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意識到行動｜05【從地丁花到木蘭花：我所親歷的社區戲劇實踐】[下篇]
關於「從意識到行動」 — 應用劇場跨域交流 〖線上〗 系列講座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於2022年4–5月舉辦七場線上系列講座，邀請來自台灣、中國大陸、新加坡的應用劇場工作者，分享關於職校教育、社會參與、組織工作、社工、精神健康、監獄、女工、歷史教育等應用劇場實踐的意識、行動與反思。我們期望透過此系列講座的舉辦，能夠為各地的華人應用劇場工作者帶來不同的實踐視野和想法刺激。
本系列文章將以「從『意識』出發，找到應用戲劇的行動起點」、「在路上：應用戲劇的行動與實踐反思」兩部分，彙整各場次的講座內容，歡迎對應用戲劇感興趣的朋友閱讀。我們也期待以此系列紀錄作為基礎，未來將推進更深度的跨地域應用劇場交流。
第❺場【從地丁花到木蘭花：我所親歷的社區戲劇實踐】
講座時間：2022/5/14 週六 19:30–22:00
講者｜趙志勇／雲南藝術學院戲劇學院教授講座簡介：在本次講座中，趙志勇將以自身十餘年來參與的中國大陸基層女工社區戲劇實踐專案為個案，呈現社區戲劇在中國大陸的產生、發展過程。他將探討這一文化實踐形態的功能、意義、價值及其社會機制，並且對具體實踐個案中的問題進行分析。
[下篇]在路上：應用戲劇的行動與實踐反思
進入社區戲劇的實踐場域：從研究者到實踐者的身份轉換
2009年，趙志勇以研究者的身份接觸到發生在打工群體當中的一些戲劇實踐。這樣的機緣其實和他的研究背景相關。趙志勇的博士論文聚焦於布萊希特戲劇理論的研究，他對布萊希特之後的各種以社會介入為目標導向的戲劇實踐也很感興趣。過去他大多是在文獻中閱讀國外的相關案例，也曾閱讀由賴淑雅（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負責人）所翻譯的《被壓迫者劇場》，卻没有想到中國大陸也有類似的戲劇活動正在展開。
當時接觸到打工群體的戲劇實踐場域時，他便感到非常興奮，並開始以研究者身份和當時在這個領域工作的實踐者建立關係，花了五六年的時間，觀察並記錄他們的工作歷程。為了在此過程中更好地理解這些實踐如何開展，趙志勇試圖更加理解其中的方法論。他和一些做一人一故事劇場、論壇劇場的朋友接觸，參與許多戲劇工作坊、與同伴們一起學習。起初，這些投入的目的主要是研究工作需求。後來，趙志勇和以基層流動工人為主的社區戲劇團體熟識後，他們主動向他提起：「你是中央戲劇學院的教授，那你肯定對戲劇很熟吧！」趙志勇回覆自己其實是以研究為主，並不是主修表演和導演，可能並不擅長做戲劇實踐。他們則熱情地說：「沒關係啊！你肯定至少比我們要懂得多、接觸的也比我們多。要不你來幫我們帶一帶，給我們一些指導。」趙志勇後來又接受到許多類似的請求，也了解到這些群體面臨資源稀缺的問題，他便決定付出一些貢獻，而不只是在旁做筆記和記錄。於是，他開始運用自己過去曾參與學習的應用戲劇工作方法，投入到這些工人群體當中。
渺小卻美麗的地丁花：家政女工劇社
後來逐漸有更多人知道有一位中央戲劇學院的老師正在進行應用戲劇實踐。當時，有一個在北京服務外來女工的機構：打工妹之家，來拜訪趙志勇，希望能在他們服務的一群家政女工裡面開設一個戲劇小組，請趙志勇協助帶領。他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便邀請了一位同事和一個戲劇文学系學生組成三人小組，一起進入到這些女工當中，展開戲劇工作坊。這也是趙志勇第一次比較系統性、時間延續較長的一個社區劇場工作經驗。在這社區戲劇團體運作的四、五年期間，趙志勇並沒有特別著重於社區戲劇方法論的發展，而注重和這些比他大十幾歲的家政女工大姐們建立信任關係，和她們一起交流，協助她們將自己的口語表達轉化成戲劇表演。
進行了半年多工作坊之後，這群年齡普遍介於40–50歲之間的家政女工組成了一個小劇團，叫做「地丁花家政女工劇社」。地丁花是中國大陸北方特別常見、一種路邊的小野花。這群女工說，地丁花就像是她們這些從農村來到北京的家政女工，生長在路邊、完全不起眼；但即使生命看來渺小，在春天也會綻放自己的美麗。其中，有一位大姐還創作了一首〈地丁花之歌〉，並找人幫忙譜曲。劇團的命名歷程讓趙志勇看見了女工們對自己的一種自我認知和期待，為此十分感動。
「地丁花家政女工劇社」的戲劇活動於2009年10月正式開始，一直持續到2014年5月，面向從外地到北京做家政服務工作的打工女性。每週六，大家會一起聚在一個空間進行戲劇工作坊。幾年下來，陸陸續續有八十多人參與。一開始，他們會一起做一些戲劇遊戲和身體練習，讓大家可以玩起來、練習用自己的身體做戲劇性表達。另外，他們也會在群體裡分享彼此來到北京、做家政服務工作後遇到的種種問題。家政女工在北京的外來務工群體當中，是相對更加弱勢的群體，她們可能一週有六天都需要整天待在雇主家，完全沒有自己的私密空間，她們的身體完全被工具化地使用，就像是雇主家裡的勞動機器。這些家政女工在勞務工作裡非常壓抑，積累了許多不愉快的情緒，十分需要他人的關心和撫慰。趙志勇和工作夥伴會在工作坊裡頭，引導她們討論共同面對的現實議題，例如：「如果妳的雇主要妳去幫他的親戚家工作，剝削妳的額外勞動，這時妳會怎麼辦？」大夥兒慢慢熟識後，也會討論到較個人的家庭、父母、配偶或親子關係等課題。這些討論皆會在工作坊裡頭轉化為戲劇呈現，他們也會陪伴這些成員一起完成一個戲劇表演。
2013年，「地丁花家政女工劇社」做了一個小戲《我的勞動、尊嚴與夢想》。演出內容源自大家在工作坊中的討論，包括彼此在工作中遇到不舒服的事情，而他們如何在工作場域裡面對這些不舒服、維護自己的尊嚴；以及他們對未來生活的想像、各自的夢想。例如其中有一位大姐說起她的夢想：「以後你們可不可以去我的陝西老家，我們在山上自己找一塊地、自己蓋房子、互助養老，大家就能幹得動的就去幹活，那些沒有勞動能力的姐妹，我們就可以照顧她。」這位大姐本身跟丈夫已經離婚，在場有很多姐妹也都是單身，趙志勇分析，一般來說，一個四五十歲的農村女性，如果她有和諧的家庭生活，很可能不會出來打工，會在家裡頭照顧家庭、生兒育女、幫忙照顧孫子。這些到北京打工的四五十歲農村女性，很多是因為自己的家庭出了問題，才會隻身前往北京。劇社裡的大姐，有60%的人曾受過家暴，他們因為無法再和自己的丈夫共同生活，或家庭狀況不佳才會選擇離開。趙志勇認為這位大姐的夢想特別樸實，也特別美好。
《我的勞動、尊嚴與夢想》是劇社諸多成員的第一次親身演出。她們曾在打工妹之家的元旦晚會演出，也參加過北京業餘戲劇演出的戲劇節，2013年並參加了北京國際青年戲劇節。在演出中，姐妹們親自呈現彼此的故事，並融入她們彼此的愛好和技能。例如，有位來自陝西省漢中市、特別喜歡唱秦腔的大姐，在加入戲劇小組時，本以為大家會唱她老家的地方戲，沒想到發現大家其實成天都在講話、在地上翻滾（當時許多工作坊的肢體活動是由趙志勇從接觸即興和現代舞轉化而來），她覺得那些活動沒什麼意思，但又覺得離開太可惜。趙志勇注意到這點，後來他們便在這齣戲裡安排了這位大姐唱秦腔，把她唱的那段故事放入劇情裡頭。在演出時，這位大姐身穿著來自老家的紅棉襖、手拿紅扇，十分投入。她穿的整身衣服是在老家過年時，她和其他婦女一起跟著戲班唱戲的衣著。演出前，她特地請老家把衣服寄到北京。當時，許多觀眾都對這個場景印象深刻，覺得特別動人。
家政女工劇社的實踐經驗反思
「地丁花家政女工劇社」在2014年之後，慢慢地有較穩定參與的一群成員，並開始自主地做一些實踐，而趙志勇也開始想和不同的機構合作、嘗試不同的工作方法，便選擇退場。
對這段實踐經歷，趙志勇也分享了他的觀察和反思，「地丁花家政女工劇社」所屬的「打工妹之家」是中國最早的一個非政府組織，其背後的官方背景和媒體資源帶來了豐富的軟硬體資源，促成了劇社的推動，卻也讓他感受到這些工作缺乏對特定社會議題的直接批判和行動。
例如，趙志勇曾閱讀到由該機構創辦人書寫的一本《透視家政工》，書中採訪了若干在北京從事家政服務的打工女性。其中呈現了一個年輕打工女性的故事：一個四川的十八歲女孩（後來在地丁花據此改變的劇中名叫小英），她的父親為了五千塊要把她嫁給一個她根本不認識的男人，於是這個女孩從家裡逃走、來到北京，到勞動力市場找尋工作，但待了三天都找不到工作。後來，女孩遇到一位在北京的善良阿姨，阿姨把她帶回家，當成自己的女兒一樣照顧，還幫她介紹了個北京的男友，提供她五萬塊錢資金做生意、開了一家小飯館。故事的最後並強調，因為有這位阿姨介紹她一個北京本地的男朋友，所以她不再是一個外來的打工妹，變成了一個有北京戶口的北京人。趙志勇讀完這個故事後有諸多的疑慮，便把這個故事情節帶到戲劇工作坊裡、和大家討論，發展成一個小型演出。
當時大家分享道，這個故事就像一個神話。她們和身邊諸多的打工姐妹不可能經歷過這樣的故事。於是，趙志勇邀請大家把這個故事演出來，接著請大家把對這個故事的態度和觀點放進去。她們用默劇的方式來演出這個故事：演員像木偶一樣單純用肢體表演，台詞則是由後面另外兩個演員講述故事內容。演完之後，扮演女主人公小英的演員開始分享自己的打工經驗和家庭樣貌，以及她對未來的期待、對這個故事的看法。趙志勇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更加真實地呈現家政女工的處境。
這齣戲的首演是在打工妹之家舉辦的一次元旦晚會上，演完後有一位應邀來看戲的家政公司老闆站來毫不猶豫地說：「其實我覺得我們所有的小英（故事主角名），只要你們勤奮努力的工作，你們以後都一定能夠像這個故事裡面的小英一樣，過上幸福的生活……」這樣的經驗讓趙志勇感受到機構既有框架導致現有的戲劇工作沒有辦法處理更多更重要和真實議題的限制。
走進北京的城邊村：「木蘭花開社區中心」
2010年前後，趙志勇認識了公益人齊麗霞，她和幾位朋友在北京北六環邊上的一個城邊村裡創辦了的木蘭花開社區服務中心，這是一個草根公益機構，主要工作是為社區裡的流動姐妹提供文化和社會支持的服務。2012年，趙志勇任教的中央戲劇學院在木蘭所在的東沙各莊附近興建了一個新校區，他開始搬到離木蘭不遠的地方工作、生活。因為地緣相近，他與社區中心有更多的接觸，並接受齊麗霞的邀請，於2013年起在社區裡展開每週一次的「木蘭文藝隊」戲劇工作坊。
「木蘭文藝隊」戲劇小組所在的場域和地丁花劇社的性質十分不同。木蘭花開社區中心沒有任何的官方背景，是一個完全自民間出發、十分草根的公益機構，扎根在以外來人口為主的社區裡頭，以非常有限的資源限制，為來到北京的打工姐妹們提供各式各樣的社會支持和文化服務。
木蘭社區中心所在地是一個位在北京市中心遠郊的「城邊村」。「城邊村」過去是農村， 90年代隨著北京城市擴張，這些原為農村的城邊村因為離市中心遠，生活成本比較低（房租便宜），吸引了大量的打工者到這些地方居住。木蘭社區所在的村子（東沙各莊）是北京周邊外來務工人群聚集較多的一個村子，外來人口有好幾萬人，本地村民只有約2–4千人。這裡會有這麼多打工者聚居，主要原因是其附近有一條南北方向的交通樞紐（立湯路），向南搭公交車約十幾分鐘，即可抵達北京地鐵五號線的樞紐 — 天通苑北站。對於這些打工者來說，他們從東沙各莊進城上班雖然來回仍需要三個多小時，但交通已算方便，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打工群體在這裡居住。慢慢地，本地村民因應這樣的狀況，在自己的土地上蓋起許多房子，專門租給這些流動的打工者、賺取租金。
北京北部有一條重要的水系 — 溫榆河。在昌平區和朝陽區，河道周邊多为雜亂的城邊村，但也有一些高端奢華的別墅小區錯落其間，形成了高級社區和城邊村相鄰的特殊景觀。常常一條馬路之隔，便是階級區別鮮明的兩個世界。
將文藝視為一種社會行動：木蘭花開文藝隊的核心精神
木蘭社區中心的營運和組織單位是「木蘭花開社工服務機構」，是一個位外來務工女性服務的公益機構，扎根在城邊村為的是引入一些資源，為這些打工姐妹和其子女提供各種服務和支持，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機構服務的對象主要為服務業女工（例如：保母、小時工、保潔員、超市促銷員、飯店服務員、水果蔬菜小販、家務工等）。
機構的創辦人齊麗霞曾說道，機構取名為「木蘭花開」的主要靈感是中國古典文學裡的花木蘭。她認為打工女性其實和花木蘭有許多相像之處，她們都是女性、同樣遠離家鄉，為了支持自己的家庭去工廠打工賺錢（如花木蘭代父從軍），同時也為自己的國家付出貢獻，木蘭花便是他們的自我認同。花木蘭在歷史上千古流芳，但是這些千千萬萬的打工女性，在社會上沒有享受到應有的尊嚴，甚至處在邊緣和弱勢的處境。所以齊麗霞說，她創辦這個機構的重要目的，除了為千千萬萬的「木蘭花」提供服務和支持之外，還希望能夠讓她們的聲音被整個社會聽見，讓她們的貢獻和付出能夠被社會看見。
所以她從一開始就認為木蘭花開社工機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以文藝方式來發出女工的聲音。她們將文藝視為一種社會行動：女工通過自己的文藝創作（歌曲、舞蹈、戲劇、寫作……）賦權，提升自我認知，同時讓主流社會看到他們的存在，尊重和認同他們的價值。但是礙於各種資源條件的限制，單靠這些打工姐妹們很難獨自完成，因此齊麗霞一直希望能夠找到可以合作的文化工作者，於是才有了趙志勇和木蘭花開社區的相遇。
一開始，趙志勇和齊麗霞的共識是，這個工作必須讓打工姐妹們自己來做，也就是說：「我們不但必須說她們的故事，更要讓她們自己來說自己的故事。」而不是找一個有社會光環的藝術家，把她們的故事作為素材、編撰成一齣戲或拍成電影，在國家大劇院演出。因為實踐社區劇場的經驗，趙志勇會特別關注涉及勞工主題題材的藝文表演，他發現許多藝術家對於他們筆下的人物有諸多的想像，這些想像常常出於無知的惡意而變得扭曲，和真實狀況相距甚遠。而齊麗霞自身即是曾在工廠打工的女孩，她也深切地知道那些作品離真實有多遙遠，更甚者則往往趨近一種「妖魔化」的展示。所以，她拒絕任何人來為女工代言，她們要自己做，即便找一個專業人士進來，他也只能「和」她們一起創作，而不是創作自己的作品。在理念相通的基礎之上，他們自2013年起展開合作，至今已步入第十年。
戲劇工作坊就在木蘭社區裡頭展開，他們進行戲劇排練的地方，是在社區中心裡一個約15平方公尺的小空間。且這些參與者大部分都住在這個社區，每週一次的相遇，讓趙志勇和參與者逐漸形成十分緊密的關係，也因而能夠進行深入的生命經驗探索。
木蘭社區戲劇的第一齣戲《我要上學》：探討打工子弟就學問題
在木蘭社區戲劇的推展過程當中，他們發展出了一套社區調研和口述史採訪的重要工作方法：通過社區調研和口述史採訪記錄這些打工姐妹的故事，並以這些記錄下來的素材進行戲劇創作和各種形式的發表。第一齣戲《我要上學》即是上述方法論的第一次系統性嘗試。
2013年，北京市政府針對人口超載的問題進行諸多討論，北京作為一個華北的城市，各種自然資源十分有限，卻容納了將近三千萬的人口。為了緩解人口壓力，當時政府希望讓那些從事低端、藍領勞動的打工群體離開城市，留下中產的白領專業人士，因而採取了「限制外來務工人口子女在北京就學」的措施。為了讓孩子受教育，這些外來務工（多數為母親）就必須帶孩子回家，趙志勇和社區工作者認為，這樣的措施其實剝奪了這些外來務工群體的子女在北京受教育的權利。木蘭社區中心意識到這個政策很可能會影響到社區的姐妹和他們的家庭生活，他們需要理解政策的內容和可能造成的影響。於是他們當時做了很多的採訪和調研工作，訪問了很多家裡有小朋友的家庭，詢問他們孩子在北京上學的經歷、對自己孩子未來的規劃。
他們也採訪了北京當時的一些專門接收外來務工群體子女的「打工子弟學校」，了解學校的辦學狀況和現實處境。另外，他們也分析各種政策文件，發現到在新的政策落實之後，如果一個沒有北京戶口的家庭（簡稱「非京籍」家庭）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北京念初中，則需要申辦大量不同的證件、通過各式繁雜的手續。《我要上學》向觀眾展示了申辦這些證件、通過這些手續對於一個普通的打工家庭是怎樣的MISSION IMPOSSIBLE。此外，他們也在網路上收集網友對政策的不同看法。有些北京本地網友表示：「你們這些外地打工的，乾嘛不回自己老家去呆著」、「你們在這裡搶奪我們本來就有限的資源」、「這些農民工素質低，把我們這個城市搞得又髒又亂」、，但也有人認為：「這樣不對，這樣就是不公平」、「我們的政策是不是需要考慮社會公平的角度……」針對孩子的心聲，他們也採訪在北京唸到小學畢業後，因政策出台而無法繼續在北京升學的孩子；以及在政策出台前就已在北京念到初中的孩子。
基於社區口述訪談和調查研究，他們產生了一個劇情設定：按照政策規定，一對打工夫妻的孩子如果要在北京上學有沒有可能？要怎麼樣才能夠滿足這些要求？這個故事是關於一個家庭，故事的主角在北京出生長大，讀到了小學六年級。她的父母親發現這個政策實施後，如果孩子要在北京上初中，他們必須去不同的部門、申辦各種文件。經過半年的奔波和嘗試，父母仍然沒有辦法滿足條件規定，只好讓她的孩子回老家唸初中。然而，老家已經沒有其他可依靠的親戚，孩子回去只能夠獨立生活。劇裡，這個孩子在離開前寫了一篇日記表達自己的悲傷。劇中的日記內容，其實來自北京皮村的一個打工子弟學校「同心實驗學校」裡頭一位學生的日記。這位同學也是在小學6年級時面臨政策改變，無法繼續在北京上初中，他的父母即使嘗試很多方法仍無法讓他在北京上學。他在老家沒有任何認識的親戚，父母在北京工作忙碌也無法回去，又擔心孩子一個人回去，村裡的治安不好，很可能會受到他人的欺凌。最後，父母決定不讓孩子繼續上學，小孩就到父母工作的超市擔任收銀員。這個孩子其實非常喜歡唸書，對自己沒有辦法繼續上學感到非常傷心，於是就在小學畢業前寫了一封日記，抒發自己的心情。這篇日記當時在一些從事工人服務的社會工作者社群裡頭流傳，讓木蘭的創作者深受觸動，因此他們決定將這篇日記放入演出的尾聲，讓劇中的主角孩子在舞台上讀出來。
看見當代的「花木蘭」：歌舞小品《紅》
2017年，木蘭和另外兩個基層打工女性的文藝機構深圳綠色薔薇、九野樂隊合作創作了一個歌舞小品《紅》，在打工春晚上表演。該劇文本來自綠色薔薇姐妹的分享和創作，排練則由趙志勇帶領木蘭姐妹完成。演出內容是從一個農村進城打工姐妹的生活經驗出發。這個姊妹在剛出生時，原本可能會被父母送給別人收養，但是後來還是被母親留下。長大後她為了讓弟弟上學出去打工，後來在工地工作的父親摔斷了腿，她又必須賺更多錢幫父親治病、支撐自己的家庭……這些經歷代表著當今中國現實生活中的「花木蘭」 — — 進城打工姐妹，她們為自己的家庭、為這個國家做出各種奉獻。
從我到我們 — — 打工姊妹的生命群像《生育紀事》
木蘭文藝隊在2019年演出《生育紀事》後，開始被更多人關注。《生育紀事》至今通過現場演出、線上播映、分享會、放映會等途徑，累積超過好幾萬名觀眾；演出中所探討的議題，也受到很多媒體的採訪和報導。
《生育紀事》的創作源頭起於2017年，當時齊麗霞和大家聊到生孩子的經驗，通過那次的聊天，他們發現到大家在生育的過程中，因為工作和經濟狀況，可能經歷過很多身心創傷，但她們卻只能自己慢慢地消化和克服，很多姐妹甚至都未曾跟自己的父母或伴侶分享過那些創傷經驗。大家在當時感覺到，她們其實特別渴望著一個機會可以去討論這件事情、把這件事情講出來。於是，齊麗霞和趙志勇商量，絕對要著手進行這個創作項目。他們花了半年的時間在社區裡採訪了29位母親，圍繞著姐妹們的生育經驗、原生家庭、親密關係和成長等故事。在這些訪談的基礎上，他們聚焦其中一位受訪者的故事，創作出一齣戲。
這個故事是關於受訪者在90年代經歷過兩次生育、三次意外懷孕，以及接受引產手術的經驗。這位受訪者的先生在外打工，留下她和家裡的老人在農村生活，負擔起所有的農活。90年代中國大陸的計劃生育政策，要求農村女性必須戴上節育環，但是節育環很容易偏離位置或脫落，特別是在幹體力活的時候。這導致主角幾次意外懷孕，但是因為老公外出打工，自己需要負擔家裡的各種農活，農務又需要配合季節時間，因而沒辦法及時處理；當她發現自己懷孕時，地裡的農活還在等著。等到她割完麥子種完油菜、準備去醫院處理時，可能已經過了一個多月，孩子已經很大了，無法做流產手術，只能做引產手術。甚至，故事主角因為家裡窮，老公每個月在外打工的薪水只有幾百塊錢，而她去醫院做引產手術就要花幾十塊，她為了省錢，想要通過摧殘自己的身體讓胎兒自動流產。後來家裡的老人都去世之後，她就來到北京，和先生一起打工，至今已經在北京待了二十幾年，為了讓兩個兒子有財力結婚，拼命賺錢。她一輩子都在為家庭和社會奉獻，是一位特別純樸而堅強的女性，在那個過程中，她也遭遇了很多身心的痛苦和感觸。趙志勇認為，這個故事可以讓我們看到90年代的農村婦女和第一代進城打工的女性，因為處於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當中的邊緣和弱勢位置，導致她們在生育過程中面臨許多困境，而這個演出即是把她們遭遇的困境真實地呈現出來。
《生育紀事》演出採取「逐字劇場」（Verbatim Theater）形式，所有台詞都是在田調階段受訪者講述的話，其中沒有任何虛構。舞台上有兩個演員扮演女主人翁，同時還有另外三個敘述者在敘述她的台詞；旁邊還有一位受訪者也是以第一視角，以接受採訪的方式講述她的故事。他們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讓更多的社區姐妹都能夠參與到演出裡面。演出後，有一位觀眾回饋到，這樣的安排讓他感受到戲裡面的主角小玉，其實不僅僅是一個「我」，也是一個「我們」，是一個打工姊妹的群像。
另外，他們在做這齣戲時，很多受訪者和參與劇場的姐妹都提到，當年她們在生孩子的過程中有許多的身心創傷，在她們孤立無緣的時候，特別希望能夠得到一些撫慰和支持。於是，趙志勇把他們的想法轉化成舞台表演呈現。他在劇中安排了一位由學生扮演、全身黑衣的女性角色，這個角色在戲裡沒有任何台詞，主要作用是在主角傷痛的時候，承擔撫慰的角色，對主角進行安撫。當時參與的大家都特別喜歡這個角色設計，覺得他們當時特別想要的撫慰，有機會在舞台上呈現出來。
趙志勇也提到，《生育紀事》其實邀請了許多出自戲劇學院或音樂學院的年輕藝術家和學生參與合作，其中演出使用的音樂便是由一位青年作曲家創作改編一首西北的民歌〈藍花花〉。演出的影像視覺設計也是出自青年設計師，用行車記錄器拍攝行駛山路的影像畫面，並後製黑白效果，在舞台上投影播放，加強小電動摩托車在山路上行駛的感受。青年燈光設計師也透過燈光處理，呈現出一片漆黑中只剩下山上一輪明月的畫面。趙志勇認為這樣的合作提供學生實踐的機會，他們大多是認同木蘭的價值，願意為這齣戲無償地奉獻自己的創作和才華。
《生育紀事》演出時，他們也招集社區姐妹提供自己生孩子和懷孕的照片、孩子的百歲照（百日照），以及孩子小時候用過的一些物品，匯聚成一個在劇場大廳裡頭的《生育紀事》主題文獻展。觀眾在進劇場看戲之前，可以先閱覽這些照片和物品。
屬於勞動者的《疫情紀事》
新冠肺炎疫情對木蘭社區的衝擊很大，有好幾個月的時間他們都沒有辦法進行實體活動。2020年4月至5月期間，中國大陸的疫情控制得較好，他們開始實體聚會，趙志勇和齊麗霞也希望能夠調查疫情對打工人群的影響。
他們當時到北京、河北和廣東做了一些調研，看見了許多觸目驚心的狀況，包括大量的外來務工人群失業，許多人還背負著沈重的債務。同時，齊麗霞請了一位攝影師，為姐妹們開設一個線上的攝影小組，大家一起拍了很多照片，講述自己在疫情期間的故事。當時，趙志勇也注意到主流社會出現許多推崇抗疫團結、有愛精神的戲劇作品，但卻缺乏對普通人在疫情中受困的關注。於是，他們決定匯聚之前調研的故事，做出一個自己的戲劇作品。參與排練的成員皆有參加線上攝影小組，在表演的間隙，他們會通過照片、講述自己在疫情中的故事。
在調研中，齊麗霞採訪了一位來自河北的工友。疫情期間他失去了工作，為了節省開支，他把自己每一筆支出都記在賬本上。齊麗霞用手機拍下了他的記賬本，發現三個月疫情期間，這位工友的花費都是最基本的消費（饅頭、麵粉、雞蛋、白菜……），只有為了請朋友吃飯，買了一次魚和肉。後來在演出中，趙志勇讓齊麗霞直接在舞台上講述這個工友的記賬本，讓大家看見工人在疫情期間收入銳減、生活艱辛的困境。
社區戲劇與當代藝術的結合：《木蘭的故事》互動式展覽
《生育紀事》演出後，木蘭社區夥伴一直持續進行打工姐妹的採訪工作，了解打工姐妹的生育狀況和個人成長故事，陸陸續續採訪了將近70多位姐妹，累積了五、六十萬字的故事素材。原本他們想在2021年創作一齣新戲，但趙志勇在閱讀了大量的採訪記錄後，有感於裡頭的故事內容太過豐富和沉重，如果只是做成一齣戲，恐怕無法把所有的故事都完整呈現。當時《生育紀事》即是在各種限制之下，從29個人的故事中只挑選了其中一人的故事作演出。為了能夠突破為創作而「篩選」的問題，趙志勇建議把新作品做成可以讓觀眾參與活動的劇場，並且讓每一位姐妹的故事都有被呈現的空間和機會。他們採用時下流行的「劇本殺」遊戲概念，設計一個以打工女性為主要角色的互動式劇場遊戲《木蘭花的一生》，並且在策展人的幫助下把木蘭姐妹們的故事做成了展覽。遊戲劇場和展覽互相配套，展廳中的展品成為遊戲劇場中的任務道具。而遊戲中的虛擬角色對應著現實中每一個願意跟遊戲玩家分享自己人生故事的打工姐妹的真實人生經驗。這種新穎的設計讓很多玩家感到非常震撼。目前，這一項目已經巡回過北京、廣州、成都、秦皇島等城市，備受參與玩家的好評。
在展場設計上，策展人特別運用大量的編織袋佈置現場，這個概念源自於中國90年代，很多進城務工者在春節回家時，會用這種編織袋裝自己的行李。展覽也展示了社區姐妹們的攝影作品、姐妹們的受訪聲音紀錄和文本。他們也把木蘭社區中心的模樣、打工者社群的物品搬到了展覽現場。
中國大陸社區戲劇實踐的多重社會意義
講座最後，趙志勇從自身投入於中國打工女性戲劇實踐的經驗出發，總結了中國大陸社區戲劇的發展意義。第一是社區戲劇作為一種草根的基層文化實踐，即使在資源稀薄與貧窮的狀況下，仍致力觸及重要的基層議題。第二是社區戲劇作為基層打工女性的發聲機制與社交空間。第三是社區戲劇作為自我教育和公共教育的平台。第四則是社區戲劇作為公共領域，女工們在這裡討論了許多公共話題，包括底層流動打工女性對生活的看法、對未來的規劃、在家庭和職場的壓力、在生育和扶養上的困惑、打工群體的勞動權益保障。最後是在象徵意義上，讓這些在城市裡面奉獻自身勞動，但沒有機會進入城市裡的文化生產和文化資源分配的打工姐妹和她們的家人，能夠進入到這個生產和分配的過程裡頭。趙志勇補充，每一次他們都會試圖找一個正式的劇場進行演出，這些劇場空間可能是平時打工姐妹們從來不會去的地方，因為在北京，到劇場看戲是一個非常白領和中產階級的行為，一個打工家庭很可能不會去城市裡找個劇場看一齣話劇。每次演出前的彩排，姐妹們會帶著孩子到後台準備，孩子們就可以在劇場裡玩耍。趙志勇認為這樣的做法有其重要的意義，讓這些打工家庭能夠在城市裡長期的付出勞動後，通過這種參與方式得到某程度上的回饋。
趙志勇認為總體來說最重要的是，在木蘭做的社區戲劇實踐，其實是用基層流動打工女性的視角，書寫一部微觀視角下的當代中國庶民生活史。打工女性從90年代至今三十多年，她們的個人生命史就是整個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整個社會的成長和變遷的歷史，他認為記錄下這個歷史是非常重要的事。
最後，趙志勇引用了一段法國文豪巴爾札克《人間喜劇》前言裡頭的文字：
「法國社會將要做歷史家，我只能當他的書記。編劇惡習和德性的清單、搜集情慾的主要事實、刻畫性格、選擇社會上主要事件、結合幾個性質相同的性格特點揉成典型人物，這樣做我也許可以寫出許多歷史家忘記寫的那部歷史，就是風俗史。」
他認為這段話可以總結社區戲劇的工作意義和價值，他們也是在記錄一段重要的歷史，雖然這樣的工作由於各種資源和條件的限制，肯定非常邊緣和草根，在審美上肯定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但他認為其社會意義是非常重要的。
文字彙整：蘇品瑄／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