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旅行史教我的事】🌎洋場才子袁祖志
又回來寫這個系列，這是第四篇。
19世紀的歐美與東亞各地，基於不同因素的觸動，掀起了一波「旅行全球化」的趨勢。清廷在，1860年代基於辦理洋務與改革的需要，初期派遣了斌椿、志剛等使團前往歐美訪問並從事遊歷考察，1870年代則陸續派遣常態性的駐外使節至歐美與日本各國。在面對未知之地與異國的離返過程中，隨著旅行經驗的累積，也萌發了新的意識、習慣。
作為鴉片戰後開港場的上海，立基於江海水陸交會的優勢，與各國商船公司紛紛在此地開設往返歐美或日本的國際航路，逐漸成為各國政商勢力競逐，與貿易興盛的國際口岸。除了旅居於此的國外僑民，許多外國人入華旅行，多選擇以上海為第一站。例如維新前後的日本，入華遊歷的幕府官吏與各藩武士，以西人設立租界的口岸區域為活動範圍，在滬作數月的停留，從事購書、考察口岸現況，並與當地文士從事交流。隨著兩國外交與貿易關係的恢復，更促使許多日籍外交官、漢學家、文人、記者、軍人、商人或學生等紛紛來滬，再由此轉往內地。
而當時身負政府任務，被派遣至國外的官員，或形形色色有出洋需要的商民，也多從上海搭乘各國郵船所營運的國際航線出境。有一位叫陳衍昌的文人，曾經描述開埠以來，上海作為東亞的國際港口，人群在此出入境的情況：
同治年間議採西法，遣使出遊，安穩歸國，於是泛重洋、履異域，人各有志，邦交日廣，使臣分駐，商侶長征，且藐天涯若庭。
前一篇故事提到的斌椿，以及清廷在其後陸續派遣至歐美與日本的駐外官員，如郭嵩燾、曾紀澤、黎庶昌、薛福成等人，所奏請隨帶的出使成員，也多在上海會合，等候國際船班開航出洋，啟程之前順道拜會各國使館與上海道台等官員。
當太平軍在1850年代以破竹之勢橫掃江南，定都於南京，不少科場或官場失意的江南文人，受到戰亂影響，大批逃難到上海，為了謀生，乞食於各種外商機構，或在各種新興媒體事業，例如報館、書局，擔任寫作、出版之職，袁祖志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不認識袁祖志，那或許你可能認識他的阿公，那就是國文課本那篇〈祭妹文〉的作者，對！就是袁枚。作為袁枚的孫子，其家學淵源應該無須多說就可以理解。因太平軍戰亂而舉家遷至上海的袁祖志，揮別了居住將近20年的隨園，在這塊陌生地開始了他的新生活。利用自己阿公的知名度作為光環，在報刊上撰寫文章與編纂書籍，成為他在上海安身立命的方式，在上海媒體界與文化界，奠定自己「文壇領袖」與「洋場才子」的聲望。
1876年，在上海道台馮焌光的邀請下，袁祖志出任官辦報紙《新報》的主筆。這一份由上海官方經費出資所創辦的報紙，因為與當時洋務運動所興辦的各種事務與機構關係密切，多有刊載為洋務宣傳與承載西方科學新知的各種資訊。除了先前建立起「文壇領袖」的聲望，維持六年的《新報》主筆的生涯，也賦予了袁祖志辦理洋務事業的相關背景，這兩項經歷，在日後成就了袁祖志出國旅行的契機。
現今各種旅遊、消費資訊，例如特價機票、美食、購物等，通過網路媒體的推波助瀾，不時浮現在你我眼前，鼓動出國吃樂購的消費慾望 。晚清上海的各種報刊，也扮演著類似的角色。新興的報刊媒體不時會報導各種官員出洋遊歷，與外國政要出訪世界各地的消息，對當時並非人人能夠有機會出洋的知識人群體來說，也不時觸動著他們對海外旅行的憧憬與想像，長期在報刊發表詩作與議論，也擔任主筆的袁祖志，當然也不例外，只是，他並非朝廷官員，也並未被賦予出使外國的任務，加以報館主筆一職在身，出洋機會可以說微乎其微。
六年後，由於新上任的上海道台邵友濂，不再對《新報》挹注經費而停刊，處於此生涯的空窗期，出洋的機會就這麼剛好的降臨在袁祖志身上，既然失業賦閒，剛好有人邀請，就出國看看風景吧！而這個邀請袁祖志出洋的人，則是當時的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
唐廷樞在李鴻章的指派下，前往歐美考察招商局業務，邀請袁祖志隨行，擔任文書潤筆的工作，以袁祖志在上海「文壇領袖」與「洋場才子」的身分，加上先前任職《新報》的洋務背景，能為考察團獲取不少媒體的能見度藉以壯行，這或許是唐廷樞邀請他的考量。
而袁祖志在得知自己能夠有機會出洋遊歷，喜不自勝的寫下一首名為〈癸未暮春唐景星觀詧招作泰西之游倚裝賦此〉的詩作，來抒發過往苦無機會出洋的不得志之情緒。1883年春末，考察團一行人從上海出發，展開為期將近九個月的旅程。這一年，袁祖志57歲，感情狀態單身、未婚、無子，輕鬆無牽絆(喂……..)。
唐廷樞的考察團，由上海搭乘法籍輪船出發，中途停泊香港、西貢、新加坡、錫蘭、蘇伊世、賽德港、拿坡里，最後抵達南法的馬賽，展開考察行程，回程則途經美洲，還曾經到過當時少有人去過的巴西。
1860年代以降諸多海外遊記與出使日記，陸續在市面上出版，成為許多留心時局的知識人，賴以認識世界史地、制度、社會、城市文明與各地風俗的讀物。而這些遊記文本中，多少也記載了作者在舟車往返過程中，關於船隻航行路線、方位、經緯度數、停泊港口、天候變化、船旅生活的苦樂、上陸後旅宿狀況等資訊。作為考察團主事者的唐廷樞，就曾根據自己閱讀斌椿、郭嵩燾、曾紀澤等人當年的日記中，所紀載的旅行路線，來作為他規劃考察行程的依據。
參考已出版的海外遊記文本，來規劃旅行路線，唐廷樞此舉，說明了1860年代以降，海外遊記的逐步出版、累積，在20年之後，已經成為部分知識人夠取得，可以說是最新旅行指引。與斌椿當年出洋，完全無前例可循，只能以徐繼畬所贈的《瀛寰志略》， 來了解世界史地梗概，但舟車勞頓與旅途生活的描述則付之闕如，又是相當不同的情況。
當然，這20年間出版的海外遊記，唐廷樞與袁祖志來說，雖然具有部分指引的作用，但被視為指引的相關紀載，是以割裂、未經系統整理的狀態呈現，卻並非真正的「旅行指南」，更與現今勾連觀光旅行，承載各種旅行常識，與食宿購物資訊，在坊間所處可取得的所謂「旅遊書」，並無法等同視之。
袁祖志在回國後，將此次的海外見聞與紀遊詩詞，集結成《談瀛錄》一書出版，由於其在報界與藝文界的高知名度，這部承載洋場才子書寫異國風光的著作，立刻獲得暢銷的佳績，並有各種版本陸續刊印，書商想搭上這本著作的暢銷，跟風賺一筆的舉動不言可喻。
而值得注意的是，1884年出版的六卷本《談瀛錄》中，第四卷的「出洋須知」，袁祖志在此卷整理了16類有關海外旅行所需要的基本知識，包括五大洲海陸分布概況；船舶的預定與中途的停靠港口的情況；航行期間因應氣候的變化與風浪不適的對策；食衣住等行李的攜帶，以及各地關稅、貨幣、物價、土產與語言問題等。
袁祖志的朋友陳衍昌，曾在「出洋須知」的序言中，為這16類的須知，賦予了如下的描述：
凡疆界風土，事物情偽利弊，各輯成書，復舉行程之遠近，習尚之異同，動用之便與不便，服食之宜與不宜，逐一詳誌。另制一編為指示，見聞既確纖細不遺，庶幾後來之人，知所適從，不致茫昧。噫，修和始事行遠，要言不外乎此，而第以餘緒，出之亦明，明導吾先路也夫。
就算很少讀文言文，其實也可以從上面的描述了解到，陳衍昌將「出洋須知」裡所撰寫的內容，視為提供有出洋機會的旅人，在行前或旅途中遇到各類困難或不便之處，能有事先準備，或遇到狀況能夠有所依循解決的資訊，扮演的是所謂「旅行指引」、「旅行常識」或是「旅行案內」的角色。
或許有人對這些須知的分類，頗有既視感，首先以「禁忌須知」來看，內容提到：
古人云，入境而問禁。可見境既不同，而禁亦有異。西俗好潔，首禁汙穢，坐踐一室之中，一几之上，皆不得狼藉齷齪，衣服冠履，亦禁塵垢，故衣皆一日一浣濯焉………
若從現今網路搜尋即可獲得的旅行資訊來看，這樣的文章或許應該不陌生：
其次，再以「用物須知」的內容來舉例，袁祖志在內容中提到：
自來出門之人，乘搭舟車，不宜累贅。倘隨帶物件眾多，勢必煩人照料，少不謹慎，失落堪虞，況乎出洋，例難多帶。除貨物外，隨身行李皆有限制，定為每人若干磅…..重則加稅，殊不值得。然應用之物，決不可少，當擇其必須者…….
用現在的話來說，「用物須知」其實就是教你如何打包行李，這樣的教學文，目前在網路上也隨處可見，例如：
圍繞在我們生活周遭的各種旅行資訊，乃是一種已經大眾化且容易取得的信息，通過袁祖志所書寫的「出洋須知」，對照現今的各種旅遊教學文，可以發現，作為「眉角」的旅行教學文，乃是在前人旅行經驗的累積，及時代的變遷下，不斷衍生、變化的產物。
再回到「出洋須知」的內容來看，約略可以發現，晚清知識人在出洋旅行的過程中，通常會面臨哪些旅行上的煩惱與不適。要知道，大批知識階層由政府派遣出洋的旅行風氣，這樣的現象是晚清才逐漸被提倡的新事物，並非是屬於中國長久以來旅行文化中的常態性活動。在這樣的背景下，有機會出洋的知識人，難以事先了解到長途旅行的過程中，會遇到多少崩潰與抓狂的事情，最初並沒有太多資訊與經驗可供仰賴的情況下，往往都要通過親身痛苦的體驗，才能了解原來出國一趟，無論是應付暈船、氣候變化、飲食不適、衣物穿搭、行裝的攜帶，都是有一堆大大小小的「眉角」。
袁祖志的另一個朋友錢德培，曾經以隨帶人員的身分，跟著駐德公使劉錫鴻，前往德國赴任。他所撰寫的《歐遊隨筆》一書，就曾提到自己在1870年代派任德國旅途中，遇到如下的情況：
辰刻，抵香港。舟客各購藤椅，以備舟行南洋炎暑之用，有以勸余者，因置一具焉。
抵新加坡，泊船處詎市陸路四、五里，馬車價約英洋六角，其時船上裝煤，炭屑塵飛，刻不能支，埠頭又無憩息之所，不得不至市內一遊。
風浪大作，舟左右傾側，艙內物件，自相搏擊，浪過船面，水聲澎湃，惟有僵臥不動，聽其自然而已。
初到柏林……此行一路言語不通，頗覺不便……
自上海寄物來德，交英公司船寄者，到英時關上代為拆驗，估計稅項，來信索取。交法公司船寄者，則由馬賽交輪車公司直達柏林，柏林稅關亦須拆驗，倘先期函致稅關，告以使署公物某件若干，重開單送去則可免驗……
西人治傷食或便秘，飲苦泉一、二碗，胃中樻滯即可消盡。半日後血脈下行，大便通瀉，可謂應手奏效，惟身弱者恐難任此耳。
如果將錢德培遇到的問題，對照在袁祖志所撰寫的出洋須知中，就可以發現依照內容的分類，能夠從中獲得因應之道。例如在香港買藤椅，準備用在氣候酷熱的南洋航線上，可以對應到「氣候須知」一類來了解如何處理；如何緩解暈船的問題，在「船舶須知」裡能夠找到方法；在柏林發現英語不太通行，則可對照「言語須知」獲得解決；郵件的申報與納稅，可以參閱「稅務須知」；在異地因為飲食文化差異所產生的便秘，也有「藥物須知」可以提供指引。
只是，在袁祖志撰寫「出洋須知」之前，就已經隨使出國的錢德培，仍受限於當時少有這類相關的「眉角」可供參考，做提前因應的準備，面對上述的情況，只能隨機應變，以緩解旅行的煩勞。
「出洋須知」的撰寫初衷，並非出自袁祖志突如其來的靈光乍現，也不是偶然隨行出洋遊歷的機緣及經驗所油然而生的想法，而是晚清的海外遊歷派遣風氣，逐漸成為一股潛在的趨勢，觸發其站在過往前人的旅行經驗所面對的各種痛苦、不便，並結合自己隨團出洋的見聞，所應運而生的一部海外旅行須知。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是由眾人所逐漸走出來的那條路，並非一開始就是一條坦途，走的時候難免有傷筋動骨之虞，若能從前人的經驗中了解行路的困難，並將過去的經驗總結為各種因應之道，讓後人能夠有知所適從的「眉角」，緩解路途的不適，甚至危機，旅路才有成為坦途的可能。
「出洋須知」的問世，將零散的信息予以整理成冊，讓有機會出洋的旅人，面對旅行期間的氣候、行裝、飲食、金錢等各種問題的因應，能夠有所依循，減輕諸多不適與不便之處，此乃晚清在推動海外旅行風氣的過程中，進入1880年代，所開始萌發的「便利行旅」意識。不過很可惜的，作為其中一部分內容的「出洋須知」，所具有的「便利行旅」意識，並未被普遍的受到矚目，難以成為旅人遠適異國之際，普遍會拿在手邊參閱的「指南書」。
袁祖志以中國傳統舊文人書寫旅行所慣用的筆法，將考察的見聞介紹給讀者，字裡行間所呈現的各國政教、風俗、城市文明等，引發上海各界對異國的憧憬與想像，是《談瀛錄》在出版之後隨即洛陽紙貴，被爭相購讀且持續翻印的關鍵。只能說在「出洋須知」問世的1880年代，「便利行旅」意識未能獲得更多客觀條件的配合，而在特定的群體中受到重視而逐漸擴散。作為《談瀛錄》其中一個卷帙的「出洋須知」，反倒被讀者視為袁祖志以其冶遊書寫的筆法，呈現異國紀實與想像的其中一個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