非常傳統:行動之際,將紙條放在特定的地點,等待其他成員去領取;以至於一旦內部有人叛變自首,早在訊息傳遞到其他黨員之前,整群就被當局派兵逮捕。這樣「按件計酬」的情報交易中,投降者們不但收入可觀,英國政府還會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以免被昔日戰友挾怨報復。
訊息延遲的紙條、改名換姓的投降者們,也都一一寫進小說裡了。在〈悽慘的無言的嘴〉中,說的正是前馬共黨人如何交出組織機密,進而致富從商。這群人也成為現今研究馬共史的空白之處,當年的利益交換,全都封鎖在官方檔案中,至今仍無法確知有多少「叛徒」。遺憾的是,最極密的檔案,研究者就算向國家申請也看不到;反觀曾任英國軍官的梁康柏,卻得以調閱機密、運用第一手資料進行亞洲研究,並出版多部著作。
四、創作:透過「馬共」展現各自立場
早在1950、60年代,英國人就以馬共為題材,寫小說及戰地報導。以非虛構寫作而言,早年行文充滿「現場感」,完全站在英國當局剿共的立場:口吻是輕蔑的、心態是恐懼的,對他們來說,共產黨人就是叛亂分子。事過境遷,如今的書寫則與過去截然不同,後來梁康柏寫的就是研究報告,偏重敘事而非營造氛圍。
至於文學創作,最早的是韓素音的…And the rain, my drink翻成《餐風飲露》。她在《吾宅雙門》裡提到,自己是比利時混血兒,父親曾到比利時學習礦業;正職是婦產科醫師,業餘從事寫作。韓素音用英文書寫,一般把她歸類為通俗作家,也有幾部作品翻拍成電影。她有過好幾段婚姻,第一任丈夫是國民黨負責剿共的高階軍官,陣亡後,她便與梁康柏結婚,這和她後來的寫作極為相關:梁康柏擔任英警期間,使韓素音得以接觸軍情機密、閱讀許多第一手檔案;作品剛出版即暢銷,凡是想要了解馬來亞情況的人都會買她的書,但這也讓梁康柏因此被撤職。
韓素音立場屬於左翼,也同情共產黨。在《餐風飲露》中,花了許多篇幅哀悼郭鶴年的二哥郭鶴齡,並分析為何華人會加入共產黨,為何選擇走到森林裡去?尤其郭家當時在新山,屬於殷實人家,往來非富即貴,為何放棄一切去搞革命?同時,她也著墨新村甚多:當時很多華人被預防性逮捕,許多底層的農民被牽連進去之後就出不來。韓素音考察過新村居留營,並從丈夫梁康柏那裡取得許多資訊,寫作手法也有詳細的處理,就可信度來說,她的作品參考價值極高。
關於馬共的影像,則來得非常晚。即便如開明馬來人Amir Mohamad所拍攝的作品,敘述陳平的部分充滿調侃、輕蔑;用歌舞劇的方式表現。對華人跟對馬來人,語調也完全不一樣。馬來人的和平村安寧肅穆,畫面充滿敬意;華人就強調他們住山洞裏面,以裸女壁畫來表現他們的性壓抑。馬共組成以華人為主,馬來馬共是後期加入的,合艾條約後,馬來領導返鄉被視為民族英雄,甚至被蘇丹接見。相較之下,陳平至死都不得返鄉,種族差異還是絕對的。
五、亡國記:「對我來說,必須超出歷史來理解歷史」
回到自身創作,老師問,「馬共寫回憶錄就好了,為什麼要寫小說?」舉金枝芒來說,他寫成《飢餓》這篇作品之後,在軍隊裡引起極大風波,因為把飢餓跟死亡寫得太逼真。回憶錄裡不能寫的,比如極度飢餓、搶奪女人,一反目便引發殺戮,這些叢林中的生存法則,就仰賴文學創作來呈現。小說勢必存在過度誇大之處,或將局部的情況放大書寫,但卻能藉此揭開、承載馬共「歷史」所不能容的真實。
所以,什麼是馬共的歷史?老師指出回憶錄作為馬共歷史書寫的體裁,往往不夠真實:「馬共只能寫已發生的、允許被書寫的,正面的、健康的、光明的、勵志的」;但,小說不同。所有可能發生的,和不可能發生的,所有能想像得到的 — — 小說的任務是,超出歷史來理解歷史。
如果馬共真能建國,那會是怎樣的光景?在〈那年我回到馬來亞〉中,之所以虛構一個沒有馬來人的馬來西亞,回應的是馬來半島向來最致命的種族問題。1932年,馬共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並通過十二項革命綱領。從當年的會議資料中,可以看見馬共對建國的想像:
(1)驅逐英帝國主義,推翻其傀儡 — — 酋長、蘇丹、地主、買辦資本家的統治。
(2)沒收帝國主義者的銀行等一切反革命財產。
(3)把帝國主義者、酋長、蘇丹、地主、官僚、寺院的土地和莊園分配給農民、農場工人、革命戰士。
(4)解放馬來亞的民族、社會,建立工農蘇維埃共和國。
(5)廢除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經濟。
(6)實施8小時工作制等,以保護工人。
(7)爭取集會、結社、言論、罷工、信仰、教育等的自由。
(8)反對一切反動宗教。
(9)以各國國語實行無償教育。
(1O)杜絕剝削。
(11)反對英帝國主義的戰爭準備,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12)保衛蘇聯,支持中國、印度的革命,聯合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弱小民族。
除了「反殖」訴求之外,馬共承襲自蘇維埃體制,嚴格剷除異己作風展露無遺:使用高壓暴力處理民族問題,對待宗教自由亦是如此。二戰之後,馬共便展開對「漢奸」的整肅,四處報復之下,引發馬來人與華人間的屠殺。反諷的是,華人帶領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沒能建成,馬來人卻在1957年成功號召馬來西亞獨立。歷經32年的延長賽,馬共黨人大半散佈在泰國邊區,少部分留在馬來亞境內,而「高階幹部」甚至遠在中國湖南,直到1989年簽訂平協議之前,馬共並不承認馬來西亞政權。那麼,1957年後,不再抗日、無從反殖,馬共究竟為何而革命?
「亡國為什麼比建國有趣?
建國是(偽)史詩,
亡國是狂想曲,或抒情詩,
以亡國為前提的建國兼而有之」
這是老師透過小說,給出的答覆。當馬共黨人至今反覆追問革命的意義,試圖在歷史零餘中爭取話語權,文學創作,便賦予了無限的詮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