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封筆之作《鹿鼎記》，歷來備受讚譽，或曰逆傳統武俠風格，或說反民族中心主義。不少學者皆指出，韋小寳的靈活變通，深明執生之道，實乃「香港仔」的象徵，因而深受港人歡迎。
沿此說觀，周星馳主演韋小寳，符合角色性格，又是香港人百變搞鬼的典範，實是不二人選。王晶執導，蕭若元監製的1992年《鹿鼎記》電影，雖情節與原著甚遠，轉化書中精要神韻，反而被許多人認為最貼近小說。除此之外，對「香港仔」的想像，亦有更為深化詮釋。
看改編電影，若事事跟隨原著實事，未免乏味。改編精彩之處，往往在其相異之處，細看電影如何別出心裁，卻不致面目全非，最見功力。
韋小寳出場，本是小孩，因應時間關係，電影登場已為成人，更勇救反清英雄陳近南。那幕石灰粉撒眼，小說之中，乃中後段情節。諸如此類的重要致敬，時序更動，觀者不覺突兀。
《鹿鼎記》本具喜劇元素，無厘頭得妙，令人爆笑。像揸波龍抓手，吳孟達和周星馳的對手戲；如我愛一碌葛，與韋小寳原著喜好用藥相合。至於死纏爛打阿珂，皇帝偷桃，皆脫胎於小說，並非憑空創作。
韋小寳為何「香港」？皆因遊走多重身分，既是天地會青木堂堂主，又為朝廷命官；親手剷除鰲拜的英雄，亦作神龍教中人。這種身分流動，灰色空間求存，謀取各方利益，是許多人以往對香港的文化想像。
周星馳的演繹，更強調韋小寳那種看破「語言偽術」。Hea叫反清復明的口號，沒有家仇國恨。神龍教誤信吳三桂，一切都出於利益盤算。英雄的虛妄，民族大義的愚昧，一一戲謔解構。
「所以反清復明只不過是一個口號。跟阿彌陀佛其實是一樣的。清朝一直欺壓我們漢人，搶走了我們的銀兩跟女人，所以我們要反清。」
《鹿鼎記》的趣味，乃藉由韋小寳之眼，發見朝廷、天地會、神龍教、吳三桂等，無非是各憑自身利益出發，並無絕對的公義和正確。各方勢力權力之間，韋小寳看似被操縱，偏能無賴式扮豬食老虎，名利雙收。
周星馳一隻腳板刻清明二字，另一留空成了伏筆。他受指控時展出雙腳，不是反清復明，而作清明重陽，好笑之外，反將假皇后一軍，也說明了身分流動的可能，視清明二字為工具，令神尼收周星馳為弟子。
那有什麼比起利益更重要？是實在的情義。韋小寳對康熙的友誼，對陳近南的師徒之情，還有一家大細，林青霞、李嘉欣、邱淑貞等老婆。這些感情，是韋小寳真正的底線，甘願放棄名利的依歸。
今人批判金庸政治正確，韋小寳或是其生命寫照。現實效益主導，有其底線，絕非草莽豪傑，拋頭顱灑熱血。電影改編，更是把此點推得更為「安全」。周星馳說，不論誰當皇帝，只要是好皇帝，國泰民安就夠了。
時代不同，刑求前人並無好處，不如先反求諸己。所謂昔人的香港想像，如黃霑主題曲〈開心做齣戲〉。假若連戲臺都被強拆，國不泰，民不安，韋小寳這齣戲，無法再演下去了，回不了頭。
1992年的周星馳，九七前的香港，俱遠去。《鹿鼎記》最佳改編電影，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灰色的文化想像，因緣際會譜成香港絕唱。
「我哋做人最不羈一切像遊戲／笑住做人最不羈一切像嬉戲／醒醉之間發顛發夢假假真真都不過一齣戲／醒醉之間發顛發夢假假真真開心去演齣戲」 — — 黃霑〈開心做齣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