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議題與社會工作

2020/03/22 林沛璇、游晴晴

壹、何謂移工（migrant worker）

隨全球化的發展，跨國間的人口移動越來越頻繁，而各國經濟程度的落差促使部分人須離開母國前往他國就業，外籍人士因工作需求長期居留他鄉儼然成為當代趨勢。移工(migrant worker)意指這些遷移的工作者。國際間勞動力的供需形勢多以經濟發展條件較差國家為勞力供給方，相較富裕的國家為需求方。台灣在亞洲的經濟實力居前，且八零年代後期產業轉型後需要大量人力填補勞動空缺，因時代背景與地緣關係，諸多鄰近國家的求職者會選擇來此從事底層勞力密集或照顧服務的工作。依工作類別區分可大致分為社福移工與產業移工。社福移工主要為家庭或機構看護與幫傭，在台灣長照方面供應大量勞動人力；產業移工係指從事營建業、製造業與近海遠洋漁業的外籍勞工。人數方面，我國自1989年正式引進外籍勞工以來，跨國移工的數量日漸攀升，現已是第五大族群，超越原住民與新住民。根據勞動部統計，至2019年12月底，外籍勞工的總數近達72萬人，其中以東南亞籍為最大宗。人口來源以印尼籍為首，約27.6萬人、其次來自越南約22.5萬人、居三的是菲律賓約15.7萬人。

貳、移工在台處境

移工離開家鄉來到這座島上，一方面為了各自生計，一方面彌補了台灣產業轉型勞動人力短缺的問題，然而這群異鄉人僅有少數可獲得經濟利益，多數人在台灣社會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權益與重視。在探討議題前不妨先思索以下問題：政府施策與社會環境對其的友善程度是否公允？對待本國人與外來勞工，異同之處利益是否衝突？資方應如何平衡？政府的配套措施是否完善？大眾對於外籍勞工的態度為何？刻板印象的存在會為他們造成什麼困擾？你是否曾在地方火車站看到他們定時聚會，來往行人卻投射不善目光？當媒體描述移工相關報導時，是不是以負面新聞居多？身處工作場域的諸多剝削與不公對待，他們能否自保？誰又能為其抗爭？敘述越南移工故事的紀錄片《再見，可愛陌生人》導演蔡崇隆導演表示，移工在影片中雖然看起來是弱勢，但他們並不是真正的弱者，他們本身的條件沒有不足，是個健全的人，是台灣的結構制度造成了他們的弱勢。以下我們將移工在台處境分為三類作基本探討。分別惡劣的勞動條件與相關衍生問題、權益的爭取與限制、移工與臺灣社會，並期望提出相應解決之道。

一、惡劣的勞動條件與相關衍生問題

為維持「補充性勞動力」的移工引進政策，臺灣管理制度嚴格，在雇主聘用人數與居留年限相關規定上給予移工極不自由的空間：

「根據《就業服務法》第 53 條和第 59 條規定，在四種例外狀況下，移工才能夠經由主管機關同意，轉換雇主。四種例外狀況為：雇主或被看護者死亡或移民、技術上讓勞工無法繼續工作、工廠關廠不能營運或雇主不依契約付薪水、其他不能歸責給受聘僱者的事由。」

此外，台灣移工的權利損害程度卻弔詭地有分別，諸多不公義條款惟巨大限縮藍領移工的工作權益，白領移工雖在來台時也會受到諸多限制，但在最重要的居留年限上並沒有受到法規嚴格規範，只要工作許可，他們可一再延長居留期，最後甚至能取得永久居留或入籍的公民身分資格。如此不平等的待遇，是基於工作能力抑或國籍而有所區隔？將移工議題切割來看，我們可由此發現多數東南亞籍的藍領移工也許才是更需要社會關注的「弱勢群體」。故本篇將以他們作為議題探討重點對象。

而除了居留年限，部分惡劣雇主為自身利益考量，違背移工自主意願，多年來限制他們返鄉權利，更甚扣留移工的身分證明文件與護照，有侵害人身自由之虞。移工現實處境嚴峻自然也體現在工作內容，尤其是來自東南亞的藍領移工，不僅工作場所高壓、生活環境骯髒，有時還得面對資方刁鑽無理的要求、與契約不符的工作內容、甚至是白受工資拖欠卻無處求援之屈。除不對等的勞資關係，移工議題須特別談及的是私人仲介問題。取得工作資格前，移工與在台雇主的媒合多是仰賴私人仲介公司處理各項事宜，但高額的仲介費常使移工不堪負荷，使得部分人須藉由貸款或抵押來支付這筆金額，換言之，他們來台後還須背負債務，工作前幾年的薪水宛如打了水漂。甚至有仲介會於約聘時欺瞞移工，運用各種手段迫使他們簽下不公義的條款或藉機收取不合理的費用，增添移工不小的經濟負擔，亦有些仲介公司為牟利，在程序上並未將移工轉為合法聘用，而是遊走法律灰色地帶，使移工在面臨高壓的工作之餘，還得承擔隨時被檢舉而遣返回國的風險。尤當移工的權益受損時，不僅受限於身分求助無門，為保住工作，兩相權衡下有可能忍氣吞聲，就如此接受不公對待，形成惡性循環。或是反之，有些移工迫於現實（如遇惡劣雇主、工作負荷過重、薪資不足、聘用期滿等）不得不選擇逃逸，自行另尋新雇主，而成為非法移工。這群非法滯留於台的人口一來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二來亦是權益更易遭受漠視的一群，將被政策及社會邊緣化。不合理政策的壓迫導致的結果不過使勞動市場增添更多的不確定性，無法完全達到保障勞動力的預期效果。

以上種種，關於資方剝削以及仲介費用過高導致的問題，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成員顧玉玲曾在〈跛腳的偽自由市場：檢析台灣外勞政策的三大矛盾中〉批道，在嚴苛的政策下，移工不過被視為「外勞商品」，會特別受到青睞是由於政策性壓低其勞動條件及移動頻率，以迎合資本利益。那麼不禁令人深思，在現實的資本世界以外呢？人權在何處？

二、權益的爭取與限制

上節提及移工受限於身分而無法求助，事實上，有很大的原因也是因為在台灣移工適用的法律並沒有統一標準，依工作內容與性質分別受到勞動基準法與就業服務法的規範，在此條件下的移工權益的保障界線顯得模糊。而公民身分的取得，對他們來說依舊十分遙遠。縱使移工在台得到諸多不公待遇，他們若要為自己的權益抗爭，當前在台灣似乎只能仰賴相關團體與非營利組織，因為居留年限、取得公民資格的困難問題，他們無法享有政治權利，沒有資本為自己發聲。政府於選舉時多次提及外籍移工權益與福利皆未果，選後變卦使移工不過淪為政客利益的犧牲品，或是承諾過的正義伸張也不過徒有其表。如2008年勞委會開放家庭類勞工可在原雇主、 新雇主與移工三方合意下，直接進行轉換，這項改變看似鬆綁了原先不得轉換雇主的嚴苛限制，但實際上彈性空間與之前並無相差多少，先不說指定單一類別的移工有此權利，試想，資方在諸多現實條件下，轉換成效又是如何？更別論及政府對此並無完善的配套措施及行政指導。公權力的介入程度或許因此又成為另一問題。最不合理的「不得轉換雇主」制度儘管看似有所「改善」，但實質上真能移工的境遇帶來改變嗎？

而談及改善勞動條件，廢除私人仲介制度亦是移工在權益爭取過程中極為重要的面向，且長期為是相關團體的一大訴求，2019移工大遊行也將重點放於此，然根據勞動部於2017年的新聞稿表示：

「有關台灣移工聯盟訴求廢除仲介制度部分，鑒於仲介制度係依據市場供需而形成，不應以廢除仲介制度來解決外籍勞工權益受損的問題。惟為避免因人力仲介市場資訊不對稱所可能衍生問題，勞動部已成立「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提供雇主免透過仲介公司直接引進外籍勞工。同時更建立仲介公司評鑑查察機制，促使劣質仲介公司退出仲介市場，使仲介市場朝良性、優質發展。 」

亦有勞動團體認為缺工只是假象，為降低人事成本，資方寧可選擇引進他國藍領移工而不願雇用本國勞工，此種觀點會影響部分國人對於移工引進政策的看法，例如對於移工的勞動定位有所顧慮或態度保留。總之，勞資問題會牽涉諸多層面的相關議題，尤其當全球產業鏈彼此密切聯繫時，問題更是會一一顯現，如何在各方立場取得平衡且兼顧不同群體間的權益，是政府不得不正視的國政。因此權益團體如何運用社群影響力影響政府決策，以及政府如何平衡勞資雙方的權力，進而達成實質改變，是各自的一大課題與挑戰。

三、移工與台灣社會

最後可探討的是勞資關係及政治權利以外，移工與台灣社會互動的過程。東南亞與台灣同屬東亞區域，氣候相近，在生活習慣與風俗上仍有不少差異，而因為文化位階與經濟實力，東南亞裔在台灣被賦予社經地位低下，教育水準差、生活習慣差勁等既定印象，從大眾對於移工的稱呼就足以見台灣社會對於他們的不友善與價值貶低，稱為「外勞」帶有歧視意味，部分民眾尤其又習慣將外傭以「瑪麗亞」代稱之，不僅加以訕笑或輕視，此舉更是將多元群體直白粗暴地歸為一類，忽略了群體中的個體差異與獨特性。其實究其原因，有極大一部分是由於彼此之間的距離讓人感到陌生，然而素來以文化包容性為傲的臺灣，我們對此龐大群體的到來非但不與之善意對待，而是選擇將他們推遠，甚至排擠於社會邊緣。

以開齋日、這個移工會於此時群聚於街頭的現象為例，開齋日為伊斯蘭教的重要節日，每年回曆的十月一日，穆斯林習慣聚會，以慶祝齋月的結束。在臺灣，作為交通樞紐的台北車站為一重要聚集地，宗教的共通性將散落在各處的異鄉人建立連結，形成台灣社會一道特有的風景。多元文化融合在這片島上素來是珍貴且引以為傲的；然而，將公共場合變為節日場地，空間使用權的壓縮自然引起部分民眾不滿。不良衛生習慣與喧鬧聲「有礙觀瞻」，恰成了文化位階差異而產生之歧視的攻擊掩飾包裝，擠壓了他們於社會中尊嚴的生存空間。政府的不驅離仍屬消極做法，相關部門主動釋出善意與非營利組織的支持固可減少衝突，然本質上，主要仍是因為彼此之間缺乏理解，若有管道可促使國人與多元族群對話，而非僅是雇傭關係，是否就可多些尊重與欣賞？近年興起的移民工文學獎，是個雙向交流的良好例子。長期關注移民工議題的東南亞語刊物《四方報》創辦人張正於2013年發起籌組第一屆移民工文學獎，提供移工書寫的出口，並給予高度肯定。惦念、孤寂與疲憊，在台的移工移民們因此能將諸多情感化為文字，化為可能，一方面成為同身處異鄉的人們一絲慰藉，另一方面也可使民眾提高對之關注度。而實際參與層面，由台灣移工聯盟發起的移工大遊行，其中也可見到關心移工權益的團體與國人的參與身影。

由信念推展至行動，以不同方式投入社會工作，持續為移工充權並期望帶來實質改變的同時且須明白，社會價值的進步不只需要人們之間的彼此理解，也需要與不同族群間的磨合與互動而構建的過程。彼此尊重對方族群的差異並接納，互相體認到歷史脈絡演變所形成的文化，最終才能透過大眾共識的凝聚與行動而達成社會正義的最終目標。

參、民間的充權行動

隨著許多的人開始注意到在台灣長期被邊緣化的這群人，與移工有關的組織也逐漸發芽，但卻也常常面臨著資源困乏的問題。像是，TIWA國際勞工協會、 One-Forty 和關愛之家近年來都在不同層面上為移工爭取權力或是培力。

以其組織成員組成區分大致可分為草根組織與NGO（非政府組織）。草根組織主要是指由跨國勞動者為主體的組織，主要目的為在於促進移工在台之權力（例如：工作權、生存權等）之非政府組織。而較為人所知的有ATKI-Taiwan、在台印尼勞工組織（IPIT）與菲律賓勞工團結組織（KASAPI）。而NGO（非政府組織）則是以台灣人為主體，像是TIWA和 One-Forty 。TIWA主要針對勞動政策問題和個案服務，而 One-Forty 作為新興非營利組織，則以提供培力課程以及文化交流活動以改善台人對移工的不了解甚至是歧視為主。另外，臺北市關愛之家存在多年且受到移工信賴，陸續收容外籍移工所生子女，在「非本國籍寶寶」的議題上努力。

無論如何，大多組織皆是感受到移工在台灣社會受到的壓迫，最終的目標皆是為了改變移工所遭遇的困境，只是著力處不同，方法也有所差異。像是草根組織和部分NGO可能會較為注重在環境與政策的改善，將移工視作一個群體，而也有一些從事個案服務和新興非營利組織著眼於移工的生命歷程，重視個體的經歷和培力。

在爬梳文獻與了解各組織的過程中，筆者也發現，移工議題原應是社會工作所需關注的群體，無論是他們在社會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又或是惡劣的工作環境。但許多的時候，在台灣社會工作中，大至政府政策，小至個人對此議題卻多是不聞不問的，甚至帶有不了解和歧視的。經常以移工非本國國民的原因，將其拒之門外。

「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瑞士作家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曾以這句話描述西歐的移工狀況。而在台灣也有著相同的問題，台灣許多的產業仰賴著廉價的勞動力，但卻往往忽略移工也是個「人」，而我們也期盼在移工人數漸增的台灣社會，不僅是社會工作，在各項政策上都應該要跟上變化的腳步。更加期盼，能夠以更加友善與平等的態度看待這群與我們共同生活和勞動的人，甚至在制定政策時能夠真正看見他們的需求。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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