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學術
香港，作為一種未來／已來城市的科幻想像
李長潔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在現代社會中，城市已然是人類每日生活的基本空間單位，城市的人口活動、都市規劃、建築設計、商業運作、生活方式等，深刻地交錯成複雜的系統，並且與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休戚與共。有沒有想過，20年甚至50年之後，你所居住的城市將會是甚麼風貌？某些城市由於其本身的特殊性質，時常被標誌為都市空間的「理念型」（ideal type），提供人們一個通往未來想像的具體化依據。而香港就是這樣的理念型城市。
香港作為一個大城市（megacity），截至2019年，香港的自由經濟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在全球排名第1位，總財富額排名第8位，作為當代城市的代表性，與倫敦、紐約等大都會相比，斯毫不遜色。但與各大城的長久歷史相比，香港填海做地、依山建城，在百年內快速且密集地趕超世界各城，無疑地是一種城市神話，更是人們在思考城市可能的未來相貌時，所依賴的參考指標。細想這種極端狀態，可以清楚地看見人造、人為的規劃力量，如何構成日常生活，甚至轉化為奇異的美學。
極端化的居住狀態
有學者認為，香港的城市風格是來自於某種促夾於「殖民性」與「現代性」之間的二元化狀態，亦有研究指出香港地狹人稠的空間性質，造就了人類居住形式的「未來想像」，這個說法反而相當地實用主義。許多科幻電影常以香港作為未來城市空間的藍圖，像是《銀翼武士》（Blade Runner, 1980）、《環太平洋》（Pacific Rim, 2013）、《攻殻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 2017）等，電影裡的城市有著共通的特質：高密度的混雜流動。
那個科幻的香港，充斥著霓虹燈招牌、水泥叢林、灰暗天際，而密集卻流動的人口、新穎陳舊的混合風格、巨大的貧富差距則是生活的基本調性，這些都是創作者構想未來都市空間文化的線索。的確，在現實生活中，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學者Saskia Sassen（2002）指出，全球化的過程使得勞力、資本、生產、管理、消費都匯流到全球大都市（global city）中，而跨國資本的流動與匯集則強力地改變城市的形貌，香港就是其中的典型。
高密度的城市系統
所謂高密度（high density），是指這個城市的建築組構、交通運輸、資訊系統、人口分佈等各個次體系，皆緊密連動地運作。在1950年代後，英國政府透過居住與交通政策，將城市帶往一個公共運輸系統嚴明、垂直化密集居住的城市規劃，把稠密的人口安排在共同的生活基礎上，形成香港城往後數十年的樣貌。如今的香港，是一個以「垂直化」與「立體化」為原則的生活而組織，所有的都市建設都按照著這兩個原則來發展，以解決香港的居住問題，也因此誕生出許多著名的建築設計，像是高聳挺拔的匯豐銀行大樓，或是繁華忙碌的半山手扶梯（胡大平、吳靜，2015）。
高密度生活的「垂直化」與「立體化」，時常是科幻電影裡未來生活的象徵。《環太平洋》裡的香港，有著集中又零散分佈的摩天大樓，它們細膩地切分了不同的功能；或是《變形金剛：絕跡重生》（Transformers: Age of Extinction, 2014）中的「山海樓」集合住宅，以階梯、天橋、電梯、長廊連接了上萬人的家庭生活。我永遠都忘不了，2002年第一次去香港時，在飛機降落間，瞥見島上羅列聳立、擁擠稠密的商辦大樓、摩天大廈、集合住宅的那種奇觀震撼。
混雜流動的生活肌理
科幻香港的第二個特質，就是混雜流動（hybridity and mobility）。我們可以把科幻電影略分為「乾淨的科幻」（clean sci-fi）與「骯髒的科幻」（dirty sci-fi）。乾淨的科幻有如烏托邦，像是《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 1968）裡極度理性、平滑、簡潔的科技世界，是技術理性價值的實現。那骯髒的科幻，就屬《攻殼機動隊》或《惡靈古堡6》（Resident Evil 6, 2012）裡的香港，是一種「反烏托邦」（dystopia）的表現。這個城市擁有陰暗、絕望、迷失、憂鬱的肌理，靡爛生猛的慾望，流竄雜處的人群，總是陰暗地下著雨，還帶有濃烈的「high tech, low life」的賽博朋克氛圍（cyberpunk）。
不過，空間研究者Sophie Watson（2016）在他的專論City publics: the (dis)enchantments of urban encounters. Questioning Cities中認為，這種流動混雜的特性正是「非正規公共空間」（informal public space）的體現，外籍移工、街頭小販、甚至是露宿行乞的遊民，組合著多元包容的互動空間，容許眾聲喧嘩的社會生活拼貼。在相對擠迫和嘈雜的環境中，陌生人間的肩摩踵接，不同身份的人們卻能無拘無束地交流。
2018年的冬天去香港時，住在人潮稠密流動旺角。隨著《攻殼機動隊》的實景虛構視角，來到油麻地熱鬧街區，居民、小販、各國遊客交錯移動，電影裡的機器人藝妓似乎正在肉攤旁坐著，也穿越滿佈霓虹招牌、全息投影資訊無限流動的深水埗街頭。但更令我感到賽博朋克的實際場面是，旺角天橋上滿坐休假的跨國移工，他們在行人的走步間一起玩耍放鬆。
狂暴區的「已來」
2020年，是令人震驚的一年，香港的大城小事，終究敵不過武漢肺炎的來襲和國安法的降臨。香港，無論是作為基因的編碼，或是數位的編碼下的狂暴區域，突然緊縮了這個城市全部的過去與將來，成為令人錯愕的已來。大量霓虹、牆面廣告、電視牆依然環繞著市民，但更常態的非常態是，不時響起的公共廣播、化學煙霧的氣息、隨時隨地監測的電子調控，毫不費力地侵入私人領域。
兩次的殖民更迭，形塑了一個混雜流動的未來城市參照，失落的認同將錯就錯地混淆成最浮躁的娛樂型消費主義；全球化的各種流通，造就了新穎的、理性的、垂直的、高度組織化、抽象化的資本主義空間。而這兩年「反送中」引起的抗爭運動，卻標示著另一種香港城市已來的可能，那是不確定的、臨時的、地下構連的、解組織化的「狂暴區」（wild zone）（Luke, 1995）的培養與展開。記得去年的夏天，每晚看著螢幕裡香港的不安，突然感受到，那些科幻電影所帶來的黑暗與批判，竟是如此真實。
參考文獻
- 胡大平、吳靜（2015）。《香港造城記：從垂直到立體之城》。三聯出版。
- Sassen, S. (2002). Global Cities and Diasporic Networks: Microsites in Global Civil Society. Global civil society, 2002, 217–240.
- Watson, S. (2006). City Publics: The (dis) Enchantments of Urban Encounters. Psychology Press.
- Luke, T. (1995). Global Modernities (M. Featherston, S. Lash and R. Robertson, Ed.) London: S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