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意識到行動｜05【從地丁花到木蘭花：我所親歷的社區戲劇實踐】[上篇]
關於「從意識到行動」 — 應用劇場跨域交流 〖線上〗 系列講座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於2022年4–5月舉辦七場線上系列講座，邀請來自台灣、中國大陸、新加坡的應用劇場工作者，分享關於職校教育、社會參與、組織工作、社工、精神健康、監獄、女工、歷史教育等應用劇場實踐的意識、行動與反思。我們期望透過此系列講座的舉辦，能夠為各地的華人應用劇場工作者帶來不同的實踐視野和想法刺激。
本系列文章將以「從『意識』出發，找到應用戲劇的行動起點」、「在路上：應用戲劇的行動與實踐反思」兩部分，彙整各場次的講座內容，歡迎對應用戲劇感興趣的朋友閱讀。我們也期待以此系列紀錄作為基礎，未來將推進更深度的跨地域應用劇場交流。
第❺場【從地丁花到木蘭花：我所親歷的社區戲劇實踐】
講座時間：2022/5/14 週六 19:30–22:00
講者｜趙志勇／雲南藝術學院戲劇學院教授講座簡介：在本次講座中，趙志勇將以自身十餘年來參與的中國大陸基層女工社區戲劇實踐專案為個案，呈現社區戲劇在中國大陸的產生、發展過程。他將探討這一文化實踐形態的功能、意義、價值及其社會機制，並且對具體實踐個案中的問題進行分析。
[上篇]從「意識」出發，找到應用戲劇的行動起點
看見中國大陸社區戲劇的實踐現場
趙志勇最初是以戲劇研究者的身份，於2009年始進入中國大陸社區戲劇的實踐現場。當時他直觀地感受到，在中國大陸已經有很多的一些社會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還有一些從事媒體的朋友，他們已經開始在嘗試和使用社區戲劇相關的一些方法（例如波瓦、東南亞民眾戲劇等）。對他來說，那是一個正在蓬勃發展的實踐場域，但是在大陸的專業戲劇院校和藝術研究機構，大家對這些實踐其實非常陌生，身為戲劇學院教師的他也不例外。然而短短十多年的時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現在中國大陸很多的藝術院校已有開設教育戲劇和應用戲劇的課程，也有很多學生出國學習應用劇場。趙志勇認為這樣的發展背景源於整個中國社會的變化，逐漸對社會介入性、應用性的藝術實踐產生大量的需求。
依趙志勇的觀察，在中國大陸的社區戲劇的實踐場域裡面，議題逐漸變得多元化，但是貫穿這十幾年，很多的社區戲劇實踐主要仍聚焦在勞工和性別議題，而且是在女工群體當中展開的。趙志勇認為這樣的議題聚焦發展是中國大陸和台灣、香港以及新加坡很不一樣的地方。
從勞工角度出發的藝文事件來說， 2005–2006年是特別重要的時間點。那段時間，應用戲劇和民眾戲劇的實踐方法被正式地介紹到中國大陸，主要從廣州木棉劇團的實踐者和香港民眾戲劇節合辦的幾次工作坊展開。而趙志勇是在2009年，第一次在一個北京六環邊的城邊村裡，看到完全由打工工人舉辦的文化藝術節，當時帶給他很大的震撼。這個「打工藝術節」（後稱「新工人文化藝術節」）連續舉辦了四屆（至2012年），後來在2012–2017年期間，也舉辦了五屆的打工春晚活動。2005年，廣州木棉劇團則以舉辦工作坊的方式，引進Playback（一人一故事劇場）、論壇劇場，以及其他的一些應用戲劇和民眾戲劇的一些手法，並以工人社區作為第一個實踐場域。
中國大陸社區戲劇的勞工視角
趙志勇認為上述現象反映了中國在90年代之後的社會狀況。在這個脈絡裡頭，「勞工」特別指涉90年代以後的「農民工」或稱作「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群體。趙志勇加以說明，這個群體和中國大陸1950年代以來出現的「城鄉二元結構」有很大的關係。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完長期戰爭後，形成一個非常落後而貧窮的農業國家。為了國家的長期發展，需要進行工業化，而工業化的發展則需要原始資本的積累。於是，中國大陸在50年代中期實施了「城鄉二元結構」政策，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公民分為城鎮戶口、農村戶口等。戶口意味著戶籍管理，並與人民所能享受的社會福利保障和相關待遇緊緊綁在一起。作為一個城鎮戶口的公民，可以享受到免費的醫療、住房、教育、養老等保障，但由於當時的農民被設定為國家進行工業化所需要獲得資本積累的剝奪對象，所以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村戶口不能享受到城鎮戶口的一些福利待遇，而且其生產的農產品只能夠以非常低廉的收購價格賣給國家，還需向國家交農業稅。因此在那個年代，農民和城鎮公民的生活狀況、福利待遇有天差地遠的不同。
這個情況一直持續到80年代至90年代，80年代後中國改革開放，慢慢地開始允許外資到中國設廠。到了90年代又有一波加速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吸引了很多外資來到珠三角地區設廠，並逐步擴展到其他區域。在這樣的背景裡，一些政策也產生了變化。在過去的政策下，如果你是一個農村戶口的公民，你不可以隨便進入城市，只能待在農村，強制性地和自己的土地捆綁在一起、從事農業生產，然而農業品的價格低廉，農民收入也不高。但是到了90年代，因為大量工廠進入中國、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中國在90年代起開放農村戶口進入城市打工，因而出現了進城務工潮。
這些到城市打工的廉價勞動力，他們的身份仍然是農村戶籍人口，在城市沒有任何的福利（包括醫療、住房、退休金等），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換取一份收入。雖然沒有完善的福利，但是因為工廠工作的收入比從事農業生產的收入高出許多，至今仍有大量的農民仍紛紛進城。近年，雖然他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其子女在城市的受教育權、醫療、退休等相關福利保障仍然付諸闕如。
現在，進城務工的打工群體約有三億多人，加上他們的孩子，以及他們在家鄉的親人，其實有非常龐大的人口基數，形成中國社會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種群體，他們從農村流動到城市，接著進入工廠、各式服務業打工。在90年代，這個群體被媒體和政府文件稱為「盲流」（盲目流動），趙志勇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污名化的稱呼。當時針對這群「盲流」採取了一些社會管制措施。例如這些人在城市裡必須要辦「暫住證」（只默許他們在城市裡面暫時居住），如果出門沒有帶暫住證、被警察抓到的話，可能會被執行強制勞動和遣送回老家（「收容遣送」制度到2003年才廢除）。趙志勇認為，這些打工群體從50年代到改革開放至今，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付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他們在整個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裡頭，卻處於一個非常邊緣、被剝削的位置。
後來，這些人被以較中性的詞描述：「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或「農民工」。如果從工人自己的角度來說，他們覺得「農民工」這個詞標誌出他們身份的一種兩難：當你是「農民工」的時候，你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你不是農民是因為你不可能再回到農村種地，特別是現在被稱為90後、00後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農民工，他們可能從小就在城市長大，從未有農村生活與農業生產經驗；同時，他們也沒有城市的正式戶籍和公民的社會保障，他們在城市裡沒有未來，卻也不可能再回到農村。因此，他們有些人會嘗試界定自己是「新工人」，將自己和80年代以前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裡面的那些老工人區別開來。那些老工人其實是當時的領導階級，有各種良好的福利保障，但是今天的農民工跟他們是完全不同的。趙志勇所要討論的社區戲劇現場，從勞工的視角來看，就是發生在這樣一個以「新工人」為主的群體當中。
中國大陸社區戲劇的性別視角
如果要對中國的社區戲劇實踐現場有更完整的認識，趙志勇認為還需加上性別視角的看見。中國90年代開放進城務工之後，最初一批進入工廠打工的絕大多數都是女性。他認為這樣的情況可能世界各地皆同，一般來說工廠更願意招收女性工人，因為流水線作業對工人的體力沒有太高的要求，女工、尤其是在東亞文化裡受教育和成長的女性，大多比較服從，有自我犧牲和奉獻的意識。因此不論是韓國、台灣、香港或中國大陸，工廠最初都是招收女工，在中國大陸並稱呼這些女性工人為「打工妹」。這些「打工妹」進城打工，為自己的家庭提供農業生產之外的收入。至今，雖然男性工人也越來越多，遭遇類似的壓迫處境，但是女性在打工群體當中更受到雙重的壓迫。在勞工議題上，她們屬於打工者、處在相對被剝奪的地位；在外來務工群體當中，她們作為女性，又使得她們比起那些男性工人更加弱勢。她們不僅工資更低、更加缺少晉升空間，且她們的職業生涯會伴隨著婚姻和生育而中斷。等到她們生了孩子、到孩子開始去上學，她們重新出來找工作時，能夠選擇的只有一些非正式的、非固定的零工經濟，例如居家打掃衛生、超市推銷……。
除了女性的雙重壓迫處境，使得她們在社區戲劇的實踐裡更加倍關注，女性相對男性也更願意在這樣的活動裡和他人交流、提升自我身心。男性則易受傳統男性氣質和性別觀念影響，不太願意進入社區戲劇文化或創意性的實踐當中，雖然趙志勇和實踐夥伴仍鼓勵男性參與，但實際上願意參與投入的仍以女性居多。綜合來說，趙志勇的社區戲劇實踐，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打工女性」群體裡展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