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意識到行動|06【連接監獄內外的應用戲劇】

關於「從意識到行動」 — 應用劇場跨域交流 〖線上〗 系列講座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於2022年4–5月舉辦七場線上系列講座,邀請來自台灣、中國大陸、新加坡的應用劇場工作者,分享關於職校教育、社會參與、組織工作、社工、精神健康、監獄、女工、歷史教育等應用劇場實踐的意識、行動與反思。我們期望透過此系列講座的舉辦,能夠為各地的華人應用劇場工作者帶來不同的實踐視野和想法刺激。

應用劇場跨域交流 〖線上〗 系列講座宣傳圖(圖片來源: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

本系列文章彙整各場次的講座內容,歡迎對應用戲劇感興趣的朋友閱讀。我們也期待以此系列紀錄作為基礎,未來將推進更深度的跨地域應用劇場交流。

第❻場【連接監獄內外的應用戲劇】
講座時間:2022/5/
15 週日 14:00–16:30
講者|張筱葉/英國德蒙福特大學(De Montfort University)講師

講座簡介:2016年,在一次與X監獄的戲劇社合作中,張筱葉和戲劇社成員想要嘗試跟服刑人員一起改編中國版監獄內的《等待戈多》(等待果陀)。當時教育科科長聽了這個提議,看起來十分積極地主動買了十幾本劇本發給民警和服刑人員……想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就來聽筱葉的分享吧!筱葉同時是應用戲劇的協作者,也是犯罪學和監獄學的研究者,本次講座,他將會分享過去八年和中國大陸監獄系統以及服刑人員合作裡頭,在實踐、學術層面的發現與思考。

【連接監獄內外的應用戲劇】講座截圖,右上第一位為講者張筱葉(圖片來源: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
目錄
應用劇場和犯罪學的雙重背景

「藝術介入刑事司法系統」實踐概況
中國大陸的監獄概況
第一次「進監獄」
第二次「進監獄」:三方合作下的監獄劇社
從實踐者轉向研究者:探看監獄裡的制度化藝文活動
在中國大陸的監獄裡帶入應用戲劇項目的相關反思
戲劇作為一種打通隔離的途徑
總結:戲劇的本質和作用
提問與對話

應用劇場和犯罪學的雙重背景

張筱葉在就讀倫敦大學金匠學院應用戲劇碩士學位期間,有次系上邀請了來自英國伯明罕的Geese Theatre Company劇團帶領工作坊。Geese Theatre Company是一個專門在刑事司法系統裡做應用戲劇的劇團,當時張筱葉是第一次聽說監獄劇場(Prison Theatre),對劇團和他們所做的事情特別印象深刻,甚至發現自己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工作方向、願意花非常長的時間研究這塊領域。張筱葉一直對社會議題有高度的敏感度和關注,很快地意識到監獄研究其實是一個跨學科的領域,因為「監獄」折射的是我們所處的整個社會,且它又是一個規模較小、較容易觀察的一個小社會,充滿了研究和投入探索的潛力。當時,她身邊做應用戲劇的研究生同學,大部分都是寫理論性的文章而沒有親自實踐,她反而覺得既然有機會做實踐,還是希望能夠回到中國大陸。於是,她開始付出了許多努力、嘗試「進監獄」。

在學校的經費支持下,張筱葉有機會從英國回到中國大陸。第一次,她去到了北京的某一所監獄,那次的經驗讓她對監獄更感興趣。一開始她是以一個應用戲劇學生、一位引導者(Facilitator)的角色進入監獄,她發現如果想要在監獄做應用戲劇,必須要對監獄有更多思考和了解,不能只關注應用戲劇。而且,她也觀察到,如果沒有學術身份或大學教師背景的話,非常難和監獄合作。因此,為了讓自己更能夠順理成章地進入監獄場域裡頭,她修習了犯罪學博士學位。

現在,張筱葉是一個監獄學/犯罪學的學者,在監獄內外都有帶領不同議題的工作坊,包括性別議題、特殊需要的青少年、論壇劇場、服刑人員和監獄民警等等。一直以來,張筱葉關注、書寫和實踐的領域都不僅限於戲劇,還涉及其他類型的文化藝術、組織學,甚至是政治學。她認為不管是什麼領域,對她來說都有相同的底層驅動力,那就是關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影響力。她希望通過非常具體的、日常的、在場的,以田野方法去做研究,同時理解個體現象背後的制度性和結構性邏輯。

「藝術介入刑事司法系統」實踐概況

劇場只是「藝術介入刑事司法系統」實踐的其中一部分,還有不同的藝術形式,且場域也不只限於監獄內部,也可能涉及到緩刑機制(中國大陸稱「社區矯正系統」),或是司法相關職員群體。其中在英國發展得最為成熟,甚至有一個“Criminal Justice Alliance”網站收集英國地區所有做藝術介入刑事司法系統(Arts in Criminal Justice)的藝術機構。

張筱葉大致以兩大類型來區分藝術介入司法系統的實踐。其中一類是偏工具性、較為目標導向,且通常符合政府或監獄系統所提出的矯正目標。例如加州的一個劇團Actor’s Gang,通常在非專門的劇場空間,以工作坊的形式進行。劇團的重要人物是演員Tim Robbins,他自演出好萊塢電影《刺激1995》(中國大陸譯作:肖生克救贖)後,於劇團設立了在加州監獄進行戲劇活動的外展工作項目。他們運用義大利喜劇的方式進行工作坊,通常不會有劇場式的排演或舞台劇呈現作為成果,更多是內部呈現,並聚焦在完成矯正目標、進行相關的評估。第二種類型的代表性劇團是德國柏林監獄的AufBruch劇團,他們也是張筱葉最喜歡的監獄劇團之一。劇團在第一次接觸柏林的監獄管理局時就提出,他們不承諾任何的治療效果(譬如降低攻擊性等)和戲劇的功能層次,而強調其藝術性的意義。但是,這並不代表他們的戲劇過程沒有治癒性,其中仍帶有改變和療癒的效果。劇團通常製作規模大、有多位專業劇場工作者參與,他們的演出也會對外售票,觀眾經過安檢和身份檢查後可以進到監獄裡看戲。

左圖為Actor’s Gang劇團,右圖為德國柏林監獄的AufBruch劇團(簡報圖片來源:張筱葉)

中國大陸的監獄概況

張筱葉在分享監獄戲劇的實踐前,先初步介紹了中國大陸監獄的樣貌。從監獄的物理空間來看,中國大陸的監獄通常有「一道門」和「二道門」。假如今天是教育日,張筱葉要到監獄帶活動、走進監獄時,首先會先經過第一道門,警衛會查看她的身分證,瞭解她來訪的目的才會放行。走入第一道門,裡面是監獄的辦公區域,包含監獄長、政委、副監獄長(負責獄政、教育、生產等科)辦公室和各行政管理單位。張筱葉接觸較多的是教育改造科,他們負責設計監獄每一年的教育改造活動、接洽外面的合作師資。第二道門才會通往服刑員生活的地方,並由民警帶領進入真正的監獄裡面。就張筱葉的觀察,監獄有非常垂直的行政管理結構(Vertical Structure),裡頭分成不同的監區,每個監區的民警有階層區分;而服刑人員也有等級區分,有負責管理監舍的小組長、在勞動生產車間負責一條流水線工作的大組長,以及其他普通的服刑人員。

張筱葉進一步說明,現在中國大陸大部分的監獄都採「5+1+1」的模式,也就是五天勞動、一天教育、一天休息。入監時受刑人需先接受「集中入監教育」,就張筱葉的了解,其他國家的服刑人入監時,通常獄方只會說明相關的服刑規定、發放衣服後便結束。在中國大陸則有專門的區域進行二至六周的入監教育培訓,培訓結束後才會分配受刑人到不同監區;出獄時還會再安排出監教育。

在監獄裡頭,服刑生活十分規律,每週、每月、每季都有特定安排的教育主題,每月、每年皆有各式評估和總結。其中的「考核制度」為服刑人員的獄中生活起到很大的影響。就像學生在學校生活裡常視分數為核心,在監獄裡也是,服刑人員常說:「分、分、分兒,犯人的命根兒」。因為,考核分數和減刑、假釋是掛鉤在一起的。中國大陸的假釋率非常低,大部分是以減刑(提前釋放)為主,分數考核優秀、達到某些條件則可以申請減刑。在監獄裡,對於受刑人來說,沒有比減少刑期、儘早出獄獲得自由還要更重要的事情。這個考核計分機制會深刻影響服刑人員生活、表現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和他們進行應用戲劇活動時的各方面情況。

中國大陸監獄服刑生活示意圖(簡報圖片來源:張筱葉)

第一次「進監獄」

2013–2014年,張筱葉第一次進到監獄裡頭,自己一個人帶受刑人進行論壇劇場工作坊。當時她安排了連續五天、每日五個小時的時間,帶兩組受刑人發展劇場活動。她原先認為「論壇劇場」非常適合監獄,因為在監獄裡,戲劇工作坊每次大多只有10–15人,如果她最後能帶大家發展出一個演出的話,可以通過演出,帶動更多的人參與進來。但因為那時候的時間有限,參與的成員彼此之間沒有信任和友好的關係基礎,處於互相防備的狀態,也沒有信心面對其他獄友做演出。他們跟張筱葉說:「張老師,你沒有坐過監獄,你不知道,我們在這裡演的話,會被他們吵笑的。」工作坊最後,他們並沒有完成一個互動演出,但張筱葉還是在工作坊內部帶大家排練了一個關於「社會回歸」主題的小型論壇劇場呈現,反映這些刑期在三個月內的獄友們所面臨的主要議題。

第二次「進監獄」:三方合作下的監獄劇社

第二次「進監獄」是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張筱葉在就讀博士期間,和一個劇團專業演員合作的監獄戲劇項目。這位合作演員在幾年前曾因犯罪入獄服刑,出獄後他回到劇團,開始想要參考Tim Robbins的經驗,進入自己曾服刑的監獄做劇場。在因緣巧合下,張筱葉和這位演員共同啟動了此次計畫。

這個計畫是一個三方合作的監獄戲劇項目,包含張筱葉、監獄方、合作的演員和其所屬的劇團。張筱葉認為,「監獄」在世界各地都是一個自我保護意識強、比較排斥外界干預的「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雖然在不同國家,如果作為一位學者要進入到監獄裡,需要經歷的流程和難易度並不相同,但她覺得以合作項目的方式進行,是研究監獄的一種很好的方法。因為它既是目的本身,也就是工作坊的進行是為關注參與的服刑人員;同時,通過合作項目,她又能在真正意義上踏入監獄場域裡、進入到他們的語境裡。張筱葉認為這是非常難得的一種重要途徑,因為我們在社會上面臨各種的隔絕、障礙、封鎖、封閉、劃分等狀況,如何重新建立連結是非常困難的事。針對這個合作項目,監獄方由於對應用戲劇十分陌生而顯得特別謹慎,但同時他們也有進行此計畫的需求和興趣,想要吸收新的工作方法。

這次的三方合作和張筱葉第一次的監獄戲劇經驗十分不同,第一次是由她自行設計活動內容,這次則較以第三方顧問的角色參與其中,因此她在一開始並無法預期和掌控工作坊的方向和發展,只能針對他們的提案提供建議。後來,他們決定以興趣小組、一個監獄劇社的形式展開,他們每週可以進行工作坊活動的時間其實非常有限,因為前述的「5+1+1」模式,每週只有教育日的時候,他們才可以和服刑人員進行活動。

戲劇工作坊進行的空間叫做「心理健康中心」,張筱葉說道,在中國大陸基本上所有的監獄都有這樣的設置,裡頭有心理諮詢室、團體活動室、沙盤室、宣洩室等,並安排一些經過心理諮詢培訓的民警,專門從事心理健康方面的輔助工作。張筱葉認為目前這樣的工作還在初始階段,還未發展得十分成熟。他們的戲劇工作坊有時在中心的房間、有時在大庭裡進行,而張筱葉在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時間是以旁觀者的角色參與,到後期有部分參與帶領。

工作坊進行的半年期間,張筱葉就住在監獄附近,和服刑人員交朋友,和獄警吃飯、聊天。其中有一位獄警很喜歡戲劇,還參加了張筱葉朋友的素人戲劇演出,分享自己擔任獄警的人生故事。工作坊結束之後的一年時間,她也不斷回訪監獄,也和在裡頭認識、後來出獄的成員及獄警聯繫。她認為這個階段特別重要,因為監獄內部有大量的監控機制,作為一個進入到男監的女性,不可能有和男性犯人獨處的機會,所以許多在監獄裡頭進行的訪談都會有研究信度上的問題。每次訪談時,旁邊一定會有一個獄警在旁,他雖然不會進行干預或評判,但是因為有第三方在場,還是會影響訪談的內容。所以這一年時間對張筱葉來說十分關鍵,她可以跳脫監獄場域的限制,並在與這些服刑人員有過去監獄裡半年的共事、相互理解的基礎,可以更細緻地了解他們對於戲劇活動的感受,尤其是他們在回歸社會之後如何回看這段經歷。

第一次嘗試——改編《等待果陀》劇本

在工作坊的一開始,他們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活動大綱,其中「等待果陀」和「生命故事劇場」的兩個主題,都是他們一邊進行,一邊在過程中發想出來的。張筱葉的合作夥伴是專業演員,並沒有應用戲劇以及和素人工作的經驗,也沒有社會工作的背景,所以他對於工作坊的內容安排較不知所措;同時,監獄方也在推行其他他們想要做的計畫,那些計畫又與他們的戲劇工作坊安排有所衝突。身為顧問的張筱葉,一方面擔心自己干預太多,一方面又著急監獄方和夥伴的合作溝通沒有太多進展,於是她提議先以經典劇本進行改編開始。她想到1950年代美國聖昆丁監獄曾演出的《等待果陀》,認為這齣劇的主題和呈現的精神狀態,與監禁的語境十分契合。當時,監獄的教育科長非常支持這個想法,自費買了很多本《等待果陀》劇本,發給每位成員一本,並辦了一場劇本討論會來討論如何改編劇本。但是張筱葉很快的發現到,讀完劇本之後,不管是監獄的管理階層還是服刑人員並不懂得如何讀劇本,也不理解劇本裡頭的荒誕派語言和非寫實的內容,要如何將其在地化是非常困難的。

另外,當他們在討論改編《等待果陀》時,監獄方也開始籌備一個大型的讀書節閉幕式演出《仁義禮智信》。當時監獄有許多節日活動,包含讀書節、藝術節、體育節、文化節等,每個節日都有一個閉幕式,每個監區都必須產出一個演出節目。在讀書節閉幕式活動,每一個監區需要認領「仁義禮智信」其中一項美德,自己創作出一個短劇。這個狀況導致他們在進行戲劇活動和排練的時候,常常有一半的成員會被動員去排練讀書節的演出,使得戲劇社一直沒有充足的人力參與。且獄方管理層也把較多心力放在閉幕演出活動上,要求他們團隊的專業演員也要以顧問和導演的身份協助服刑人員完成閉幕演出。

第二次嘗試——生命故事劇場

當年10月讀書節閉幕式結束後,張筱葉希望能夠繼續嘗試,她了解到自己的合作夥伴並沒有那麼在意「應用戲劇」和「監獄的戲劇」之間的差異。對這位夥伴來說,他更想以自己曾是監獄的服刑人身份,將演員專業帶到監獄裡頭來。後來,張筱葉主動提議以「生命故事劇場」為主題進行戲劇活動,同年11月張筱葉開始帶領劇社的服刑人員進行活動。但那時又遇到另外一個藝術節的閉幕式活動,監獄裡頭的服刑人員不僅要天天勞動,還要參與排練。最後,「生命故事劇場」仍沒有辦法完成。張筱葉認為,從應用戲劇作為一種干預方法的角度來說,這兩個項目其實沒有成功,甚至有些失敗。

不過,張筱葉也在長時間接觸過程中有了新發現:中國大陸監獄裡的活動其實很多,只是通常不會對外宣傳,只有真的進入到裡頭,與他們展開深度合作才會有所發現。而且,其實中國的監獄裡一直有「監獄戲劇」,而且根據歷史檔案資料,其實遠自70、80年代甚至更早就有演戲等藝文活動傳統。她原先以為自己從英國帶回來了一個「新東西」,其實卻不新。但是,中國監獄既有的監獄戲劇和應用戲劇脈絡底下的監獄戲劇並不相同,他們有自己一套制度化的戲劇活動,這是一開始張筱葉的團隊進入監獄時並不清楚的,是在項目展開後才像從海平面上的冰山,往下一點一點地看見了冰山底下的面貌。

戲劇社活動與監獄內制度化藝文活動時間對照表(簡報圖片來源:張筱葉)

從實踐者轉向研究者:探看監獄裡的制度化藝文活動

後來,張筱葉將更多注意力放在由監獄本身組織的演出。她試圖探討:為什麼中國監獄有這些演出?為何會有這樣的表演傳統?這樣的形式和應用戲劇的差異性是什麼?她明顯地感受到兩者之間的衝突、摩擦和碰撞,因而想要更加理解此制度化演出的內涵。

張筱葉採用了一位犯罪學家Bakken「模範社會控制模式」的社會控制理論來看監獄既有的制度化演出,並以回應「裝飾性正義」(Decorative Justice)理論的方式來分析她們的監獄戲劇實踐。「裝飾性正義」所批判的是,如果從事應用藝術、藝術干預或療癒的工作者,不去了解整個「正義」本身,而只看「藝術」,那是有問題的。當我們在談「監獄戲劇」,「監獄」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而不能只注重藝術本身。

Bakken的「模範社會」(Exemplary Society)指的是,這個社會擅長利用樹立模範的道德和言行,通過宣傳和鼓勵模仿、要求靠近的方式,以追求一個完美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懲罰和規訓的意味在裡頭。張筱葉認為中國大陸,乃至整個亞洲的監獄,相對西方有更加嚴格、對秩序要求高、軍事化的傾向。張筱葉則欲探討「模範敘事」如何和戲劇產生關聯,彼此重構。她認為如果沒有通過故事的講述,就沒辦法樹立模範,模範一定是通過敘事的方式完成,很多文藝作品便承載了講述模範故事的任務,通過傳播、教育產生影響力。以她的觀察,監獄既有的演出文化非常注重模範性敘事的講述,例如「仁義禮智信」、「紅軍長征」的主題演出。

張筱葉為監獄裡的文藝表演進行了三種分類。第一種是全監獄的服刑人員都必須參加的大型演出,主題比較符合「高大上」的主旋律。第二種是中型演出,每個監區都需要參加,但並不會有全監獄規模的觀眾和高層視察,而是監區之間的比賽活動。通過比賽,可以動員大家更積極的參與,且比賽的獎勵也作為一種資源再分配的機制。根據比賽的主題,每一個監區可以自行創作,形式並沒有太多限制(吉他彈唱、短劇、短講皆有)。第三種是最不受規訓的一種類型,範圍限縮在監區內部,形式不拘。

左圖是第一種全監獄的服刑人員都必須參加的大型演出,主題比較符合「高大上」的主旋律。第二種是中型演出,通常以監區之間的比賽形式進行,右圖為某次短劇大賽的主題(簡報圖片來源:張筱葉)

關於第三種類型,張筱葉在監獄田野快結束前曾參與過一次監區內部的春節聯歡活動。他們邀請張筱葉一起參加,在舞台上玩了一些過去張筱葉在戲劇社帶他們玩過的劇場遊戲「我從來沒有」。當時,他們說的話和平時壓抑的狀態非常不同,甚至會調侃自己的主管民警,唱一些流行歌曲等,整個氛圍非常輕鬆愉快。那樣的場景讓張筱葉十分驚艷,讓她想起了過去在英國讀書時學習到的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的狂歡節理論(Carnivalization Theory),那是一種狂歡節式的狀態,在暫時的空間和時間裡,權力關係被倒置甚至打破。但是活動一結束,原本的權力關係又恢復到既有的位置。由此可見,在中國大陸的監獄裡面,戲劇演出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鬆弛有度的。張筱葉認為當中最重要的差異在於誰坐在觀眾席上,有沒有領導(上級)、是哪一級的領導,都會對應到不同的內容審查和獎勵機制。

第三種是服刑人員自發性的活動,左下為模仿中國好聲音的歌唱活動。圖為泉州監獄曾拍攝服刑人員活動紀錄,po上微信公眾號以展示監獄的藝文活動。(簡報圖片來源:張筱葉)
服刑人員自發性的在一次春節聯歡活動上玩起「我從來沒有」的戲劇遊戲,簡報文字為張筱葉當時參與的紀錄(簡報圖片來源:張筱葉)

對於模範敘事的建構和重構,張筱葉從監獄管理階層扮演的角色進行闡述。從監獄管理階層(監獄領導)來說,他們扮演了「戲劇構作」(Dramaturg)的角色,不斷地站在一個高度去思考要傳達的內容。在張筱葉田野期間,每週進到監獄的教育科辦公室,主管都會告訴他這週的新想法。張筱葉發現,主管說的話並不是應用戲劇的思路,應用戲劇關注參與者個體,是人本的;對這位主管來說,在他感興趣的戲劇敘事裡,監獄才是主角,服刑人員不是。在中型或大型的演出裡,服刑人員永遠沒辦法成為主角,呈現他人生中的掙扎,如何應對困難或如何成長。他們一般會被分配到反派角色,並呈現他們如何被監獄改造,從一開始不服從的狀態,經歷了監獄的各種活動而走上了一條改造的道路。對於張筱葉來說,在這樣的腳本裡,作為應用戲劇工作者的他們沒有空間介入,只能提供技術上的支持。

在監獄進行戲劇敘事的組織層面,張筱葉則以「行政動員」方式進行分析。中國監獄是一個垂直、集中的權力關係模式,通過一層層下派任務、頒發獎勵到芳是動員服刑人員參與活動,而非以教育活動的方式招募進行。其實,即使監獄基本上是一個「暴力機構」,但在裡頭並不一定是絕對的服從,民警和服刑人員也可以拒絕參與。他們會願意參與活動,有幾種原因,一是工具性的配合和激勵(Instrumental incentives),像是加分、帳目上的收入、食物臨時的加給,以及社會資本(以服刑人員的語境來說是「免死牌」)。例如,有服刑人員參加某個民警辦的比賽得獎,便可以取得這位民警的賞識和庇護,如果做錯事,其他人也會看在這位民警的面子讓他三分。另一種是享樂性的配合,對於參與的人來說這是難得的機會,因為監獄生活非常枯燥,他在演出時可以站在舞台上、展露自己。從上述的分析來看,民警在監獄慣常表演活動裡有非常多的參與,例如排練、討論想法和劇本撰寫,民警和服刑人員呈現一種相互依賴的狀態。在張筱葉的訪談中也發現到,服刑人員感覺到戲劇活動讓他們更有自主性,因為他們在排練中可以進行一定程度上的創造。在監獄的這種被剝奪的環境裡,他們能夠感覺到自己在做這件事時有一定的掌控和表達能力。雖然從張筱葉的角度來看,這些表達並不是那麼貼近他們的生活,但對他們來說其實也很有意義。這樣的現象呼應了「模範社會」的社會控制過程,服刑人員不需要完全地服從,但卻能有效地被動員起來。

三種監獄內制度化藝文活動的比較說明。(簡報圖片來源:張筱葉)

在中國大陸的監獄裡帶入應用戲劇項目的相關反思

張筱葉認為這兩次的監獄戲劇經驗基本上是圍繞著自己的專業知識,她會在過程中向監獄方介紹應用劇場,雖然他們在理解上可能帶有落差。在她的研究快結束時,副監獄長突然意識到、好奇張筱葉究竟如何進到監獄裡頭來。因為中國大陸是一個注重人情關係的社會,大家都很清楚,很多時候要想做一些有難度的事情,必須要找關係,但張筱葉並沒有靠關係而是以自己的專業進入其中。張筱葉在應用戲劇領域裡是一個實踐者(Practitioner)和協作者(Facilitator);在犯罪學領域,她又同時作為一個實踐者和研究者。這樣的雙重身份實踐,讓當時的她感到有些困惑和糾結,她感覺到自己似乎在哪一種身份上可能都會欠缺,可能會在工作中面臨到兩種身份的拉扯。

張筱葉認為,實踐與突破的關鍵是對自己充滿自信,尤其是在還未有什麼成就時。她一開始尋找進入監獄的途徑時人還在倫敦,頭頂著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的光環,當時有其他做藝術療癒的朋友建議她不要揭露自己有海外留學身份,但她並沒有特別在意,而是坦誠地表明自己,堅信自己做的事情有意義、能夠完成、充滿熱情,並主動地去探尋機會。當時有很多人跟她說「你不可能進到中國監獄裡面做研究」,但她還是去成了。

如何突破「孤立的自主性」

張筱葉發現,他們當時所做的應用戲劇項目,並沒有得到監獄上級的認可,原因在於他們的核心關注並不相同,他們具有一種「孤立自主性」(isolated autonomy)的狀態,在他們的活動空間裡,上級並不會從旁監度和干涉。但是,監獄又是一個沒有上級階層的施力即會寸步難行的地方,不論是時間、空間或人力,如果沒有這些支持便無法成事。當時張筱葉和團隊夥伴在推動《等待果陀》改編和「生命故事劇場」活動時,監獄的管理階層皆沒有直接拒絕,只是消極地應對,漸漸地張筱葉感受到這其實就是一種拒絕的狀態,因為這樣缺乏支持的孤立,導致他們難以在監獄裡推行活動。這個經驗讓她明白,在監獄裡做活動一定要先和監獄方達成基本的共識。

看見自身內外交織的視角

張筱葉認為,不管是監獄、社區或學校等各種單位,都會遇到跟機構之間的關係問題,他認為對機構本身保持一種好奇、開放和理解非常重要,雖然我們的主業是戲劇項目,但需要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內外交織的視角,進到內部合作,不完全是內部的身份,需要對自己的位置不斷進行反思。而這個理解和溝通可能是非常長時間的歷程,在過程中也要注意到自己的身心健康狀態。張筱葉提到,在監獄戲劇實踐的半年期間,她也有幾度在和監獄的教育科長溝通時,感到難以為繼和情緒勞動的問題。當對方在說一些自己不認可的話時,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緒和表情,一方面會很想要說服對方,但又怕自己講了太多,對方從此不願再合作,這樣的過程其實很令人掙扎,張筱葉也是在過程中自己去尋找方法。對她來說,啟發最大的是參與了一次「慾望彩虹」的工作坊,參與了那次工作坊後,對她在田野當中的情緒勞動消耗有很多的幫助。

關於和服刑人員工作,張筱葉認為需要意識到,他們比其他在應用戲劇場域的參與者更容易服從。當你進入到這個場域的時候,服刑人員會去揣摩你跟他的的關係,是不是屬於官方的一部分、你的角色是什麼等。所以他們其實是更容易服從,但張筱葉認為需要去看見他們「配合」底下的他真正需求,在建立關係的過程中,讓彼此能更真實地展露出來。每次張筱葉進行工作坊時,都會遇到一兩個公開拒絕配合或拒絕參加一些活動的服刑人員。這種時候,民警會過來問她要不要換一個人,因為在他們的視角裡會認為,她來做這個計畫應該是為了要順利完成並有好看的成果,因此要盡量找願意配合的人。但是對於張筱葉來說,她格外喜歡挑戰她的人,她覺得這說明了那個人有認真地和她交流,他要展現他自己、要讓張筱葉看到他。在這樣摩擦或說挑釁的過程中,她才能理解更多。

承擔創造性的風險

監獄是一個強大、特殊的權力關係場域,張筱葉認為我們要接受在不同的場域脈絡裡進行應用戲劇活動,是具有其局限性的,不可能跳出他們的日常生活來要求他們。比如,張筱葉幾次會遇到服刑人員表示,他們不想對別人展示一些故事或表演,因為在裡頭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基礎。這時候,她就需要慢慢體會他們的處境是什麼,改善自己的工作設計,給他們更多的信心去面對要呈現的東西。她認為這是作為協作者(Facilitator)都須具備”take creative risk, not personal risk”的意識,建立一個安全的空間。在過程中,需要不斷地去修改自己的計畫,計畫往往會因為監獄官方而需要很多妥協,同時也出於尊重參與者,還有他們的生存環境進行新的改變,這些是每一次都會發生的事情。

關於機構裏的工作人員,又是另外一組關係。對於張筱葉來說獄警是她的「報導人」,也是她的同盟,他們本身也有很多潛力,也非常渴望被看到,希望能夠發展自己的專業性(矯正官)。但是他們受限於自己既有的工作內容,需要處理很多行政上的事務,職業倦怠感比較強,張筱葉進入到監獄裡和獄警的互動和觀察中,發現自己可以把他們當成一個合作夥伴一起去發展項目,因為他們也非常渴望在這方面有所發展。她經常遇到民警來工作坊現場看他們進行活動,甚至跟著一塊做活動,還主動地向他們提各種各樣的建議。

意識到協作者/研究者與社會的關係

身在監獄場域的時候,有時候會忘記自己沉浸在一個非常特殊的背景,但不能忘記監獄中的許多問題其實反映了社會的問題,當我們關注監獄,我們也是在關注這個社會。我們不是為了獵奇,把監獄想像成一種影視劇裡的題材,它就是社會的一部份,並不是一個孤島。張筱葉分享,她在外以「模範演出」分享自己對監獄的觀察時,很多同事或者學生都會很快地聯想到自己的生活,包括自己從小在學校裡面演出的經歷,或者是在公司年會……其實都會有類似的機制。對張筱葉個人來說也是,她不只是對監獄本身感興趣,她其實也是對了解中國這個社會感興趣,她是通過監獄去理解中國,理解當下時代的諸多特徵。

回看協作者/研究者與自己的關係

在監獄戲劇的實踐過程中,張筱葉也會看見自己,挑戰既有的自我認知。她過去在海外生活了將近十年,第一次在監獄做活動的時候,有一位心理學背景、自己也會在監獄帶團體活動的民警,常批評她的一些做法。民警和服刑人員一開始也會覺得她說話很奇怪,因為當時她剛從英國回來,應用戲劇對她來說是在西方語境下了解到的東西,她的話語和用詞多是從英文轉化而來。這促使她反思,如果想要和一些邊緣群體合作的話,要看到、承認並面對自己身上的一些特權,才能夠進一步真正理解對方的需求。例如,當時張筱葉問這些服刑人員:「你們在監獄的要求下做「紅軍」主題的戲劇,那和你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我給你們設計的活動是講你們自己的人生故事,你們是不是會比較喜歡我提出的這種?」他們就說:「張博士,我們更喜歡唱紅歌,我們從小唱到大,我們熟悉啊,你這個東西我都聽不懂,不知道你這個是什麼東西。」張筱葉這才發現,應用戲劇對他們來說太陌生了,這之間似乎存在一種階級審美差異、文化資本的差異。她不會喜歡春晚美學的作品,但是她不能強加她的美學在服刑人員身上,更進一步來說,她要意識到自己到底在做什麼,跟他們的關係又是什麼,而不是自己覺得好、有意義就去做。同時,張筱葉並不認為服刑人員喜歡學習紅歌就代表他們需要紅歌。她可以在理解他們的需求基礎上去挑戰他們,帶給他們新的東西、啟發他們,找到一些新的嘗試。

另外她也認為,作為實踐者,我們需不斷追問自己的底層關懷是什麼,不管是做應用戲劇還是科學研究工作,除了實踐之外,我們要不斷追問自己,「你是不是一直在關注到自己為什麼現在要做這樣的工作?」時代一直在變化,時局也不斷改變,當你重新問自己這個核心問題的時候,你可能會發現,其實應該換一種新的方式工作可能更有效,不一定要一直用同樣的工具和方法來工作。要持續跟不斷變化的環境互動。對張筱葉而言,面對現在的狀況,她不會把重心放在身體立行地去做工作坊,她會做一些更基礎的監獄研究寫作,研究監獄的各種制度邏輯。

戲劇作為一種打通隔離的途徑

在封城期間,張筱葉體會到了不同的生活狀態。她本來朋友多、社交頻率多,生活常常處於十分豐富的狀態。但這次隔離在家,她感受到其實很多上班族過的是非常原子化、孤獨的生活,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精力和資本去擁有豐富多彩的生活。再加上,最近在隔離期間,張筱葉開始看了很多直播影片,她以前不能理解其中的樂趣,但她後來理解到這也是一種陪伴。現在,各個層面意義上的隔離/疏離非常多,藝術有機會可以打破各種各樣的邊界。

從公眾的角度來看,張筱葉認為監獄戲劇還有一種除魅的作用。監獄對很多人來說具有一種神秘感,而當她不斷地向大眾介紹她所做的工作時,她其實便是在做一個除魅的行動。每次她分享自身的實踐經驗和研究觀察後,參與者會發現,監獄裡頭的人和外頭的人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的差異;每個人都可以從戲劇活動裡得到收穫,理解自己並和他人連結。

對張筱葉來說,不需要執著於應用戲劇,也不需要執著於進監獄。能夠進監獄是某種程度上是重要的,其一是「見證」的重要性,有人可以去打通監獄和外在社會的阻隔。但是同時,即使無法進入監獄,還是有很多事情值得去做。例如最近她在做一個新的研究項目,關注那些出獄者在直播上分享監獄的故事。她感覺到這也是一種「線上劇場」,他們在直播裡面像說書一樣地講故事。其中她採訪到幾位做得非常好的,他們在監獄裡面就曾參加文藝活動。

總結:戲劇的本質和作用

張筱葉認為,回到戲劇最本質和樸素的意義上,戲劇有三種重要的作用:第一是療癒性,通過表達被看見,相信自己同時被他人相信、不評判。身處在監獄這樣一個被高度剝奪的狀態,人會產生非常多的負面影響,監獄其實要對這種

監禁帶來的負面影響負責。張筱葉則認為戲劇可以去中和這樣的負面影響,降低監獄化的人格。第二是發展性,回應第一點,療癒並不是指針對病狀的治癒,而是協助一個人找到自己想要發展的方向,協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進行發展。第三則是張筱葉認為應用戲劇比起偏向個體內在療癒戲劇的不同之處,也就是建立連結和社區感。它不僅僅是對內的,還分享我們共同經歷的故事,讓我們互相去認證彼此的經歷,看到我們共同的處境,提供彼此知識和力量。張筱葉認為,這些本質的關懷和作用在任何場域都存在。

講座結束後,台灣幾位曾進入監所進行劇場實踐的工作者,分享了他們各自的實踐經驗和提問反思,與講者張筱葉有一番精彩的對話,在此收錄分享給各位讀者:

曾姓聽眾(劇場工作者):

我是台灣的一位劇場工作者,我剛剛對您提到的關於內外交織還有修飾性正義這件事情有一點感觸,因而有個提問想請教。我在台灣有參與監所改革的一些工作,我是先參與了這個工作,才有機會在台灣跟一些受刑人工作。在過程中我有一個掙扎,我很希望他們在的監所是一個有刺激他們去做一些覺察或意識的一個環境。可是在上課的現場,你會看見一些監所的環境或者是一些作息,會讓他們非常的疲憊甚至充滿著暴躁。所以我一開始在帶課程的時候會想「那我們就讓課程成為一個發洩的管道」但是這件事情一直在發生之後,就會意識到自己的心虛「我們真的就只能做到這樣嗎?」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做一個行動,我先問台灣監獄裡面負責教化工作安排的教誨師,我問他們為什麼安排作息的原因。後來發現沒有效之後,我就轉往跟我參與的監所改革的朋友,他們剛好要跟台灣的監察院的人權委員會開會,他們就把這個意見帶到那邊,後來暫時性的有一個回應。

但是這件事情還是讓我一直在反思,如果我們真的是帶著某種正義,或者是更制度化的觀點進到監所裡面做一線工作的話,你要怎麼調適自己在現場看見的種種不是很人性化的環境?你怎麼跟你內在的衝突跟拉扯去做一個對話?

張筱葉(講者):

你還能夠接觸到系統改革、提出一些建議真的很棒,很羡慕。我覺得首先是看見、承認。因為我後面跟服刑人員越來越熟了以後,有的時候民警沒有盯我們盯得那麼緊,所以有時候我跟他們聊天旁邊也沒有人看,我們就會私聊。比如說剛才我講到監獄裡面有心理健康中心,有心理諮詢服務,但他們其實跟我說,他報了好多個月都沒有輪到他,不知道是怎麼樣。

這讓我看到這個中心具體的運行可能並沒有看上去這麼好。或者說他們想要借書,但是其實也借不到什麼好書等等,講到一些這個情況的時候,就是要聽到他們。我不可能24小時在那裡觀察他們實際的生活狀態,有的時候他們會帶著情緒來工作坊,很明顯他是因為他的日常的其他的一些事情,監所的一些事情讓他狀態的非常的差,你要接納他的狀態,我覺得是第一個可以做到的。你雖然不能跟他們完全感同身受,但是你看到了他們的一些suffering,我覺得已經是很好的了,如果能夠提建議,有這樣渠道的當然是非常了不起,我真的很羨慕,當然我也會試圖做一些這樣的政策建議。裝飾性正義是說很多時候做這種慈善項目的都是中產白人女性,意思就是說是某種階級的人,那我覺得像我們兩個這種已經有意識,對這個制度本身的公平性有意識,我覺得會讓我們做出來的活動不一樣。很多人可能都沒有這個意識,我覺得有這個意識、有這個反思,還有這個關懷,本身就已經是很好的,在這之後如何把這些關懷融入到我們的工作中,可能真的是要case by case,我可能沒有一個通用的方法去回應它。

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怎麼樣,我每次進監獄,我感覺我跟犯人差異也不是很大,因為你能掌控的東西是非常少的,包括做研究也是,去監獄研究基本上你沒有辦法寫一個計畫書、去那裡就做完成了。大部分的時候,你能做什麼都是監獄決定的,這就是一個現實,你只能在這個現實之上隨機應變。

李姓聽眾(劇場工作者):

我也是一個劇場工作者,剛剛淑雅有介紹的差事劇團,我們也在台灣不同的監獄裡面工作,我自己個人是在彰化未成年的少女監獄裡面。我想要問的也是有一點延續剛才靖雯提到的,在很多地方監獄其實就不是一個很人性化的地方,就我這邊的經驗,差事劇團是跟台灣好基金會合作,基金會除了提供經費之外,我覺得它扮演著一個很大的角色,在於他是一個遊說團體,對臺灣的青年教育有關注的政治人物,再透過這個政治人物跟臺灣矯正署、教育部的機構做協調工作。因此我們才會有機會進入到這樣的一個場域裡面去做實踐工作。當然我們也會面對到很多不是很人性化的事情,甚至演出劇本也會被審查。

差事劇團的角度是,既然他已經開了這展大門讓我們進去,我們如何去證明藝術干預可以有別於監獄裡非人性化的教化或監禁的方式,可以達到你前面說的那三樣:療癒、個人發展和社區連結這件事情。最後我們是透過一個大小不同的一個戲劇展演,把這些長官們拉進來做一個呈現。所有的過程就是一個遊說的行動,差事劇團做的是第一線的實踐工作,通過舉辦演出等於是提出一個可能的例子,而台灣好基金會則扮演遊說角色,趁這些長官來觀賞演出的時候做進一步的遊說,讓這個計劃可以繼續。

我覺得監獄劇場真的是很不容易,想請問你在中國是不是還有可能去聯繫到中國對這方面有興趣的NGO,他們是可以扮演類似這樣的角色嗎?

張筱葉(講者):

你們的經驗比我更豐富,但就是作為一種交流吧,特別的好。像大陸這邊的話,首先你要做出一個東西,你剛剛說的這種良性循環我懂,而且的確非常的好,這個政策決策者他要看到你的提議是怎麼樣去實踐出來的。我之前還沒有機會去完成一個比較成熟,對我來說比較理想的一個呈現,所以暫時還沒有這樣的機會。

在大陸的話,很多政策是可以由地方制定的,國家它會有一個大概的政策,但是每個地方可以制定地方政策。所以說地方監獄局的領導如果能夠看到一些我們做的比較完整的呈現,我想會有類似的效果,哪怕中間沒有社會組織的參與。因為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不一樣,和你說的遊說不同,關於影響政策的話,我們也是有的,比如說有內參,像我作為學者可以寫一些內部參考、意見,或者是諮詢決策報告、智庫,可能比較不會是從NGO這樣的方式去溝通,可能是換一種方式。

劉姓聽眾(劇場工作者):

筱葉老師好,滿佩服你的!超級有自信又單槍匹馬地進入監獄場域~我自己也接觸過監獄育有一段時間,也一直很有興趣,曾經帶過男監戲劇活動:我們以身體關節部位的方式連結,談關於生命與身體的連結。之前也進入監獄拍過受刑人相關的故事,強化教化的部分~但都是偏向專案形式、短期操作的做法,未來其實也滿想嘗試長時間的規劃,有沒有比較推薦的實際做法或課程的安排?因為您剛說您會建議先做基礎的研究,再以藝術干預涉入。我也曾經跟服役後已經回到社會上,繼續工作的更生姐妹們一起工作(他們皆是販毒、吸毒的姐妹),我們一起探究吸毒後產生的內在與外在變化,不過我一直覺得自己所能經歷仍不足,導致在實踐上會有些疏離感,我們的語彙也會有所設限,但還好他們的領悟力很高,我們完成的一齣快閃宣導反毒劇很成功,想提問,有沒有推薦的書目或是有更精進、扎實的實作分享呢?謝謝~

張筱葉(講者):

從這個應用戲劇的工作方法來說,因為我實踐的時間其實是比較短的,可能很多聽眾比我在應用戲劇Fascilitation的實踐上比我要多,我只能簡單地推薦兩個我感覺做過比較有潛力的。一個是論壇劇場,我覺得論壇劇場真的是非常的適合,因為它是比較結構性的,結構給人安全感,如果你希望鼓勵他們去做一些展演,在一小群觀眾面前表達,需要給予他們自信,論壇劇場適合分享大家類似的故事,可以面向更多的人。如果是一人一故事比較看個體,安全感比較難建立,可能要很長的時間。另外一個是我很想做的是改編經典的劇本,找到合適的隱喻,用合適的經典故事、人物或意象來映照他們的現實。像是美國的「莎士比亞在監獄」(shakespeare behind bars)劇團,他們帶著服刑人員一起改編莎士比亞的劇本,裡頭有一些經歷、情感和抉擇能夠和服刑人員共鳴,能夠讓他們不是直接討論各自的犯罪問題,而是通過故事裡的人物去討論;又能夠保證這些故事是貼合它們的。我自己很想用《西遊記》或者香港的「古惑仔」作為素材,你們知道大陸有多少人因為古惑仔犯罪嗎?太多了(笑)我這幾年採訪的男性罪犯裡面,基本上青少年時候開始越軌都是看了「古惑仔」。「古惑仔」和西遊記裡的孫悟空都經常會出現在監獄裡他們自己的討論裡。

關於推薦書目,我覺得要看你自己在跟他們的工作中發現哪些議題,找到一些概念,通過這些概念再去搜集相關領域的書籍。最主要的是抓住自己想做什麼的核心概念是什麼,多多看不同領域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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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參考資料:張筱葉於《一席》平台上分享自身的監獄戲劇實踐經驗。
文字彙整:蘇品瑄/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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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
從意識到行動:應用劇場跨域交流

社區/社群戲劇工作坊和互動式演出(論壇劇場、教習劇場)是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踩在這塊泥土裡的兩隻腳,一步一步紮實地與民眾同行、對話及行動,兩者無一不在實踐劇場與社會的連結、開展各種社會性參與及對話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