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意識到行動｜03【從劇場本質出發 — 當劇場與組織工作相遇】[下篇]
關於「從意識到行動」 — 應用劇場跨域交流 〖線上〗 系列講座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於2022年4–5月舉辦七場線上系列講座，邀請來自台灣、中國大陸、新加坡的應用劇場工作者，分享關於職校教育、社會參與、組織工作、社工、精神健康、監獄、女工、歷史教育等應用劇場實踐的意識、行動與反思。我們期望透過此系列講座的舉辦，能夠為各地的華人應用劇場工作者帶來不同的實踐視野和想法刺激。
本系列文章將以「從『意識』出發，找到應用戲劇的行動起點」、「在路上：應用戲劇的行動與實踐反思」兩部分，彙整各場次的講座內容，歡迎對應用戲劇感興趣的朋友閱讀。我們也期待以此系列紀錄作為基礎，未來將推進更深度的跨地域應用劇場交流。
第❸場【從劇場本質出發 — 當劇場與組織工作相遇】
講座時間：2022/5/6 週五 19:30–22:00
講者｜曾靖雯／木有枝劇場人文工作室負責人講座簡介：當劇場跟組織工作相遇，劇場被期待處理的是什麼？劇場工作者跟組織的關係為何？組織內／外的現實條件為劇場工作帶來哪些有利或侷限？工作方法策略為何？曾靖雯身為自由工作者，因長年持續參與組織（包括各種劇場團隊及民間團體），一直有機會跟不同團隊工作，透過劇場本質的直接或轉化式運用，協助促進該組織當時的需求。靖雯將從這些工作經驗中，分享自己的一些選擇與反思。
[下篇]在路上：應用戲劇的行動與實踐反思
「同一個產業」的組織工作經驗：以社區大學為例
在諸多面向「同一個產業」的組織工作經驗裡，靖雯分享了與社區大學的工作經驗。台灣的社區大學是社會運動的過程和產物，1998年成立了第一間的社區大學，源於當時提倡教育改革的社會背景，社區大學的推動者關注成人的終身學習與培力，批判速食性及高價的學習方式，並強調學習應該要有知識性、批判性和公共參與。社區大學當時的運動口號便是「公民社會」和「解放知識」。
靖雯在投入應用劇場工作前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在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這個場域對她而言有許多啟發。她在從事應用劇場工作的十幾年來，也都持續在社區大學（以下簡稱「社大」）開課，這幾年更被邀請擔任全促會的理監事，也促使她開始在社區大學的組織工作面向上有更多機會參與和著力。
社大內部的主要三種成員組成是「師、工、學」：老師、工作人員、學員。在社大裡頭，成員間通常有幾個主要的思辨：
「社大的公共性是什麼？」
「老師是否能參與進社大的辦學和組織工作裡頭？」
「社區大學是透過教育做社會改革，如何在日常的面向中，既照顧到個人又能夠影響更大的社會改變？」
這幾年，靖雯經常做單一學校或跨校、面向不同類型成員的組織工作：
- 針對跨校的社大工作者團體：例如：中南部六間社大的工作者成立一個團體，定期舉辦討論聚會，並訂出組織階段性的目標。有一年，他們提出的其中一個目標是「身心靈的照顧」，因而找到了靖雯進入協助。「身心靈的照顧」聽起來似乎是偏向個人層次，但是在工作坊進行當中，靖雯認為也需要從個體過渡到彼此的社大經驗。
- 針對單一學校的社大教師：靖雯會請他們分享成為社大老師的歷程，以及社大提供了哪些刺激，他們又如何理解並回應社大所強調的「公共性」。
- 針對單一學校的工作人員：靖雯與學校內的工作者一起討論當前的工作困境，他們試著提出一些可以在日常進行改變的實驗行動，並在劇場行演練。
- 針對單一學校的學生班代：靖雯請這些成員分享自己從學生角色到擔任班代的歷程，釐清班代角色對參與社大課程的影響，並彙整出班代的任務包含哪些項目？這些項目內容又代表哪些能力需求和關懷面向？透過這些提問和討論，讓他們重新看見自己在班上作為組織者的重要角色。
- 針對單一學校，工作團隊跟老師共同參與：這樣的工作方式，源自於某校的工作人員希望老師可以更理解社大的辦學理念，老師也同時希望社大工作人員更知道如何和教師一起合作。因此在工作坊裡，他們會聚焦在未來課堂的具體工作方法，促進彼此互動。
- 針對在全國社大工作的新手工作者：靖雯引導他們討論自身在社大工作的經歷、想像和現實的差距，以及各自遇到哪些困難。
- 連續兩年經歷過疫情衝擊的社大工作者：靖雯引導這些工作者一起思考，疫情衝擊如何讓他們重新看待社大的工作面向，以及自身在社大裡有哪些變化。
「同一個職業、身份」的組織工作經驗：以社工、護理師、新住民為例
在諸多面向「同一個職業、身份」的組織工作經驗裡，靖雯分享了與社工、護理師、新住民的工作經驗。
其中，社工是靖雯最常展開組織工作的職業族群，並有著不同類型的工作經驗。其一是來自某大學社工系助教的邀約，靖雯在校內長達八年、每學期接會開設兩個整天的被壓迫者劇場課程，邀請在現職社工一起反思工作現場所遇到的議題。其二是與某校社工系教師合作，靖雯會至系上大學部及研究所授課，引導學生反思「為什麼要選社工系」、「對社工的想像」，以及自己身為社工，有哪些質疑、害怕和有信心的地方。另外，她也結合社工在工作現場遇到的議題，轉化成不同的戲劇情境，學生將在體驗中又跳出來，回到自己身為「社工」、身為「人」面對議題的看法，是否有哪些差異。其三則是與學校的大學社會責任（CSR）計劃連結在一起，靖雯先帶社工系學生在學校進行社區劇場工作坊，接著帶著學生走入社區，協助她一起在社區裡和居民做劇場工作。活動結束後，他們在一起回到課堂進行反思討論。
靖雯也會和現職社工團體進行組織工作，例如她曾接觸到某地區的青少年服務社工團體，邀請靖雯的社工意識到，越年輕的社工越不認識自己，他們在大量的電腦和手機螢幕長大，不知怎麼跟人互動，於是這些社工在做青少年個案服務時遭遇了很多挫敗。於是，靖雯在跟這些社工進行工作坊時，她把工作焦點放在「如何提升對自我的覺察」，讓他們學習如何跟人近距離的互動。
靖雯也分享了過去與護理師工會成員的組織工作經驗。這些工會幹部感覺到組織遇到了不同層面的困境，包括工會內部不同組織路線的衝突，以及注意到台灣護理師長期不太願意且不太能夠表態自己參與工會，因此動員護理師非常困難。這些問題促使工會幹部想要請靖雯協助他們做組織工作轉型。第一年，她跟工會會員和幹部一起通過劇場，試圖聚焦工會的工作目標。令靖雯印象深刻的畫面是，某次工作坊裡，工會成員分成了兩組，每組呈現一個小型的論壇劇場呈現，其中一組呈現的主題是「過勞」，畫面中，有一位倒在地上的護理師主角，被其他人代表著的系統壓力、社會期待、穩定薪水壓制著，主角又累、又忙、又痛苦，一直想呼喚、求助，但一直找不到起身的方法。靖雯記得當時的一位參與者是身形十分瘦小的護理師，她在參與工作坊的過程中都很安靜。但是，當台上這組演出結束時，這位護理師一聽到可以上台介入，她竟然帶著一股巨大的能量衝上去，推開壓在主角身上的其他外在壓力角色，甚至跟其中幾個扮演資方的角色大聲地據理力爭起來。相對的，另外一個介入同個畫面的護理師，他所選擇的行動是拿著工會的會旗，伸出手舉拳，對著倒在地上的人說「加油，你要加入工會！加入工會，事情就不一樣了！」
所有人在結束後的反思環節時，大家都對那位身形瘦小的護理師的行動印象深刻，而針對那位搖著旗子進行呼籲的行動，當時飾演主角的護理師則表示覺得很難受，因為當下她的感受並沒有被承接，只是不斷地被對方宣讀組織目標，雖然有被連結到資源，但是卻讓人感到十分斷裂。這些討論讓工會成員一起試著尋找工會的下一步方向。
第二年，工會把工作目標放在面向社會大眾的教育推廣工作，希望能讓更多民眾認識到護理師在職場的種種困境。靖雯協助工會成員，一起將工會既有的相關素材發展成戲劇教案，並舉辦教案體驗活動。所有工會幹部在教案裡皆擔任重要角色，並作為演教員與觀眾互動、提供觀眾思考與行動的刺激。活動結束後，工會幹部也會和參與者一起針對體驗內容進行討論，帶參與者認識護理師的處境。
針對新住民團體的組織工作，靖雯分享了兩個不同的經驗。第一個經驗是與高雄的一個新住民團體一起發展出一個戲劇表演，並曾受紐約一個倡導藝術文化行動的組織邀請，至紐約進行演出。靖雯當時也一起到紐約參與他們的排練和展演，演出結束後，新住民組織工作者也向現場民眾介紹他們的組織工作。那時是新住民姊妹們第一次到美國，在那裡感受到美國的族群問題，似乎也影響了他們回到自身生活現場後的種種思考與行動。其中一位成員回台一段時間後，決心和丈夫離婚，從此他的生活也發生了許多變化。雖然靖雯與這個團體的組織者並不能直接確定「劇場」對於新住民成員的影響，但成員站在他者前面，呈現出自己的故事，並與這些「他者」進行對話，這樣的過程一定帶給她們很大的刺激和賦權。
另一個新住民團體的組織經驗，源自台灣政府推動新住民作為東南亞文化師資的政策背景，這個團體有部分的主要工作項目是培訓新住民姐妹進入社區，進行東南亞文化的教學活動。靖雯與組織者討論之後，決定不只讓這樣的工作停留在「教課」。他們雖仍會培訓新住民姐妹進入社區、分享東南亞文化，同時間，靖雯也會和上過新住民姐妹的東南亞文化課程的社區居民，進行社區劇場，而每一次工作過程裡，靖雯都會邀請這些居民分享，他們對於新住民進入社區分享東南亞文化的看法，並詢問他們對於新住民的想法、分享互動經驗，以及他們自身的移民相關經驗。一段時間後，靖雯便邀請姐妹們來到社區劇場的活動現場，由靖雯主持劇場活動，並引導新住民姐妹和社區區民同時在場，面對面彼此回饋、展開交流與對話。
「同一個工作團隊或組織」、「相似處遇者」的組織工作經驗
靖雯也大致分享了她和「同一個工作團隊或組織」、「相似處遇者」的組織工作經驗。
同一個工作團隊或組織會邀請靖雯進入、展開劇場的組織工作，通常是因為組織內部有一些衝突張力，他們希望有一個外來者可以協助看見問題，或是組織想要發展新的任務，希望有外來者協助聚焦、發想。靖雯所接觸過的組織包含了：大學生劇團（劇團接下來要怎麼走，連續四週）、台灣獨立的政黨（針對政黨關心的議題做一些戲劇展演和對話，聚焦他們在街頭上的傳遞訊息方式）、台灣人權促進會（人權教育的探索推廣）等。
相似處遇者的團體部分，靖雯也舉了幾個不同的例子，包括被工業區包圍的高雄大林蒲社區，因受不肖廠商欺騙而被迫接受事業廢棄掩埋場進駐社區的台南嶺南社區，曾因天災受到集體生命創傷、事隔多年後又面對重要夥伴離世的村民，以及因桃園航空城區段徵收案被迫搬遷的大園竹圍社區居民。這些社區團體有的是為了一起發展演出、讓更多人認識社區受到不公平的故事；有的是從對組織者逝去的複雜情感出發，一起重新探索彼此的感受與價值；有的則是一起面對抗爭的失敗，彼此回顧共同經歷的生命歷程，嘗試和社區道別。
在失敗的經驗裡持續反思與嘗試
在談及組織工作經驗時，靖雯也不諱言自己曾有過一些失敗的經驗。這些失敗經驗反而讓她深刻的體驗到，當自己具有「劇場工作者」和「組織者」的雙重身份，會帶來自己跟對象有什麼樣的互動方式與影響。這也促使她思考「我是什麼樣的一個工作者？」靖雯說，當我們跟社區工作時，身為引導者的我們，理想上應該和對象是平行對話的關係，但是她常常以為自己有維持對等關係，但實際上卻是把自己真實的渴望壓抑下來，有時候，便可能導致後續自己的情緒爆發。
靖雯會持續對自己發問：
「我渴望在劇場實踐中獲得什麼？」
「什麼是我特別在意的？」
「我擅長或不擅長什麼？」
「我想要把主要力氣放在哪裡？」
「如何找出理想和現實的平衡？」
「怎麼正視自己的生命歷程，是如何改變自己看事情的方式？」
在每一年的實踐工作裡，靖雯越來越能接受自己並不是中性的存在。她認為，做組織工作是既貼著他們但又保持距離，而她本人在實踐路上，也需要在現場獲得反映、釐清和反思，也需要有人和自己貼近並保持距離的對話。因此她逐漸認知到，來自外部的階段性刺激是重要的，她也開始肯認自己的工作模式。
過去，她總覺得自己的工作模式，並不像很多受人尊敬的應用劇場工作者一樣，蹲點在一個地方就長長久久。相對他們的實踐，她覺得自己的工作機緣好像都如蜻蜓點水一般。但是，當她經歷了組織工作上的幾個挫敗經驗後，她認知到，越是當局者就越需要外在的刺激，除了長長久久的工作模式，也需要階段性進場刻意引入的異質刺激，她看見了自己的工作意義和可以發揮的功能。
找到了自己的工作模式和價值後，靖雯也時常提醒自己，每次的「進場」都有階段性的任務，自己的工作是他人日常組織工作的累積，因此絕不能得意忘形。此外，劇場工作坊對於很多參與者而言，並不是一個日常的場域和時空，而且「劇場」對很多人來說是很可怕的事情，因此她也會提醒自己，不要去服務劇場本身，人才是目的。這個提醒，也使得她並不想當某一種戲劇體系的「教徒」，她不刻意講出自己運用了什麼戲劇方法，而是直接跟人工作。過去她會宣傳戲劇的功能和方法，後來她反而務實的看見，協助組織的工作方法有很多種，劇場只是其中之一，劇場可以發揮的地方她就會適當運用，在組織工作裡，每分每秒都應該要是有意識的選擇。
在上述的認知基礎上，靖雯努力掌握戲劇工作坊所創造出的特殊時空，發揮日常生活裡可能沒有條件達到的刺激，因為工作坊常常只有較短的互動機會，她會試圖去跳躍出生活條件的限制，創造只有這次能發生的某種可能性。有時候，進場的條件並不適合活動身體，靖雯就不會堅持採用「劇場」的方式。她認為，就算自己沒有明確地請大家做畫面或動作，但其實很多從自己出發的覺察，以及對成員彼此間的覺察，對她來說都是在劇場工作坊中必備的事情。也許，她某些工作不被稱作「劇場工作坊」也沒有關係，因為她能夠清楚知道工作坊的目標，以及她所使用的方法能夠促進什麼、達到什麼效果。
靖雯身為自由工作者，並沒有被組織複雜地牽絆，但是她又在幫助別人做組織工作，這似乎帶有一些矛盾性。因此靖雯會一直有意識地告訴自己，她需要持續參與不同的組織和投入組織的集體生活。她認為，保持經歷不同的角色和組織位置，她才能知道做組織工作時，不同位置的人可能擁有什麼樣的視角和做事方式，她才能對組織工作有更立體的感知。
在這麼多年跌跌撞撞的工作經歷裡，她自己也學習成為一位組織者，2015年，她與一些夥伴成立「微光譜劇團」，在這個組織裡，她找到了一個可以和成員好好相處的模式，也似乎找到了組織工作可以細水長流的一種方法。
（文字彙整：蘇品瑄／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