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民」與「海外」:讀《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

如此熱愛往華裔聚落鑽的我居然沒有一張與之的合照,這張甚至是在砂拉越文化村的道具房子拍的。也好,反正房子是蓋出來的、「華人」也是建構出來的。這很後現代(不要亂用詞彙)。

在整理手機備忘錄的時候看到去年隨手發過的長文,當時信誓旦旦的轉發《關鍵評論網東南亞》的介紹文鞭策自己要讀但時隔一年多了還空在那裡實在有夠丟臉。趁著暑假有空、又看到蕭老師要出新書了,儲值信仰之餘急忙把舊書翻出來讀完,試著寫出一篇閱讀分享。翻開主編序,第一行字是:「傳統的東南亞華人研究,大多聚焦在華校和華人教育的研究。」啊,這個,剛開始讀就被嘴了。

《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一書探查東南亞客家在地的網絡與組織,不同於前人研究多使用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等質性方法描述社團組織的發展歷程,本書以社群網絡分析法去確認社團間的連帶關係,提供跨國、共時性的宏觀視角呈現當前時刻下各國家別的現況,而非成為客家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本書中將客家社團以「老華客」與「新台客」做區分的用心令人激賞,我曾和柯朝欽老師討論過,近十多年來台灣客家研究學界有意識地將「中國原鄉客家」向「世界客家」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讓「台灣得以客家,客家也得以台灣」。

整體來說,第二章和後續量化分析的部分閱讀起來很hardcore,社群網絡分析對我實在相當陌生。第一次接觸到這種使用量化分析進行組織關係及結構的研究是閱讀李亦園老師於1965年的作品〈馬來亞華人社會的社團組織與領袖形態〉,彼時深受震撼,方知以量化方法勾勒社會結構實證研究輪廓的可行性。本書使用的社群網絡分析方法相較李老師的研究又牽涉更複雜的計算和分析要素,透過圖表更加全面地呈現東南亞客家社團對內連結、對外擴展的社群網絡樣貌。

本研究方法所使用的兩個重要理論基礎是Mark Granovetter的弱連帶理論(Weak tie)和Ronald Burt的結構洞理論(Structural hole),兩者分別用以討論社團的異質性程度和在社群中扮演的角色。在弱連帶理論中,雖然佔據強連帶位置的社團係社群的核心成員,但擁有較多弱連帶連結的社團能有更多的異質交流和多元合作機會;而結構洞代表社團與社團之間聯繫的必要位置,佔據越多結構洞的社團代表在此網絡中扮演重要的聯繫角色。

清初以來「客家」一詞始被用於稱呼生活在華南一帶的客籍人士,並無客家網絡組織的設立。張維安老師在第三章中提到,如同「在自己的家鄉不需要有同鄉會的設立」,以客家族群網絡為基礎的社會組織設立,都與客家和其他族群接觸的「客家邊區」有關。

然而東南亞客家網絡組織並非自始使用「客屬/客家」作為號召集結的單位,之所以廣泛使用「客屬」而不是用原居地的名稱(例如「嘉應」、「永定」)命名社團,與促成「南洋客屬總會」的客籍商人胡文虎的努力息息相關。胡文虎,出生於緬甸仰光的客籍華裔,其創辦的「虎標萬金油大王」於東南亞取得巨大的商業成功,並創辦《星洲日報》、《星島日報》等報系。我曾赴位於新加坡的著名景點虎豹別墅(Haw Par Villa)參訪,該別墅為胡文虎贈與胞弟胡文豹的中式別墅庭園,於1937年起開放公眾進入參觀。庭園內的故事雕塑以中國民間傳說、文學作品和地獄十八層景象為主題,希望藉此勸人向善並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為了最大程度的整合客家淵源群體的資源,胡文虎率先成立「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以此帶動周遭東南亞國家「客家」認同的發展,整合跨地域的原鄉認同為「客屬」、共同認同「客家」。

以大環境的歷史背景來看,1930年代「客屬/客家」意識得以在東南亞蓬勃發展的原因除了當時中華民國正逢對日抗戰,「海外華人社群」多瀰漫著團結一心「共赴國難」的氛圍外,還包含「客家非漢論」再次被提及、觸及客家網絡社群的敏感神經。本書中提及兩次「客家非漢」的爭論:192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在《世界地理課本》中對廣東省的介紹提及「山地多野蠻部落,如客家等是」一語,以及1936年中國歷史學者王新民(筆名王斤役)在上海《逸經》文史半月刊中發表〈福建雲霄之猺獞〉一文,指客家屬於猺獞民族,即瑤族與壯族之後裔(猺、獞為漢族對此二族群之蔑稱)。此些言論一出、東南亞各地客屬同鄉會譁然,紛紛意識到弘揚「客家精神」的必要性;使得相較19世紀各地客屬同鄉會在原居地緣差異上壁壘分明,20世紀的東南亞客家網絡社群呈現空前的團結。

「客家」作為一個跨國的文化共同體,顯然是國族認同意欲收編的對象。1970年代中華民國陷入外交地位的危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正統中國」的名號爭奪不休,「世界客屬懇親大會」這樣跨國的場合也不能倖免成為戰場。為了成為世界客屬的正統源流,丟失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在台北另立「世界客屬總會」,與位於香港、舉辦第一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崇正總會」互別苗頭。數十年間,台灣「世界客屬總會」和香港「崇正總會」爭奪正統「客屬總會」的代表權,然而隨著90年代起台灣島內民主化運動的發展與人民國族想像的變化,長期支持國民黨的香港崇正總會的也調整認同路線,成立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球客屬促進中國和平統一聯盟」,提出「反獨促統」的論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政府層級積極經營的情況下,「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也面臨相同的發展方向,不再是單純聯誼性質的聚會,而是涵蓋更多非/客家族群、國家/民間力量的策略性運作,並與台灣的關係漸行漸遠。

相對起上述組織的發展,「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則是90年代後期應運而生、強調以台灣主權為主體的客家組織,於1997年在美國成立後陸續加入美洲、歐洲、亞洲等區域性客家聯合會。2020年,世台客聯在新竹縣褒忠亭義民廟舉辦立案成立大會,以客家文學巨擘鍾肇政老師所提倡的「新介客家人精神」為號召,訴求「母語解放、文化重生、民主參與、奉獻本土」,具備清晰的台灣使命,組織運作功能涵蓋政治號召、社群互助乃至於文化傳承的意義。

從兩個分析章節來看,老師們利用社群網絡分析法,希望理解當代東南亞客家社團的社群網絡連帶樣貌,藉此發掘台灣客家官方單位或民間團體得以強化實質交流的面向。第四章提供所有研究樣本客家社團(共85個)社群網絡關係的總覽,透過問卷收取資料後進行量化分析,再輔以質化訪談對數據模型提供更為精準的描述詮釋。這裡出現了幾個重要的名詞:

  1. 節點(Nodes):透過連結線(關係)串連的事物,可以是客家社團本身,甚至是與其相關的人物、事件、地點、物品等資訊。
  2. 向內度數(In-degree):一個節點被其他節點提到的次數,向內度數高代表該活動經常被舉辦、或該會館頻繁受到其他會館的邀請與請益。
  3. 向外度數(Out-degree):一個節點提到其他節點的次數,向外度數高代表該節點積極參與外部事務。
  4. 網絡限制指數(Network constraint index):用以衡量一個社團佔據結構洞/關鍵聯繫位置的多寡,介於0與1之間,表示社團之間聯繫受限的程度。網絡限制指數越低代表該社團聯繫其他社團的自主性高,也就佔據更多的結構洞。

第五章的國家別分析中,每個國家別先是提供了當地華裔及客家族群的移民史、當地客家社團的發展史,再來才是數據呈現。在總樣本數85個社團中,馬來西亞佔了幾乎一半,有41個社團研究對象,全馬社團註冊局登記立案的客家社團更多達220個。其次為泰國的13個社團(含首都曼谷7個、泰南三府6個),再來是新加坡9個社團(扣除總會位於新加坡的亞洲台灣客家聯合會)。

每個國家別由於情況不同,採用的研究方法亦有所差異。例如馬來西亞雖然有較完整的客家社團登記資料,但數量較多、分佈地域較廣,無法逐一進行訪談,遂利用滾雪球法(snowball methods)選擇研究樣本;相較之下新加坡、汶萊等國則有餘裕採取全網絡法(full network methods)普查。作為受到較多田野訓練的研究生,前半部的質性資料顯然要迷人上許多,也是一年多前我快速翻看這本著作的初印象,因此詳細的研究數據、社群網絡關係圖與其後續的詮釋解讀就不在這裡多分享了,推薦大家回到本書閱讀老師們精彩的分析。

「客家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作為跨地域、跨國的共同體想像,是否同樣應該被視作人為的建構,面對一樣的挑戰甚至「除魅(disenchantment)」?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客家」整併其他的「地緣團體」成為一個共同體想像的代表,是在經過「客家非漢」之爭後,各地緣團體認知到團結與弘揚客家文化之重要性應運而生的集結。也似乎是因為這樣的歷史脈絡,使得進行全球客家研究時難以繞開作為「華人」研究的次分類,但這並不代表兩者的成因和發展是一致的;而「中華民族」的建構始於19世紀中後期意識形態所催生的「一體化中國」想像,用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話來說即是「透過對歷史的選擇重組、詮釋與虛構,創造出共同的「傳統」以便維繫群體內部團結,同時也確立群體的邊界」,與「客家認同」的建構過程存在本質上的差異。

本書係整理幾位老師執行客家文化委員會「全家客家社團組織的比較:結構、功能與網絡」研究計畫之成果出版,因此在第六章不可避免地針對客委會如何提升與東南亞各國客家社團的互動和實質交流提出政策建議。從內文中呼之欲出的部分就不多言,其中我特別認同「以學術為基礎建立客家文化發言權」這項建議。在當代社會的變遷中,客家文化如何適應、重建、再適應,褪去中國原鄉的束縛、連結在地的文化脈絡,是值得被探討的議題。

而從「世界客家」的認識論面向東南亞客家研究,終使台灣客家研究有了面向海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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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 An Huang
土象星座生存指南

Taiwan|Southeast Asian Studies|ตอนนี้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ไทย|介於可愛和初老之間|讀過《資本論》、讀過《新教倫理》也讀過《宗教生活》,但也同時篤信星座跟塔羅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