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意識到行動|03【從劇場本質出發 — 當劇場與組織工作相遇】[上篇]
關於「從意識到行動」 — 應用劇場跨域交流 〖線上〗 系列講座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於2022年4–5月舉辦七場線上系列講座,邀請來自台灣、中國大陸、新加坡的應用劇場工作者,分享關於職校教育、社會參與、組織工作、社工、精神健康、監獄、女工、歷史教育等應用劇場實踐的意識、行動與反思。我們期望透過此系列講座的舉辦,能夠為各地的華人應用劇場工作者帶來不同的實踐視野和想法刺激。
本系列文章將以「從『意識』出發,找到應用戲劇的行動起點」、「在路上:應用戲劇的行動與實踐反思」兩部分,彙整各場次的講座內容,歡迎對應用戲劇感興趣的朋友閱讀。我們也期待以此系列紀錄作為基礎,未來將推進更深度的跨地域應用劇場交流。
第❸場【從劇場本質出發 — 當劇場與組織工作相遇】
講座時間:2022/5/6 週五 19:30–22:00
講者|曾靖雯/木有枝劇場人文工作室負責人講座簡介:當劇場跟組織工作相遇,劇場被期待處理的是什麼?劇場工作者跟組織的關係為何?組織內/外的現實條件為劇場工作帶來哪些有利或侷限?工作方法策略為何?曾靖雯身為自由工作者,因長年持續參與組織(包括各種劇場團隊及民間團體),一直有機會跟不同團隊工作,透過劇場本質的直接或轉化式運用,協助促進該組織當時的需求。靖雯將從這些工作經驗中,分享自己的一些選擇與反思。
[上篇]從「意識」出發,找到應用戲劇的行動起點
踏入應用劇場工作
木有枝劇場人文工作室負責人曾靖雯與應用劇場的第一次相遇,起於2006年就職全國社區大學促進會、擔任專員時期,當時她的主要工作是向民眾推廣以影像作為發聲工具,與工作夥伴一起閱讀了《受壓迫者教育學》後深受啟發。同年,靖雯又恰巧參與了一場研討會,聽到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負責人賴淑雅分享「被壓迫者劇場」的相關講題,讓她將《受壓迫者教育學》與「被壓迫者劇場」連結起來,從此打開了她的視野和關懷角度。
2007年,靖雯加入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舉辦的社區劇場種子教師培訓計畫,成為計劃的專案執行人員,也正是踏入應用劇場領域。隔年,靖雯決定回到家鄉台南,全職投入應用劇場工作。
在台南扎根的十幾年來,她持續向外拓展、學習不同的劇場方法,包括一人一故事劇場、心理劇/社會劇、教習劇場、體驗教育、即興劇、發展性轉化、戲劇小丑等……。這些不同的戲劇方法,幫助靖雯從不同角度看同一件事情,讓她在需要的時候有更多方法可以適切地運用。但是對她來說,「受壓迫者教育學」和「被壓迫者劇場」是她的應用劇場實踐裡,最核心的理論跟方法論。
從自身「參與組織」開始
2008年靖雯回台南從事劇場工作的同時,也開始大量參與不同性質的社團組織,她在每個社團組織的參與、涉入程度不盡相同。靖雯觀察到,當時整個台灣南部,逐漸興起一種各背景的民眾欲醞釀、集結起來做事的風氣,她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從那時起,她曾主動發起或共同創辦的社團組織便超過了17個。
在這麼多的社團組織參與經驗裡,靖雯為自己參與在不同組織裡的角色,以及組織的類型進行分類。在參與的角色類別部分,包含了「組織者」、「關心者」(組織友好夥伴或顧問),以及「純粹的參與者」。組織的類型部分,則有人權/公民團體、教育組織/團隊、民眾參與的劇場團隊、藝文社會實踐組織、審議民主團隊、共學型團體、特定議題團隊,這些團隊有的是國際性質,有的是台灣在地組織;有的是正式立案組織,有的是非正式團體。
靖雯發現自己參與組織的經驗是一個「我跟一些人在這裡(組織)相遇,我們有一些共同的目標,我們聚集在某個組織裡。」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成員間的自我或組織認同、價值觀、組織文化與結構……相互間的關係一直不斷地在互動、拉扯著。這使她在組織運作過程裡,時常拋出「是這樣嗎?」「還可以怎麼樣呢?」「原來是這樣!」等問題,她發現自己時常會以劇場工作者的視角來看組織,並在內心思考著「這個地方是不是用什麼樣的劇場方法去推進,會比較好?」
展開面向組織的實踐工作
靖雯近年的工作實踐,包含兩個主要面向:一是工作坊的帶領(組織工作、議題教育、人的培力),二是演出(教習劇場、一人一故事劇場、論壇劇場)。
在組織工作方面,靖雯通常以「促進者」的身份投入其中,而他所面向的組織工作對象,共有四種主要的群體:
1. 同一個產業(社區大學)
2. 同ㄧ個職業或身份
3. 同一個團隊或組織
4. 有相似遭遇的群體(政治、社會、經濟層面的相似處境,或者正經歷生命的共同處境,如災民、冤獄者家屬、遭迫遷居民等)。
這些不同群體的組織工作,通常是來自組織者或成員的邀請。邀請者當下可能是面臨著組織工作上的發展需求,或者是原本即與靖雯熟識,靖雯也長期關心組織及有參與組織活動。對於這些發出邀請的組織成員來說,他們往往對「劇場」帶著模糊的想像,認為「劇場」可能可以幫助他們解決某些問題。靖雯便會從他們對劇場的想像出發,和他們討論、釐清需求和背後的核心問題,試著從中找出劇場與這些需求的交集,並盤點現階段的條件,確立劇場可以幫到什麼忙。
靖雯很清楚她的介入,是陪伴組織一起發展「階段性」的工作任務,並不是和組織長期一起生活或運作日常事務。完成了階段性任務後,她就會離場。因此,靖雯通常會被組織視為一個外部、異質的眼睛,組織成員既希望劇場是貼近他們的、是讓人溫暖的,同時又可以保持一種距離。在劇場裡,靖雯通常會先承接組織成員們的聲音,聆聽他們描述彼此正在經歷什麼樣的事情或情緒,接著靖雯會引導成員們一起看見「原來你經歷的事情可能不只是這樣,還有別的意涵……」,這個過程可以幫助彼此更意識到自己在什麼樣的狀態裡。
上述提到的階段性工作任務,靖雯將其定位為「從組織個體到集體」以及「向內整理到向外發聲」的光譜,通過五個階段展開:
- 自我整理:包含自我照顧和反思自己。
- 連結凝聚:刻意促進成員間的認識,即使有的團體成員彼此認識很久,還是有些不那麼社會化的部分,需要多認識彼此的不同面向。
- 內部對話:引導成員明確地把組織目標端出來談,或是請他們談談他們的組織文化,甚至是內部衝突。
- 發展任務:由靖雯和組織成員一起探索組織希望能發展的新任務。
- 對外發聲:將組織工作濃縮到極致的層次,如何展現到外界、讓其他人看見,發揮其影響力。
看見劇場與組織工作相遇的機會
靖雯剛回台南參與各式公民組織時,她發現自己通常是唯一一個做藝術文化工作的人,其他夥伴則大部分是社會科學背景。當時的靖雯經常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感到自卑,因為她發現,這些社科背景的夥伴,對於議題分析都十分敏銳,且能夠提出具實踐性的論述。但是,她在現場第一個想到的事情,卻經常是「那這群人怎麼辦?」「這些人可以怎麼更被我們關懷或照顧到?」這樣的落差感持續一陣子後,她逐漸開始自我懷疑,總覺得劇場好像都是在做「風花雪月」的事情,似乎這些實踐者所參與的社會改革才是「更具體」的。在這樣類型的組織裡,靖雯發覺自己好像只能成為一個學習者,不太能付諸貢獻。
有一次,她參與了一個跟政治有關的帶狀課程。課程結束後,總策劃人詢問同學:「各位同學經過這次的課程後,有沒有什麼建議或回饋?」那時候靖雯便舉手發問,她說:
「這樣的課程有非常多理論和實務經驗的討論,對我這樣的背景(劇場)而言收益很多,思考刺激也很多。但我好奇,既然這個班級期待大家用不同方式投入政治相關工作,這個課程怎麼思考人?因為我身邊有很多社運工作者,他們在投入社會改革的路上,經曆了不同程度的刺激和打擊,很多人都承受了一些『運動創傷』,有些人的創傷經驗很深,甚至因而從此不再從事社會運動。這個班如果希望大家投入政治工作,可不可以安排一個課程,讓大家一起思考學習,如果有一個人在政治工作路上遇到挫折或痛苦,他可以怎麼樣對自己有更多覺察,滋養起來讓自己重新回到路上……」
這位總策劃人是社運圈的重要前輩,針對靖雯的提問,他當下的回答是「只要有宗教家的情懷,沒有什麼事會讓你有創傷。」靖雯咀嚼了這個回答許久,後來她能夠理解,這位前輩過去參與政治的過程中,曾遭遇到非常殘酷、不人道的遭遇,這促使他必須用最高的高度(宗教家的情懷)去看待這一切。但靖雯想問的並不是這個,她想問的其實是: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面臨各式各樣的阻礙跟困境,我們要怎麼培力、滋養自己,慢慢地架構出一套工作方法,讓工作者可以足夠強壯以面對問題。退一步言,我們又可以怎麼把工作者本身的內在覺察及力量培養,也變成一個公共化的討論及培力規劃?
但是,當時在現場的她,好像是唯一會問這個問題的人?
事情發生的幾年後,靖雯跟夥伴因審議民主相關的工作機緣,一起去拜訪某國立大學的法律系教授。他們談完了工作相關事項之後,教授跟他們抱怨起自己的學生,教授當時說:「你們以為法律系學生很關心社會嗎?根本沒有,他們都在自己的世界裡,不關心外面發生的事。」說著說著,教授自己下了一個結論:「我決定下學期要找更多專家學者來學校演講,讓同學知道怎麼關心社會。」
靖雯聽完後了教授的言詞後發現到,原來這就是教授所想像到的,面對人們對社會無感的問題解決之道 — — 就是塞知識。當下靖雯回應:
「我覺得學生看起來對社會沒有感覺,應該是過去累積而來的一個階段性的狀態,如果可以帶他們一起去反思,自己為什麼要讀法律系?以及他們對法律系的想像是什麼,這個想像是跟台灣社會有關係的嗎?如果可以跟他們反思這個過程,他們可能可以有不同於現在的狀態。如果老師願意,我很樂意去你們班上用工作坊的方式,跟同學一起探索。」
聽完靖雯的一番話,教授當場一臉僵直,吞吞吐吐地說「這個提議不太可行,你要叫法律系同學講自己的經驗,他們會哭。」一旁90後的助教,聽了臉部也開始抽動「他們不會喜歡這樣的過程,要是哭了該怎麼辦?」
教授和助教的反應,讓靖雯突然理解到一件事:像這樣法律系的精英擅長認知面的知識及論述,但似乎很害怕觸碰人的狀態,或對人的內在經驗感到陌生,所以一講到「討論自己的經驗」,就只能想到大的情緒暴發。而關於「人」的這一塊,不就是劇場工作者可以大大發揮的地方?過去幾年來靖雯一直處於實踐的黑暗低潮,這時突然燃起了大大的光芒。會議結束後,靖雯在室外走廊邊停留,她恣意地把雙手扶靠在欄杆上,望著遠方。她看見了劇場可以發揮的作用,也看見了劇場可以怎麼幫助有目標的組織工作。
對靖雯而言,劇場可以促進人的「覺察」,「覺察」是受壓迫者教育學裡面很重要的概念。這裡並不是指純粹治療性的自我覺察,而是認識自己後,也要意識到自己所處的世界,一但發現自己所處的界線處境,就可以發現自己的限制,並思考可以付諸什麼樣的行動去跨越那條界線(產生界線行動)。
用劇場做組織工作是靖雯目前最有熱情的部分,因為她可以近距離看一群人如何變成現在的模樣,每個人的過去、現在,又指向對未來什麼樣的期待;這群人所屬的組織的過去如何變成現在,這個組織未來又要往哪裡去。她也可以促使成員一同思考,每一個組織裡的個體和組織的關係,形塑了怎麼樣的集體?這個集體在其所屬的區域、社會、政體裡,如何回應時代當下?其中又有哪些複雜的文化、階層關係,以及運作機制?
重新定義組織與劇場的組織工作方法
靖雯認為,組織並不意味著「同一物種的人看向同一方向」,組織既是動詞也是名詞,不同的組織有不盡相同的運作模式。靖雯做組織工作時,會把關注焦點放在組織內的「這群人」身上,她會深入探索這些人如何思考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他們怎麼思考此刻外顯出來的、組織集結起來的現象,是如何受到他們的內在影響?對靖雯來說,用劇場做組織工作需要不斷掌握著組織的動態變化,因為她認為,每個成員在同樣的組織裡都是動態的發展,並不是組織成立後,這些人就瞬間成為共同體。一般的組織成員往往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有共同的目標,我們就有共識,我們一起做事,我們就在合作,因為我們有開會,我們就在對話,我們有安排知識技術的課程,我們就會成長。」但是實際狀況不一定如此,組織長期運作的傳統容易被成員視為理所當然,但是當組織意識到,有些事並不那麼理所當然時,就是尋求改變的開始。
靖雯透過劇場做組織工作最主要的核心方法,通常是先邀請組織成員分享自身經驗,接著請他們試圖拉開自己與自身經驗的距離,重新看待經驗背後的意義,並不斷進行彼此經驗的拆解跟反思。靖雯認為,劇場能夠提供組織成員一個暫時性的框架,讓他們往內看同時往外看,並為彼此的經驗命名(to-name)。靖雯形容這個過程,就像是從縱向的自我整理開始,接著「吐出來丟向他人,他人在把他們的東西丟給我……」,自我與他人的經驗將不斷來回交織、激盪。
然而,在這樣的過程裡,靖雯有一個重要的提醒,雖然她也有學戲劇治療,但是對她來說,她希望幫助組織成員意識到,自己在組織裡是有影響力的,就算在某個層面上被困住,但所有的選擇都是在「沒有選擇」底下去尋找出來的。因此在她的劇場工作坊裡,不會只停留在個人的自我認識或療癒,也會重視個體回應社會性因素的能動性。
(文字彙整:蘇品瑄/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