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泰國民主示威活動中社群媒體對「數位世代」發揮之影響力
寫進行中時事議題的尷尬點是很多事情都還在變化中，我今天說過最多的話大概就是「此為截至本文截稿前的資料」，這篇文章的大背景是截止到九月下旬的進展，後來的故事又翻天覆地上許多。
我跟謝欣芩老師說，文章是不見得寫得好，但學到很多倒是肯定的；選擇這個題目像是給自己的研究興趣和關懷一個交代，也是一個開始，自己的路還很長，要勇敢且快樂的走下去。
壹、示威運動背景
2014年泰國國內爆發軍事政變，時任陸軍總司令帕拉育（Prayut Chan-ocha）以維持政局穩定為由，推翻當時的盈拉（Yingluck Shinawatra）民選政府，接任總理全面接掌軍權與政權。為有利軍政府延續長期執政並塑造其統治正當性，軍政府於2016年3月提出憲法修正案，新憲法中明文規定內閣中250名的參議院議員席次將全由軍方指派人選擔任，並得以與剩餘500名民選眾議院議員共同擁有推舉總理人選的權力；2017年4月，憲法修正案正式頒佈實施，軍政府執政的絕對優勢被納入憲法保障，而2019年3月的國會大選便是在這樣起跑線不一致的背景下舉行。
選舉結果揭曉，代表軍政府勢力的公民力量黨（Palang Pracharath Party）拿下116席，代表前總理塔克辛 （Thaksin Chinnawat）、盈拉政府勢力，獲得中低階層人民支持的為泰黨（Pheu Thai Party）拿下136席。兩大勢力分庭抗禮，儼然形成軍政府與民主派兩大陣營的對決，最終由狹新憲法賦予之參議院議員人數優勢的軍政府陣營，在眾議院公民力量黨聯合眾多小黨之下籌組過半席次之多黨聯合政府，軍政府總理帕拉育順利留任。而民主派陣營中，雖然為泰黨與近年來迅速竄起、深受年輕世代歡迎的新興政黨新未來黨（Future Forward Party，又譯未來前進黨。此處依其泰文正式黨名พรรคอนาคตใหม่譯為新未來黨。）結盟，甚至禮讓時任新未來黨黨魁塔納通（Thanathorn Jungroongruangkit）作為民主派陣營提出之總理候選人，但最終仍不敵軍政府的執政優勢，成為在野聯盟。
2020年2月，在野黨新未來黨被憲法法庭強制宣告解散，時任黨魁納塔通褫奪參政權十年。泰國選舉委員會主張，塔納通以私人身份提供未來前進黨1億9100萬泰銖（約630萬美元）的貸款違法泰國政黨法，政黨法同意政黨得以募款或是接受政治獻金，但貸款則不包括在內，1億9100萬泰銖也遠超過政黨法所接受之個人在一年內給予政黨政治獻金的金額，除了當事人塔納通，新未來黨十餘名執行委員被判處褫奪參政權十年。
對此新未來黨回應，政黨法中未提及政黨接受貸款的規定，並不表示接受貸款就違反法律。泰國政府的此一行動普遍被視為忌憚未來前進黨在年輕世代中反對軍方干政、追求民主的實質影響力而進行的打壓行動。社群媒體推特（Twitter）上有泰國網友發起「#RIPThailand」的話題（hash tag）表達對政府行動的不滿，強烈譴責政府打壓異己所採取的政治性報復。未來前進黨則在宣告解散的隔天後成立新社會團體「新未來會Future Forward，คณะอนาคตใหม่）」，不再以選舉、國會質詢等政黨政治的方式監督公共事務，但依然關心泰國的社會議題、旨在促進社會進步，並在政黨被強制解散後處理剩餘的相關黨務。
2020年7月，當泰國正從每日逾百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COVID-19）確診病例中趨緩，泰國街頭對民主追求的聲音便再也難以壓抑。7月18日，首都曼谷民主紀念碑聚集超過2500名示威者，是自2014年軍政府政變推翻盈拉政府以來泰國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此次示威由青年倡議組織「自由青年」（Free Youth）領導，多數示威者是大學生，其高舉標語的畫面在社群媒體上迅速傳播，一時間備受全國關注；示威群眾更提出三大訴求，要求政府解散本屆不公平選制下選舉的國會、停止威脅海內外異議人士和修訂軍方2017年頒布的憲法。
7月18日在曼谷的示威集會很快被政府以防疫為由解散，但至此抗爭的聲音已從首都為中心、大學生為主要族群開始向外府與向下年齡層擴散，海外泰國人亦在各自生活的城市同步聲援國內示威群眾，在巴黎、倫敦、紐約、台北等主要城市都舉行呼應國內訴求的集會。海外泰國人透過社群網站與散居在各地的國人串連、交換最新資訊，甚至能將線上的連結轉為線下的集結動能。以在台泰人為例，臉書（Facebook）社團「台灣推動泰國民主聯盟」（Taiwan Alliance for Thai Democracy，TATD）由在臺灣求學且認同民主理念的泰國學生發起，聚集了關心泰國政治局勢與追求民主的在台泰人。其中在台泰人的身份或為學生、或為遠渡重洋的勞動者，父母來自泰國的新移民後代。他們心繫家鄉，也對於台灣的民主進程有相當的認識，認為台灣維繫民主的歷史能提供泰國示威者有價值的經驗分享。這樣一個有著中、泰、英三語的能力的群體，在社群媒體的幫助下使相關資訊多語言迅速地傳播，亦促成8月16日於台北火車站的「撐泰國與香港民主的團結集會（Taiwan Solidarity Rally for Thailand and Hong Kong）」。集會除了與當日泰國國內遍地開花的示威活動串連，也特別提及當前香港爭取民主的境況，活動主辦方認為這是「反獨裁的跨國結盟」，建立東亞乃至東南亞地區的民主聯盟有助於給予爭取民主自由的人群力量。
本文將透過觀察分析2020年泰國示威運動中社群媒體居中扮演的角色，並藉由訪談初探泰國「數位世代」如何透過社群媒體接受資訊、集結人力、傳達訴求，又是如何看待社群媒體成為公眾人物甚或是議題傳播的載體，影響社會運動的發展。並更進一步思考社群媒體之「網路無國界」特性，是否能使泛亞洲民主同盟成為可能。數位世代（digital generation，或譯鍵盤世代），用以形容成長在容易透過數位產品取得資訊的時代的人群，尚未有明確的年齡定義；又泰國瑪希敦大學（University of Mahidol ）政治學教授Punchada Sirivunnabood將此次示威活動形容為「世代衝突」，示威者所運用的傳播媒體形式、符號都極具青（少）年世代的蹤影，因此本文將「數位世代」的定義為2019年的泰國大選中第一次參與投票的人群，也就是大約35歲以下的群體做討論，訪談對象亦鎖定此年齡區間進行邀訪，分析社群媒體對其參與／未參與此次系列示威活動的相關影響。
貳、公眾人物與社群媒體
2020年8月10日晚間，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人類學系三年級學生Panusaya Sithijirawattanakul在法政大學舉行的反政府集會中發表〈法政大學王室改革宣言〉（以下簡稱〈改革宣言〉），控訴政府對異議人士的濫捕並訴求皇室改革。宣言除了明確指出軍政府獨裁行徑，絕大部分的篇幅用以直指泰國王室作為君主立憲政體，並未遵守其政治中立的超然原則，反而與政變的軍政府達成一致，默許其合法地位；宣言內容更是列出針對王室改革的十大點訴求，從收斂王室權力、刪減王室預算到停止宣揚對王室美化的歌功頌德，其中，便屬第一項訴求最為引人注目：取消憲法第六條中任何人不得妄議王室的規定。根據泰國刑法第112條（Lese-majeste），「任何人不得詆毀、傷害或威脅國王、皇后、王位繼承人與攝政王，否則將得處以三至十五年之有期徒刑」，然政府對「建議」和「妄議」裁斷界線模糊，可能造成對人民言論自由的侵害；Panusaya宣讀〈改革宣言〉無疑是觸碰到刑法第112條的紅線，隨時都有被抓捕的危險。
8月13日，推特、Instagram上陸續出現泰國公眾人物針對Panusaya事件的相關表態，他們或使用「#SavePanusaya」的話題標籤、或發布支持言論自由免受威脅是普世價值的相關言論，一時間「#วันนี้ดาราcalloutหรือยัง（明星今天發聲了嗎）」的話題標籤成為成為泰國推特潮流（Trend）。如此不分經紀公司的表態，其中就包括知名泰劇演員、饒舌歌手、偶像團體成員，其中又以本就關注社會議題、時常創作歌曲諷刺政局的饒舌歌手聲援最為強烈，媒體形容這是「對示威群眾賭上自己前途的支持（lend their support to young protesters at the possible cost of their careers）」然而這樣的描述並不是誇飾，泰國知名饒舌歌手Hocky及其所屬的饒舌團體Rap Against Dictatorship（RAD）在學生示威集會的舞台上表演後遭到泰國政府逮補；該團於2018年發表歌曲「我的國家有（What My Country Has Got，泰文曲名ประเทศกูมี）」諷刺政府獨裁、金錢與權力交相影響的政治生態，在音樂串流平台Youtube擁有近九千萬點閱。事後Hocky雖獲釋，卻也坐實了泰國政府打壓言論自由、抓捕異議人士的行徑。
這些公眾人物的年齡大都在30歲以下，對以社群媒體作為與群眾互動、宣傳的使用方式相當嫻熟；而除了他們本身就作為數位世代，其社群媒體追蹤者（Followers）與支持者更清一色是世代相近的人群，與本次示威活動的參與者組成基本吻合。一般的情況下，公眾人物不主動表態政治議題或迎合當權者的意識形態是可以理解的，公開違逆當權者的意識型態可能為其帶來危險、而在仰賴知名度和曝光度的情況下，對政治議題進行表態也可能影響市場的觀感。以當前廣為人知的「奶茶聯盟」（Milk Tea Allience）為例，其起因為2020年8月中國網友認為泰國演員（小名Bright）與女友Weeraya（推特網名「nnevvy」）於2018年在網路上的發言涉及「台獨」立場、並曾轉發帶有「武漢肺炎」字樣的貼文，要求兩人對其「辱華」行為道歉；而泰國網友對中國網友的行徑感到不滿，雙方以政治議題相互罵戰，並在諷刺中國對台灣、香港打壓的過程中，以台港泰三地的名產 — — 奶茶為代表，結為反中同盟。
然而即便網路聲量熱烈，Bright與其經紀公司GMM Entertainment 並未對此做出回應。Bright參與演出的電視劇《天生一對》因為此風波在中國的電視評分論壇被大量給予負面評價，網友更發起「抵制潮」拒看《天生一對》。公眾人物在意識形態的紛爭中為了保全自身利益，一般會選擇息事寧人、避免更近一步的衝突，這次示威事件中卻一反常態的集體發聲，其中固然可能有輿論風向在背後支撐，卻也反映這些公眾人物本身、以及他們的主要支持者看重這些議題，促使公眾人物表態。
參、社群媒體時代的社會運動
綜觀世界歷史上學生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即使最後未必能實際推翻國家主政者，其帶給整個社會的影響力仍然不容小覷。Altbach (1989) 認為，尤其在威權的社會中，學生經常能比大眾更早意識到政治、社會中的爭議問題，因為校園是威權社會中容許相對多自由的環境，學生所提出的擔憂與訴求也很可能廣泛地傳播到整個社會。以台灣的情況為例，1980 年代始興起的學生運動訴求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民主轉型，這些學生運動浪潮從位於台北的數所大學為中心、結合社會力量的參與和其他縣市大專院校的串連，逐漸成為具備規模的社會運動；其訴求更經由抗爭運動為社會大眾所知，一定程度地影響台灣社會對政治轉型的共識。
本次泰國的民主示威活動並無特定單一的領導人與組織架構，由首都曼谷各大學之大學生組成，並於全國遍地開花。朱拉隆功大學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Kanokrat Lertchoosakul認為，與其將示威活動認定為世代衝突，不如理解成「自由主義價值觀與保守主義價值觀之間的衝突」。參與示威的學生不再經由傳統的報章雜誌、保守的學校教育獲得的知識來建立價值觀，而是透過其「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的特質在社群媒體上接受大量資訊進行思辯、並籌組讀書會閱讀課外書籍。大學生們的訴求以及在社群媒體上的傳播討論更進一步地影響了高中生，甚至示威學生群體中更出現初中生的身影。
新聞自由一向是一個政體民主與否的評判標準之一，社群媒體更對社會運動的發展有著不可抹滅的推動力。2010年於突尼西亞的民主革命運動讓社群媒體居中的扮演的角色引發國際關注，由於突尼西亞當局對主要媒體消息的封鎖，抗爭民眾利用手機記錄下抗爭過程，並透過社群媒體如臉書、推特、YouTube等將消息傳播到全世界；2014年台灣發生「反對與中國簽訂服務貿易協定」的318學運，學生佔領立法院的過程透過平板電腦的攝影功能以及網路播送到全世界，有研究者形容這是「新媒體的革命」，當傳統媒體的SNG車被拒於立法院門外，會場內的學生靠著社群媒體、行動裝置的結合向外播送訊息，掌握話語權、並促使國內數位匯流與媒體的整合。而臉書直播和宣傳則突破地域限制，讓不在台北的台灣民眾及海外台灣人得以掌握目前的進展，即時外語翻譯更讓外語世界知道在台灣發生抗爭始末；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是一場沒有單一核心領導的抗爭活動，卻透過社群媒體的號召、集結展現力量，多次締造百萬人上街頭的紀錄，更透過社群媒體向外傳播影像紀錄。
本次泰國的示威活動，參與者同樣使用社群媒體以集結來自各方的力量、即時傳播最新資訊。經觀察本次示威活動進行期間的現象，筆者認為社群媒體主要有兩項特質有利於推動社會運動的發展並傳播相關議題：
一、補足主流媒體的不足
以孔令信談台灣太陽花學運的例子可以得知，傳統媒體在參與社會運動時可能面臨的、在硬體設備上的困境。並且主流媒體往往有相關編採程序需要遵守，加上記者人力有限，以〈中央社新聞編採守則〉為例，即使守則中已提及記者之編採原則為「標題隨採隨發」，為維持機構發布消息之權威性，報社多要求記者儘速補足完整報導之文章；相較之下，社群媒體「人人是記者」的特性大大降低了傳播資訊的門檻，即時性方面也較主流媒體表現迅速。另一方面，媒體在民主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多受制於政府勢力，在與政府立場相左的議題上容易遭到噤聲。例如香港「反送中運動」中，主流媒體鮮少呈現香港抗爭者角度的敘事，對於政府或武裝警察可能的執法疑慮也只能透過外國媒體、少數本土網路媒體和現場示威者的社交媒體才得以獲得外界關注；泰國的示威活動中主流媒體更是對學生參與者的立場與訴求避而不談，僅有部分網路媒體進行報導，使得參與者主要以社群媒體做為互相傳播資訊的媒介。
二、不同社群媒體具備不同的特色
其次，社群媒體不同於其他媒體平台最大的特色之一即是其互動性（interactivity），除了資訊發佈方與接收方的雙向互動（留言、評論）外，也具備多向互動（分享、轉發）的方式，使資訊傳播網被迅速建立。然而不同的社群媒體平台所發佈的內容型態也略有不同，以本次泰國示威活動主要參與組織之一的Free Youth舉例，其所建立的社群媒體平台就至少有三種，每個平台的用途特色與目標受眾都不相同：
（一）臉書粉絲專頁（Fans Page）：發佈篇幅較長之文章，使用貼文置頂功能將近期組織重要公告置頂在粉絲專頁頂端方便追蹤者隨時查閱；運用其直播功能紀錄示威現場的情形，並能在結束直播後將影片自動保存在頁面上供重複觀看。以閱讀版面而論是三種社群媒體中最適合發佈議題、論述等結構完整的長篇文章之平台。
（二）推特：大量轉推（re-tweet）組織成員與其他組織的推文（tweets），並附上精簡的評語與hashtag。受限於每則推文140字的字數限制，推特上發佈的資訊大都非常言簡意賅，也因此降低使用者推文的門檻，更容易透過此平台獲得即時訊息。
（三）Instagram：以發佈有文字的圖片為主，文字篇幅接近臉書粉絲專頁，但追蹤人數是在三個平台之中明顯偏少。究其原因可能為Instagram 的用途多為記錄生活、分享照片，較少人會用以追蹤公共議題，因此儘管有許多政治、倡議組織希望透過經營Instagram社群以圖卡文字、限時動態分享（Stories）拓展資訊的傳播，在實務操作上仍有其難度。
由上述三個平台所發佈的內容分析可知，Free Youth至少是有意識地在經營不同的社交媒體且迎合資訊接收方的使用習慣，並非運用相同的公關策略僅將相同的資訊分別發佈在不同平台。其餘像是Telegram頻道、Line社團等以通訊、聯絡為主要功能的社群軟體雖然因封閉性較高不利拓展議題受眾，對現有的社群團體卻是便利且高效率的資訊交換平台。
另一方面，社群媒體的互動性也方便迷因（meme）的傳播與二次創作。迷因一詞起源於Richard Dawkins於1976年出版的作品《自私的基因》，其意義之於文化便如同基因之於生命體、是人類文化的單位，成功的迷因是推動文化發展的動力。在Dawkins的定義中，圖像乃至於音訊都可以是迷因的一種，當今大眾所稱的迷因普遍指涉「網路迷因」（Internet Memes），特色是以網路為載體、易於傳播的圖像迷因形式。在「奶茶聯盟」事件中，泰國網友所創作的反諷迷因始被台灣網友關注，這些對政府辛辣諷刺、對王室隱晦嘲諷的圖像創作是政府對言論控管「不自由」下的產物與其應運而生的文化，也加速了議題的傳播。
肆、泰國民主示威活動中的「數位世代」
本文之受訪對象年齡層鎖定為「數位世代」，包含旅居台灣但仍對國內情況保持關注，和現居泰國、身處示威活動氛圍中者。其中部份旅居台灣之受訪者不僅與泰國國內示威運動保持聯繫，更於台灣舉辦相關聲援活動、希望串連在台泰國人的力量；而本次示威活動參與者年齡大多偏低，是泰國社會運動史上第一次出現大批中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情況，本文中亦納入與泰國中學生受訪者的訪談。本文採取半結構性訪談法，事前提供受訪者訪問提綱，筆者再綜合受訪者身處的外在環境與其擁有的內在資源，分析受訪者之回應並進一步追問，以獲得更深入的描述結果。提綱問題大致涵蓋兩個面向：個人之公共議題參與經驗與社群媒體使用經驗。
表1 受訪者代號與背景資料
代號：年齡：現居（泰國原居地）
A：15：Bangkok
B：27：台北（Bangkok）
C：32：台北（Chiang Rai > Songkhla）
D：25：台北（Lop Buri > Bangkok）
E：34：台北（Chiang Mai > Bangkok）
在有關本次示威活動是否屬於「世代衝突」的提問中，受訪者大都持否定意見。受訪者A認為在支持和反對示威活動的陣營中都有橫跨不同世代的人群，與其認為這和年齡／世代有關，不如認為是個人價值的不同導致的衝突結果，且在近幾年來政府施政的表現普遍都讓人民不滿，並不是學生群體突然發難。B則認為部分有心人士或媒體刻意操作支持和反對陣營的對立，將複雜的政治認同簡化為世代的衝突，激化人群的對立並得以對示威活動貼上標籤，也讓反對學生示威的群體一再將學生幼體化，塑造學生涉世未深、易受人煽動的形象。
受訪者C和E則不約而同地提及訊息接收管道的不同，C認為整體的社會氛圍被確實營造出世代對立的感覺，畢竟世代間得到訊息的管道不一樣，較年長的人群平時多透過主流媒體以及臉書同溫層獲得資訊，多數年長人群的想法很容易趨於一致，就和多方使用社群媒體接收資訊的數位世代不太一樣，核心關鍵並不在年齡或世代利益，而是接收資訊管道的不同。E認為，年長人群的資訊來源過於單一，非常容易對所得到的訊息深信不疑，因此侷限了他們的思考方式，讓他們認為愛國的方式就是不要造成社會的「動盪」，因而無法理解示威者聚集抗議的動機。
受訪者D認為將年紀大的人視為較不重視民主或不了解民主這是不公平的，對於年輕世代來說，即使資訊再發達，法政大學大屠殺、紅衫軍流血鎮壓等政治衝突即便再駭人可能都只是文字上的感受，對年長一輩來說卻是親身經歷的恐懼，與其說是年長世代保守相對於年輕世代的開放造成這次的衝突，不如說是過往的歷史在年長世代心中留下過傷痕，而造成他們的靜默。
而針對社群媒體對「數位世代」的政治啟蒙或接收資訊是否具有的影響的部分，則獲得所有受訪者的正面回應。受訪者A自述，此次示威是他第一次參與社會運動，但卻不是第一次關注國內外的政治議題。一般而言這些示威、反對政府的消息國內主流媒體鮮少報導，他大多透過外國媒體與社群媒體的分享得知消息、並閱讀他人的評論。本次的示威活動她透過社群媒體積極地關注整個活動的進行，並在網路上與朋友討論、也會分享相關評論。B則認為透過網路的普遍使用，「數位世代」較容易接觸到時事議題和國際新聞，當取得資訊的門檻降低後越來越多年輕學子主動去思辯政治議題、質疑政府對「民主」的不作為。本次示威活動也是泰國社會運動史上第一次有大規模的中學生參與，這些學生透過社群媒體快速得到外界的資訊，其中更以推特更受學生歡迎；受訪者E表示，網路方便學生查詢資料、進而使他們容易接觸到許多書籍，發展出獨立思考的能力，但也因為網路上資訊真假難辨，學生必須更謹慎的去篩選不實訊息。
受訪者C與D更進一步闡述，與社群媒體所能企及的豐富資訊相對的是政府編譯的保守教科書內容。C認為從小到大學生所研讀的教科書中都是政府希望人民知道的東西、隱去了部分敏感的歷史事件，但「數位世代」的年輕人透過推特等社群媒體自行獲取那些政府不願人民知曉的內容，就像開啟了一扇嶄新的窗戶，對政府的不滿也就無法再被壓制；Ｄ則認為教科書多宣揚尊崇王室、為軍政府塑造偉岸的正面形象，大程度地影響上一個世代泰國人民理解政治的方式，而「數位世代」對網路的大量使用使他們有機會接觸到反面的思考觀點，甚或透過社群媒體得以看到因批評王室、政府而流亡海外的泰國民主運動前輩的發言，這都在無形之中形成了挑戰執政者意識形態的力量。
而透過訪談，筆者發現在社群媒體的使用習慣上，「數位世代」中也存在差異。可以看出不同的年齡層、社會運動參與經驗對社群媒體使用的嫻熟度和習慣都會有所不同：A作為受訪者中最年輕的一位，表示自己和同儕大多數時間使用的社群媒體和資訊來源都是推特，但他知道許多組織仍以臉書粉絲專頁作為主要的議題宣傳管道。A認為每一種社群媒體都是方便且適合傳播議題的平台，並沒有哪一個應該被獨尊，認同議題組織應多方經營社群媒體管道以吸引更多人關注。
C和D則提出影響社群媒體的使用習慣可能會受政府管控的情況影響。C表示他本人較習慣使用推特，因為他認為臉書多以真名註冊，使用臉書發表個人言論相對於在推特存在較高的風險，他身邊就有有朋友因為在個人臉書上發佈反對王室的言論而被要求關閉臉書帳號，即使建立新帳號也不得再做任何有關發言；D則說他個人非常習慣用推特獲取資訊，認為消息來源非常及時，但他也補充政府不只會監控臉書上的言論，即使推特較容易使用匿名註冊，過往也有政府透過IP位置等管道循線逮捕在推特上發布敏感言論的使用者，匿名帳號也不見得安全。
受訪者B和E在泰國時都曾領導學生運動，對他們來說最熟悉的社群媒體是臉書，過去的學生運動也多使用臉書獲取資訊，因此即使兩人都明確表達知道推特已經成為當今資訊交流最迅速的管道，他們仍較習慣用臉書的閱讀新聞、獲得消息，自己雖然有開通推特帳號卻鮮少使用。
對於法政大學Payusaya宣言後公眾人物紛紛表態，受訪者多認為公眾人物的態度能幫助議題傳播，且會帶來更多後續的正面影響。A認為公眾人物有權表態自己的政治立場免於遭受威脅，他所關注的公眾人物多利用Instagram的限時動態功能談及並聲援示威活動，在他看來是值得鼓勵的行為，透過公眾人物的傳播更能讓相關議題突破同溫層，讓平常並不關心政治消息的群眾也能得知相關資訊，進而去瞭解示威者的訴求。E同樣也持正面看法，他所關注的泰國女子偶像團體「BNK48」的數名成員都有針對本次示威做表態、分享相關文宣，他們的貼文留言區形成新的公共討論空間，公眾人物的加入使議題曝光度更為人所知。
受訪者B和C則提及公眾人物的政治表態可能需要承擔的成本與風險：B表示，公開使用推特或IG進行立場表態的公眾人物年紀都偏輕，基本上和示威學生的年齡層吻合，他認為這些公眾人物同樣經歷並感受到泰國當今政治生態的低迷氣氛，應是真心在乎這些議題才選擇做表態，畢竟公開站在政府意識形態的對立面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工作機會。C指出，與政府抵觸的政治表態一定有風險，他認為新生代的公眾人物、尤其是偶像團體成員大多來自經濟背景較佳的家庭，因此能夠承擔在社群媒體談論個人立場可能造成的損失。
相較之下，受訪者D則未持太正面的看法。他主張公眾人物的表態可以分成兩個層次去觀察，儘管他也同意經過公眾人物的社群媒體傳播確實能讓更多人去探詢前一晚在法政大學發生了甚麼，但另一方面經過觀察公眾人物發布的內容，似乎能發現有種模板化的規律，令人懷疑是由更高層級的公司管理階級統一要求他們表態以迎合年輕世代的支持者、並獲得網路聲量，如此就失去了表達個人立場的意義；同時他認為大多數的公眾人物並沒有清楚表態他們是否支持示威群眾，而是避重就輕地發表「支持言論自由」、「支持人們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等較模糊的發言，並沒有特別令人驚豔的部分。
最後有關社群媒體上興起的「奶茶聯盟」概念，受訪者的想法則互有正反意見。受訪者A表示身在泰國並且作為推特的頻繁使用者，她的確知道奶茶聯盟事件的前因後果，並認為他身邊的人都有耳聞這個話題，但她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有追蹤這個話題，而是在大家都有所討論後才知道的。透過社群媒體他認識了包含香港、台灣在內的亞洲民主運動以及政治現況，並認為區域間的民主同盟可以增進彼此的瞭解，有助於推動民主運動；D則認為「奶茶聯盟」的同盟概念很有趣，像是一種跨國年輕世代的暗號，在民主這個共同價值前相互支援。受訪者D和E曾在台北舉辦過「撐民主反威權」的相關集會，他們表示在活動籌備的過程中，或許因為泰國人民擔心遭到政府監控在海外的言行，他們受到在台港人與台灣人的主動幫助多過在台泰人。也因此受訪者D和E都認為，建立一個泛亞洲的民主同盟是很有必要的，大家可以彼此分享議題經驗、在活動辦理時的語言流通上互相支援，以此協助理念的推廣。
而受訪者B則持相反意見，他首先認為「奶茶聯盟」並不是相當為泰國人所知，僅是在特定人群間開玩笑式的網路潮流，多數泰國人對這個概念背後的意涵並不清楚。另一方面，泛亞洲的民主同盟則有實務運作的困難，組織間缺乏領導系統以進行有意義的串連活動，容易流於形式而無法真正發揮影響力；C同樣也認為，不同國家需要面對的民主課題與其形成脈絡並不相同，他國的經驗未必能參考，難以作為一個長期性的組織運作。
伍、結論與後續討論
綜合與五位受訪者的訪談結果，初步可描繪出社群媒體對「數位世代」在本次泰國民主示威活動中顯見的影響，體現在示威參與的許多面向。在此筆者嘗試歸納以下幾點作為結論：
一、衝突的雙方陣營可能源於接收資訊來源的差異
社群媒體讓「數位世代」接受資訊更加快速便捷，也因而提供了建立不同於傳統教科書欲傳達的意識形態的機會，因而形成理念上的對立。但這樣的對立不應以年齡世代作為劃分依據，如同年輕世代亦不會接受年長世代將其概括視為「無知、不成熟」，一味視年長世代為「守舊、擁護威權」並不利於處理社會中的矛盾。
二、人們對社群媒體的使用會不斷進化
隨著主流／傳統媒體所提供的資訊內容與速度難以滿足「數位世代」的需求，社群媒體的重要性便迅速提升，然而人們對社群媒體的使用習慣也會改變：過去長輩不常使用社群媒體時，年輕世代多聚集在臉書傳遞資訊並分享生活；但隨著長輩世代也開始使用臉書，部分年輕世代選擇將常用的社群平台轉移往匿名性較高的推特，避免在長輩面前過多地暴露自己的意識形態與私人生活。而從過去曾在泰國領導學生運動的受訪者經驗可知，數位世代內部對社群媒體的使用習慣也存在差異，每個人都需要回應時代潮流的改變。
三、社群媒體對社會運動的正面影響
透過網路的便捷，社群媒體傳播資訊的速度飛快，圖像與影像能使人身歷其境、不受地理限制的參與並聲援社會運動。在幾乎人人手持行動裝置的時代，示威現場透過鏡頭傳播到世界各地，嘗試突破可能的資訊封鎖。公眾人物在社群媒體上的表態更得以迅速傳播、進入不同背景的人群中，拓展議題宣傳的受眾。
四、社群媒體參與社會運動之困境
然而，雖然社群媒體讓資訊傳播更便利，在號召群眾參與實體活動時仍有其侷限性。在網路上關注議題、聲援議題的成本較低，容易集結大規模的討論，但如何將線上的網路聲量轉為線下的活動參與，對任何一個倡議組織、甚或政黨都仍是難題。因而跨國、泛亞洲的民主同盟若要成為硬性的「組織」，實際上的運作空間將相當侷限、難以產生具體的成果；整體而言較可能的形式為建立一個「社群網絡」（social network），透過舉辦交流或座談會，分享議題倡議經驗，並在相關活動中相互支援。
訪談進行的過程中，筆者注意到五位受訪者裡有四位在泰國的居住地為曼谷。由於地域的相似性與曼谷作為泰國首都，或許可能造成受訪者觀點的偏向（bias），於是在訪談時亦對受訪者提出此疑問。依據筆者之個人經驗，社會運動／學生運動等倡議在首都台北蓬勃發展的程度遠超過在其他縣市的情況，在整理結論時應謹慎面對是否有片面觀點的問題。唯一未曾長住曼谷的受訪者C表示，此次的示威活動確實在曼谷以外的省府遍地開花，但明顯感受到身邊朋友的態度並不若社群媒體上流傳的曼谷現場示威那般熱烈。然而受訪者D認為，在前往曼谷求學前他也居住在外省府，與其說對示威活動的高關注度是一種「曼谷觀點」，不如理解為曼谷是一個擁有相對多資源、交通方便、容易匯集眾人的地點，然後人民在這裡聚集、向政府表達訴求。對此受訪者E進一步提及，整個示威活動雖然有「三大訴求」的大方向，示威者群體重視的議題多有不同，期待改革的幅度自然也有程度上的差異，內部必須面對路線之爭的問題，外部觀察者亦不宜將抗爭活動視為一個同質體。
筆者認為受訪者們的詮釋得以作為一種觀點，供台灣乃至於世界各國討論社會運動在都市與鄉村之參與度差異時進一步深入討論。本文撰寫期間，旅居世界各地的泰國人再一次以網路串聯，同步於各地時間9月19日舉辦集會，接力聲援由法政大學所召集、於泰國大皇宮外的「皇家廣場」（Sanam Luang）集會的數十萬人群，要求「還權於民」、「三大訴求缺一不可」；台灣場活動亦於台北捷運西門町站外廣場六號出口舉行，現場邀請泰國在台學生、工作者以及香港在台學生、台灣政黨代表同台發表短講，吸引數百人聚集參與。在泰國與台灣的集會中，皆得以看見以「奶茶聯盟」將台灣、香港、泰國三地人民集結為追求民主價值同行夥伴的概念，此概念是否能繼續推廣至泛亞洲規模、將以什麼形式發揮影響力，值得後續繼續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