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缺乏自信。除了在國族主義和主權等問題上如此，藝術文化發展上如此，其中台灣人尤其在市容上特別自卑。時不時就能在媒體上，看到民眾對於家鄉市容的不滿，痛罵政府不在乎藝文教育，城市規劃雜亂無章，老舊市容遲遲不更新等議題，甚至發明了「中華民國美學」一詞用於嘲諷。(齋主曾寫過一篇文章，講述台北住商混合的規劃，使得階級彼此得以融合，治安紛擾也較少。)
不過我想說多數被台灣人稱讚的市容，特別是歐洲國家的美麗市容，大部分都都建立在鮮血之上。如果羅馬人沒有向外燒殺擄掠，哪來今天漂亮的羅馬遺跡? 如果大英帝國沒有廣大的殖民地稅收，哪有輝煌的倫敦? 如果奧匈帝國沒有從匈牙利或巴爾幹半島獲取資源，典雅的維也納將不復存在。但這些都市都非本文的主角，我們將以大部分台灣人念茲在茲的巴黎市容為題，敘述這段充滿鮮血的歷史。
那些將「中華民國美學」掛在嘴上的人，讀完這篇文章，就會欣喜台灣沒發生過這段歷史。
如今的巴黎，有著漂亮的塞納河沿岸，放射型道路的中央，佇立著象徵法國的凱旋門。街道上的房子不但等高，彼此的設計風格一致，甚至連2、3樓的雕塑樣式可能都相去無幾。有著如此美麗的市容，每年到訪法國的國際觀光客數量，高達5000萬人，除卻商機無限外，也為法國及巴黎營造良好的正面形象。每年有無數的電影在巴黎取景，更有無數的劇本以巴黎為背景，更有無窮無盡的人以巴黎為背景自拍，上傳到社群網站。但巴黎如今美好的市容，實有其代價。
巴黎並非總是如此。在1850年前，大部分城區就類似於其他歐洲中世紀古城，有著狹窄的街道和巷弄。塞納河也並非如今日清澈，那時塞納河如同印度恆河，多少糞便都倒入其中，也不知有多少人從塞納河中取水飲用。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的《高老頭》，設定在1820年的巴黎，主角「拉斯蒂涅」曾有個煩惱，他希望能有馬車代步，因為若無馬車代步，即便有再漂亮的鞋子，都將因為髒亂不堪的泥巴路，而將一身漂亮的儀態糟蹋殆盡。可見當時不只是市容不佳，衛生、交通等問題也早困擾著巴黎市民。
故事要從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講起。拿破崙從19世紀初取得法國政權後，就有意識的計畫替巴黎翻新，他原先的計畫是修建新的淡水系統，以及打造協和廣場。不過拿破崙執政時期並不長，而且國際局勢並不穩定，不但要面對多次反拿破崙聯盟，就連拿破崙本人也以向外征戰為主，因此拿破崙為巴黎帶來的改變並不多。隨後的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帶來的改變也不多，直到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後，法國正式走向總統制，而首任總統正是當年民族英雄拿破崙的姪子-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不過拿破崙三世之所以能當選總統，也是因為法國民眾看到拿破崙三個字就高潮了，於是高票當選。就跟二戰後，印度當選了一堆姓甘地的候選人沒啥兩樣，就跟中華民國有姓蔣的優勢比人多。不過這拿破崙三世，並不甘於只做總統，於是1852年就發動政變，登基為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
拿破崙三世，由於這「拿破崙」的姓氏，早年人生過得並不順遂。由於歐洲各國都擔心拿破崙的後代或親戚，回到法國發動叛亂，因此各國都不待見。拿破崙三世自叔叔拿破崙失勢後，便流落各國，從瑞士、義大利到英國等地都曾待過。尤其是當時最強盛的英國倫敦，市區內的林蔭大道、公園和商業發展，都帶給拿破崙三世極深的印象。他除了驚嘆於巴黎與倫敦之間的差距，並暗下決定研究城市規劃，心想若有機會，定要將巴黎徹頭徹尾的大改造。不過拿破崙三世改造巴黎的誘因可不僅止於市容等問題。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的巴黎是動盪不斷的。
1789年:法國大革命
1830年:七月革命，七月王朝上台
1832年:共和黨人起義，《悲慘世界》即以此為背景。
1834年:共和黨人起義。
1848年:二月革命，法國第二共和開始，拿破崙三世當選總統。
以上還僅僅是規模較大的暴亂事件，若算上規模較為小型的衝突，其數目遠遠高於我們所能想像。改造前的巴黎是個中世紀古城，狹窄的街道兩側開滿酒館等聚會場所，經常在酒酣耳熱、情緒激憤之際，將桌椅等家具往外一堆，就構築了現成的堡壘，開始警民對峙。規模大且名聲好的稱之革命起義，規模大但名聲差的稱之叛亂，規模小的就稱酒後鬧事。在拿破崙三世上位後，他便有計劃性將政局趨於穩定，除了將巴黎市容大改造是目的之外，另外的目的也有治安、軍事等因素。
自拿破崙三世就任總統以來，他就有計畫性的尋找適合執行計畫的人選。1848年，公務員資歷豐富，時任外地省府秘書長的奧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支持拿破崙三世參選總統。拿破崙三世就任總統後，奧斯曼頗受重用，在幾年內歷任瓦爾省、約納省和吉倫特省的省長，平步青雲。奧斯曼當然也支持拿破崙三世稱帝，當然他在1853年就被拉拔到巴黎市警察局長及塞納省省長。拿破崙三世與奧斯曼經過幾次餐敘和研討後，將改造巴黎的重責大任，交到了奧斯曼手中。奧斯曼是個土生主長的巴黎人，靠山不硬的他長期宦海浮沉，只得當個中階公務員。直到拿破崙三世急需培養親信，累積眾多行政經驗的他，才得以擁有大展身手的機會。
一、 廣場大道、林蔭及公園
1800年巴黎的中世紀街道，平均寬度約只有8~10米(這寬度約為今日台北的巷弄寬度)，不只狹窄且彎曲，除了經常引發民變之外，運送貨物的馬車物流也經常因為交通意外頻傳，而導致經濟上不必要的損失。奧斯曼決意將這些老舊道路，全數翻新拓寬至20來米。而台北市20米左右的著名道路，則有八德路、長春路、逸仙路、濟南路一段、北平東路等，這在19世紀來說，是非常足夠的寬度。
同時也打造了巴黎最著名的發散型的街道設計。今日聞名於世的凱旋門及星形廣場，即為當時的都市計畫，此外如協和廣場、巴士底廣場等觀光名勝的設計，也是同一時期的產物。主要幹道的翻新，不只讓老舊的巴黎街道煥然一新，同時這些寬敞的街道，讓巴黎的物流暢通無比，促成的商業利益無數。
鋪路的技術也全面翻新。不同於中世紀的泥巴路，採用的工法是由蘇格蘭工程師馬卡丹(John McAdam)所發明。以碾碎的碎石子鋪於地面，再用爐渣固定，這種碎石路面不但耐用、美觀，且利於排水。題外話，「馬路」之所以被如此命名，除此上頭的交通工具為馬車之外，也因工程師稱作「馬」卡丹。
奧斯曼主政時期，主幹道除完成車道之外，人行道也隨之鋪設，並於人行道上種植行道樹、長椅、煤氣路燈、小報攤、廣告柱等公共設施，甚至是後來的飲水泉等等。並依據奧斯曼對區域發展上不同的規劃，引入不同企業，開設露天咖啡廳或奢侈精品等店面。至於公園綠化，更是在短短不到20年間，在2000公頃的綠地上，栽種了超過60萬株的樹木。不管是大道、綠蔭人行道還是公園建設，都是營造「步行」為主的生活樣貌所為。
隨著道路品質提升，物暢其流，資本主義前所未有的集中。左拉(Émile Zola)撰寫百貨公司崛起的著作《婦女樂園》，即敘述財閥商人見到都更後的商機，開設百貨公司吸引人流，同時百貨公司的出現也迫使許多老舊的巴黎零售小店舖不得不早早收攤或者力圖轉型。(由於百貨公司非本文主軸，有興趣者歡迎閱讀連玲玲之著作《打造消費天堂》，本書中有討論百貨公司之由來。)
以上種種，皆為法國政府以資產和中產階級生活為主軸的施政計畫。那個年代正逢工業革命帶來的商業爆發，許多非貴族後裔的中產及資產階級紛紛崛起，是政府極欲討好且不敢得罪的族群，畢竟資產階級發動的1789法國大革命才過不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放射狀道路規劃有著非常明確的軍事用途。試想在19世紀中半葉，只要將軍隊駐紮在凱旋門廣場上，架著幾挺機槍在中央，那怕敵軍有千軍萬馬，也無法衝過街廊較長的大道。並且大道上還沒有任何巷弄可以躲藏。同理相同的規劃，也能應對民變或叛亂，於廣場上架著機關槍，便可在不移動地點的情況下，僅僅是將機槍轉向，就可應對各個大道上的敵人。(其實台南和台北之所以有眾多圓環，也是因為師法巴黎之故，不過這個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二、區域重劃
最大的改變，便是1860年時，由拿破崙三世宣布，巴黎環外道路的11個鄉鎮，正式整併於「巴黎市」內。按照常理判斷，能成為天龍國的一員，感覺應該會受到居民熱烈歡迎，但實則卻因為巴黎的稅制遠高於外地，反而激起大量的反彈聲浪。事實上此一擴展政策，使得巴黎行政區增為如今的20個，面積也從3300公頃增加為7100公頃，人口更是從40萬人增加至160萬人。此政策顯著的增加了稅收，同時也因為提高了在生活經濟門檻，將貧窮族群驅趕出了市中心。
先前提到巴黎在19世紀前半葉經歷無數次的動盪，更提及法國政府修建大道是為了讓政府便於鎮壓民變。同時奧斯曼也透過讓區域重劃的方式，執行此一目標。當時的巴黎早已經歷工業革命，市區內遍布著工廠、工人宿舍等建物，而工人是政府最為頭痛的族群。
拿破崙三世曾言:「寧願面對20萬殺氣騰騰的軍隊，也不願面對失業者群起反叛的威脅。」而文句中所指的失業者，自是工廠因蕭條而失業的工人。
為此，奧斯曼竭盡所能的肅清巴黎市內的工廠及宿舍，將市中心打造成以金融業、精品業和服務業為主，而工業則必須遠離市中心。這一來能將工業所帶來的污染降低，更能將妨礙市容的工廠給趕離市中心，還能將經常鬧事的工人階級給遷往他處，增加工人們到市中心鬧事的難度。此外也打壓社會主義政黨的影響力。
事實上，1848年，拿破崙三世尚未上任之前的巴黎，因為經歷動盪等等原因，房地產市場陷入空前的不景氣。許多資產階級居住的區域，空屋率高達六分之一，租金甚至跌了一半。都更的部分區域，在短短十年不到的時間內，從每平方米25法郎飆漲到1000法郎。甚至在1847年的萬國博覽會期間，左岸的房價更是在兩年內上漲了10倍。根據資料顯示，巴黎房地產總值，從1852年的25億法郎，更是暴增到1870年的60億法郎。
拿破崙三世靠著左派聲浪上台，上任後瘋狂討好資產階級而打壓左派工人。在巴黎推動的許多都市更新，也是與資產階級相互合作後的產物。不管是將工業趕出市中心，將貧窮者趕出巴黎市中心，還是以房地產為主的產業政策，還是分別於1855和1867年的萬國博覽會等活動，都是以資產階級作為政策核心的討好對象。巴黎的區域重劃，決定了不同區域的貧富及階級差異。
三、奧斯曼建築
巴黎在經歷大改造之前的樣貌，與今日大相逕庭。不但地面高低起伏不平，建物高度不等高，建材和裝飾形式不相同，地面泥濘不堪，公共衛生問題更是因為諸多設施未完善之故，整座城市充滿著人類排泄物的味道。如今的我們很難想像那樣的巴黎市容，不過善於還原歷史場景的法國遊戲開發商UBI，他們出品的《刺客教條:大革命》，透過歷史顧問的幫助下，順利還原了18世紀末的巴黎市容和街道，甚至遊玩時的親身體驗，更是讓玩家深刻體會那時巴黎都市生活環境之差勁，遊戲中甚至還有一段時光穿越的劇情，讓主角穿越到了經歷大改造和艾菲爾鐵塔落成後的1898年巴黎，那一瞬間的街景和市容差異，真非簡單的言語可形容。(UBI對於歷史的考究，先前聖母院大火時，甚至找來UBI對聖母院在遊戲中的模型作復原時的參考資料。)
由上下兩個時代的圖片中，可發現不只街道變得整齊有序，道路也由泥濘不堪的道路，改為由石頭鋪成，兩旁甚至種起了行道樹，而最大的差異就是房屋。先前凌亂不堪且胡亂搭建的房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外觀整齊一致的建築，而這些建築的外觀形式就被稱作「奧斯曼建築」。
2010年的電影《全面啟動》，主角們在夢中創造的城市，即是在巴黎取景。電影畫面應為電腦動畫所製作，但顯著的6層樓房屋，其設計風格即為著名的奧斯曼樣式。電影畫面雖然十分震撼，但我卻沒見過誰問過一個問題，那就是「翻轉後的城市怎麼可能上下顛倒連起來?」。事實上，巴黎實現此夢境場景的可能性最高，因為奧斯曼於巴黎的房屋都更計畫中，明確寫到所有房子必須地面整平等高，房屋高度統一為35公尺，不管是煙囪、外牆、裝飾及陽台，都採用的工法和建材都相同。因此夢境中翻轉的城市，才有可能以如此形式拼接且不顯突兀。事實上，巴黎自奧斯曼大改造之後的市容，便與今日之樣貌相去無幾。印象派興起於巴黎大改造後的時代，許多街景寫真留下了當時的巴黎樣貌，印象派畫家卡耶伯特(Gustave Caillebotte)於1880年的名作《雨中巴黎》中，觀者即能從畫面中發現與《全面啟動》十分相似的建築樣貌，因為很可能它們就是由同個統包商所承包的。
奧斯曼在位的1853到1870中間的17年間，約有70%的巴黎市被無情的剷平。17年間拆除了10數萬戶房屋，30餘萬人因為都市計畫而流離失所。政府當然並非單純的拆房子，政府也隨之興建了20餘萬的住宅供給住房需求。當時的巴黎正處於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快速的發展下，急速吸引郊區或外省的青年至巴黎發展，類似於二次戰後的東京以及1970年代的台北。因應爆炸的人口成長，但政府的政策卻相當明確的將低收入族群集中在巴黎的落後地區。這些政府興建的住宅中，卻僅有萬餘戶提供給中低收入族群，大部分都用於營造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生活幸福感。
不只是居住區域有精密的階級差異，就連奧斯曼建築的樓層，就已有相當程度階級差異。奧斯曼建築通常為4~6層樓，因應商業的最大化，1樓理所當然的保留作為店面使用，2、3樓則是作為資產階級的房屋使用。不同於今日樓層越高的戶別越貴，19世紀中葉時電梯尚未發明，資產階級不會接受每天回家要爬到4樓以上的樓層。隨著樓層越高，房價或房租的價格也就越低，4~6樓依次為中產階級、小職員，以及閣樓的傭人房。值得一提的是，這種階級差異從房屋的外觀即可發現，通常奧斯曼建築的2、3樓，會附有著較精緻的裝飾和雕塑，也通常設有美觀的陽台供富太太們挑望街道。
這些建築如今都有嚴格的法律保護著，即便是個人財產但依然無法輕易對建築外觀作改變。此外待電梯發明後，低樓層也不再等於資產階級。唯一和過去相同的是閣樓，過去是傭人房，現在可能是出租給貧困學生的廉價租房。
四、下水道工程
巴黎在歷經改造前非常髒亂。人們房屋中沒有連接下水道的汙水處理，每到夜晚，就會有掏糞工人將各個房屋下的糞便挖出，一桶桶運往郊區，甚至是直接倒入塞納河中。當時巴黎雖然已經有下水道，但大多是作為排放垃圾所用，人們將垃圾直接丟入下水道中，透過排水系統，將垃圾排往塞納河。
當時巴黎人的飲水方式更是問題之一。巴黎人將河中不乾淨的水撈起，靜置於桶中數天，待水中的漂浮物和雜質沉澱至底部後再飲用。如今的我們看到這種方式，自然覺得可笑，畢竟誰不知道水質好壞的關鍵來自於那些看不見的東西。部分經濟較優渥的市民，自是無法接受如此品質的飲水，他們寧可選擇用錢購買用水，因此當然也出現了商人拖著運水車，不遠千里的來回奔波取水賺錢。
18世紀時，眾多知識分子如伏爾泰，就曾質疑巴黎衛生問題的弊病叢生，不管是城市裡的糞便和腐敗，還是下水道中腐壞的食物或發出惡臭的垃圾。當代社會的我們，當然知道都市公共衛生對於市民健康的重要，但那是現代醫學僅僅只是起步的年代，又怎麼會有人知道瘧疾、霍亂等傳染病，與都市用水和衛生有重大關聯?奧斯曼要解決的問題有二，汙水排放及乾淨的供水。
當時的巴黎幾乎是個大型工地，政府正在興建道路和重建房屋，這讓完善的下水道工程有了可能。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需要興建兩種不同的水道，一者用於排放汙水，另者用於供應乾淨水源。奧斯曼立定了新的法規，規定巴黎市區內每棟建築，都需與下水道管線相連，配合新型建築的興建，此項政策得以有落實的機會。此外，由於塞納河水質無法直接飲用，政府決定自百公里外引水，作為巴黎市民之用。通過種種法規和建設，得以讓巴黎的下水道工程在數十年後得以完工。
補充資料，台灣六都公共汙水下水道接管率如下。根據內政部營建署截至今年1月底統計資料，6都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比較，台北市最高84.63％、新北市66.88%、高雄市46.16％、台中市為22.71％、台南市22.48％、桃園市16.94％。
奧斯曼的下台
巴黎在歷經大改造之時，政府聯合了資產階級，除了全面打壓社會主義政黨之外，巴黎的中下階層居民也是受害者，大量人民失去親愛的家園，只得搬離市中心或離開巴黎市。但我們都忽略了問題，這樣的施政方式，怎麼可能不引來民變或暴亂?
最大的原因是民族主義。巴黎的大改造，自然是打著法蘭西民族主義在進行著，加上皇帝的名字是拿破崙，這個曾經橫掃歐陸的大名，讓巴黎人想起曾經榮耀的時刻。在第二帝國期間，拿破崙三世徹底掌握媒體，不但嚴格審核各家媒體的言論，對新聞從業人員的規範也相當大，甚至可說那就是個白色恐怖的年代。
在大改造期間，也曾有兩次大型民族榮譽的萬國博覽會，分別舉辦於1855和1867年，多少有和1850年英國萬國博覽會互別苗頭之感。兩次氛圍也大有差異，1855年時巴黎宛如大型工地，處處都在施工；但到了1867年時，博覽會及附近的區域都已經施工完畢，嶄新的現代化巴黎出現在眾人面前。可想見巴黎甚至法蘭西人在這17年間，哪怕有千萬不滿，在激昂的民族榮譽前，似乎也都忍了下來。
此外奧斯曼也真的殺伐果斷，前文曾提及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但為了城市的革新，他連自個兒老家都不放過，拆除。這種以身作則的作秀，初期讓奧斯曼有著不錯的名聲。
另一個中下階層不作亂的原因，則是因為政府投入大筆的經費在都市更新，而更新需要大量的工人和技術專業人才，因而創造巨量的工作機會。至奧斯曼於1870年黯然下台時，雖然罵聲一片，但部分工人團體對他卻是無比堅定的支持。但更多的是政敵的不滿、社會主義者的憤怒，以及眾多資產階級對於利益分配不均，進而將矛頭指向奧斯曼。
此次舉世聞名的巴黎大改造，其花費接近於天文數字。當時巴黎的年度預算約為7000萬法郎，經過短短17年，巴黎市府已經赤字25億法郎，這數字相當於今日的750億歐元。這數字是多年積累而成，也就代表著奧斯曼團隊在施政時，承受了極大的政治壓力。最後1870年待拿破崙三世處理內部政治問題不善，而不得不攏絡政敵以維持政局穩定時，第一個被拿來開刀的也是奧斯曼。
只是沒有想到，幾個月後拿破崙三世向普魯士宣戰，色當戰役被俾斯麥的鐵血軍團打得生活不能自理，法蘭西第二帝國覆滅，拿破崙三世逃亡英國。普魯士兵臨巴黎城下，帝國覆滅後的巴黎，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反倒搞起了內鬨，巴黎公社開始暴動。不過這又是另一則故事了。
漫遊者
奧斯曼的改造，為巴黎帶來最大的改變，便是改變了社會對於「步行者」的觀感。在過去，步行者意味著中下階層的貧困者，巴爾札克筆下諸多主角都厭惡在其他友人面前行走。當時資產階級或貴族之後，大部分都以馬車代步。這也是為什麼從來沒有政府重視道路路面的品質之故。題外話，1830年，法國當時的統治者，七月王朝的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為了表達親民和善，於是他整天拿著雨傘、戴著禮帽且不帶侍衛在街上走路，只為了民調。顯見社會普遍對「步行者」偏見之深。
在巴黎大改造後，市容漂亮，道路平整，就連過往的惡臭也都消失，道路兩側一間間店面開張，使得巴黎成為步行者閒晃的天堂。數十年後的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研究法國19世紀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時，提出漫遊者（flaneur）的概念。漫遊者所指，便是在城市邊走路、邊思考，不趕時間，在城市閒晃，宛若將城市當作自家般舒適。漫遊者們雖然身處擁擠的城市，卻能將思維抽離卻能將思維抽離俗世，以更開闊的格局觀察身旁一草一木。班雅明筆下之「漫遊者」概念，較有可能出現在現代都市之中，否則以中世紀巴黎城市的髒亂和不便，斷無可能出現此類特殊人物。
印象派
印象派興起於拿破崙三世統治的法蘭西第二帝國。其興起的緣由除了因照相術發展，過往追求寫實的動機消失，進而誕生出印象派風格。此外，印象派畫家大部分並不選擇室內作畫，印象派追求捕捉光影變化的一瞬，過往在室內以構思幻想作畫的方式並無法滿足此作法。隨著科技的進步，畫具及顏料的輕便化，使得出外作畫變得可能。但室外的題材該是甚麼? 資產階級生活以及都會樣貌，變成了最好的題材。
時日今日，我們難以想像莫內(Claude Monet)塞納河畔，如果塞納河髒亂惡臭，是何種樣貌? 難以想像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林蔭大道》，如果沒有行道樹和地面不平，雷諾瓦是否還會在此作畫? 也無法想像秀拉(Georges Seurat)《大碗島的星期天午後》，如果公園沒有綠化，如果河川惡臭，又怎還會有大批市民在此休憩? 更是無法想像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的《蒙馬特大道》上沒有行道樹、廣告柱和煤油燈。
結語
都市建設並不容易。任何一棟房子遭到拆除，可能就象徵著個人財產權利遭到公權力的侵害。都市進步是集體的，房屋卻是個人的。換句話說，當我們希望社會共同前進一步時，可能是一個甚至數個家族的破碎，更是迫害。巴黎經歷奧斯曼的改造，確實成為了現代都市，它有著良好的道路品質，優秀的地下管線，還有個美侖美奐的市容。但犧牲的是甚麼? 大量中下階層的民眾，被公權力逼得遷居他處。新聞媒體失去言論自由，政府為鞏固政局不惜對記者、詩人及作家過度「關注」。
由資產階級主導的都市更新，一切皆以商業利益為優先，強硬驅離計畫區內的所有中下階層家庭。最終結果雖然營造了更為美好的市容，但帶來的卻是更深的階級隔閡和仇視，最終爆發了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巴黎公社暴動事件。甚至這些百多年前所種下的階級差異，直至今日之巴黎仍能見到其影響。
每當有朋友或網友在公開版面上，批評台灣的市容差勁，並訴說巴黎或其他歐洲都市有多麼美麗時。我真的很想對這些人說，任何美麗的事物，都建立在其他醜陋之上。正如同多數歐洲城市曾經是君主獨裁專制下的產物，統治者一聲令下就能像如今的中國，在地圖上用鉛筆進行都更，而不似當代民主社會，每一個建物或土地的改變，都需要透過民主機制，在確保不損及個人財產權的前提下進行。
回頭來說，當你知道美好市容背後的血與淚後，你就會慶幸台灣在經歷如此慘痛代價的前提下，仍能保有如今相對的美好，實在已是幸運至極之事。
PS.台北在高玉樹市長時期也曾經有段巴黎化的改造，不過這個有機會再說吧。
參考書單:
大衛哈維《巴黎 現代性之都》 群學出版社
蔡秉叡《巴黎的關鍵世紀》釀出版
鹿島茂《想要買馬車》如果出版
鹿島茂《明天是舞會》如果出版
鹿島茂《上等舶來學》麥田
辜振豐《布爾喬亞》果實
雨果《悲慘世界》
巴爾札克《高老頭》
福樓拜《情感教育》
左拉《婦女樂園》
以及網路資訊、印象派藝術相關發展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