撐TSA校長實為私利
近日教育局宣佈恢復小三的TSA考試，由過往全部學生應考改為抽一成學生應考。本來這對家長而言是可以接受的方案，但教育局卻又留了一條尾巴，容許學校「自願」要求全級應考。（註1）
這條尾巴很奇怪。這個TSA的唯一目的，應該是滿足教育局，讓它了解所謂學生的能力，抽樣是具成本效益的方法，甚至應該推廣至小六和中三的TSA。但為什麼准許學校要求全級應考呢？
教育局被既得利益者刧持
或許經濟學內的公共選擇學派所說的 capture theory of regulation可以用來解釋這種情況：簡單而言，這個理論是指，為公眾利益而成立的監管機構，往往會被被監管機構反制。因為受監管機構會集中其資源影響公共政策的結果，但受影響的公眾或基於影響有限，不會花精力遊說監管機構。於是這些監管機構受到受監管機構的壓力，制訂政策往往會優先考慮被監管機構的利益而不是社會整體的利益。（註2）
TSA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對於教育局的官僚而言，反對TSA的家長不成氣候，因為學生年年升班，只要自己的子女不用考TSA，家長投入的程度便大減。但支持復考的辦學團體、書商等，會不斷找教育局麻煩，因此，教育局在制訂政策時，容易捨難取易，不理家長反對而復考TSA。
部份校長撐復考及自願應試實為私利
在眾多群體中，最令筆者覺得意外的，是居然有校長不單支持復考TSA，更將TSA說得天上有地下無。在筆者的觀感而言，TSA令學生狂操練老師工作量大增，做校長的，沒有理由不明白。為什麼校長不是反對復考，讓學校不用操練有空間做更多有意義的教學，還主動「自願」全級考試呢？
教聯會的理事香島中學的鄧飛校長，指TSA有助校長了解「教學情況」；天水圍靈愛小學的孔偉成校長則指，TSA的評估報告使學校更能針對學生的弱點增強教學（註3）。筆者實在無法明白這些bullshit的邏輯。
老師每天上堂都與學生直接溝通，又有功課測驗考試，校長也可以觀課，都沒有辦法了解「教學情況」和「學生的弱點」，而要靠一個明顯過深、到三年級才考的TSA才做得到？如果學校日常所做的，連最基本的了解學生弱點都做不做，那些功課考試測驗算是白做了。還有，那麼這些校長平日是做什麼的呢？他們沒有觀課、沒有抽看學生的功課、沒有了解老師教學的成效、又沒有督促老師要「針對學生的弱點增強教學」嗎？那他們的人工是白𢭃了。好了，如果他們的講法成立，TSA的用處龐大無比，只有TSA的考試結果才可以讓校長了解「教學情況」和「針對學生的弱點」，那麼，學校豈不是完全不知小一、二、四、五年級學生的「教學情況」和「學生的弱點」？再退一步而言，如果校長認為TSA的試卷設計優秀，對了解學生的進度很有幫助，也不需要將全級學生送上試場，只要在試後，向考試局取得試卷全級做一次由老師批改便可以，等同多一次測驗而已，為什麼有校長要堅持全級應考呢？
心水清的讀者都看得出，這兩位校長都沒有講出真正撐復考的原因。我不相信他們認為校長不知道其學校的「教學情況」和「學生的弱點」，也不相信他們真的認為純粹是試卷設計得很完善有助學校了解學生的情況。為什麼有些校長支持考TSA？他們只是不知道其它學校的情況，想透過TSA得知學校在全港的水準如何。為何校長有閒情和熱心去管別人的事？因為官僚在決策時，並不一定以公眾利益為依歸，也會考慮個人利益，甚或將個人利益置於公眾利益之前（註4）。
校長在決定是否支持TSA時，其角色也與官僚接近。理論上，校長在決定應否支持復考TSA及其細節時，應該以學生的利益為依歸，不應該增加學生無謂的操練，因為他們的責任是教育學生。筆者相信香港仍然有很多以學生為先的教育工作者，可是，什麼算是「學生的利益」其實沒有劃一的標準。一些人例如候泰傑先生，可能認為不停「操練」學生才是對學生好（註5），另一些人可能比較主張「快樂學習」。可是，校長的「成績表」不以學生快樂與否為標準。在香港，小學校長先要確保能收到足夠學生，否則學校要削減資源他也要減人工甚至失業。下一步則是谷起學校聲譽吸引優秀學生入讀，增加畢業生獲派名校的機會，因為這樣能進一步吸引更多優秀學生報讀，良性循環從此而生。如果做得出色，校長甚至可能被更出名的學生獵頭，個人聲譽更盛。
於是，一切有利宣傳學校的指標對校長而言都是好東西，越多越好。取得TSA的成績，對校長個人而言沒有什麼成本，但若獲得較其它競爭者為佳的好成績，學校則可以用來營造學校比對手為佳的形象，對校長自身的利益，是無本生利之器。撐TSA會不會嚇怕家長從而不選擇這些學校？以香港小一主要由派位分配學生，這種市場機制運作得不夠好，家長難以懲罰學校。因此對一些將個人利益置於學生利益之上的校長而言，說不定想每個年級的學生都考TSA！
大家都知道，香港教育制度下所教授的「知識」，有用的本來就很少。各種各樣的考試，得出的所謂學生能力，其實都是瞎子摸象。筆者就見過不少履歷靚爆但無腦得很的精英及專業人士。TSA以超乎正常小三學生的能力的試題，去考核學生的能力，更是毫無意義，但操練帶來的害處卻是立竿見影，令學生盡早討厭上學，對學生毫無好處。力撐TSA的校長，對學生的壓力和傷害視而不見，肯定不是愛學生的好校長。
教育局要學校自願獻身
教育局這條尾巴，是非常陰濕的設計：容許學校「自願」應考，有兩個群體會有極大誘因參加：擁有多間小學的辦學團體，會希望取得各學校的報告，從而輕鬆比較各校的「辦學成績」，對它們的行政人員而言，是方便和零成本的服務，省卻他們自身的時間。二是爭上位的學校或校長。這些學校或校長，有誘因透過這些數據去吸引更多優質學生入讀。如果初期大部份學校不應考，這些谷上位的學校，在狂加操練下要取得比平均成績為佳的成績不難，這些資料便可以用作宣傳學校了。當部份學校開始全級應考，與這些學校實力接近的競爭對手，在競爭壓力下也需要加入戰團，而這個戰團會越滾越大，最終令大部份學校「自願」應考。由於這是學校「自願」加入，教育局完全置身事外。
不要以為這些資料不能用作宣傳便杜絕問題，郭伯偉在四十年代便明白香港人如何善於繞過規則（註6）。舉例來說，若在家長會上有人提問學校TSA的成績，學校回答事實，到底是「宣傳」，還是「增加透明度」呢？若有家長將片段放在互聯網又如何呢？一句「不能用作宣傳」不能杜絕宣傳。
政府不願停考小三TSA令考評局虧損更嚴重
另一個令政府有誘因維持TSA的原因，是取消考試對考評局不利。TSA是該局其中一個主要收入來源：以2015年為例，該局因舉辦TSA獲收入超過八千萬元，佔該局收入約18%。到了2016年因為小三TSA暫時停考，TSA的收入大跌二千多萬元至約五千九百萬元，只佔該局收入約14%。若TSA的規模縮減，考評局的赤字會擴大，可能需要裁員，也是一個政治問題。考評局和政府當然不想政府取消小三TSA吧。（註7）
註
- 《小三BCA「回魂」 學校可全級應考 家長憂子女被迫操練 促公開參與名單》
- 參考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gulatory_capture。舉個例子，地鐵加價單程加兩毫與三毫，對很多市民而言微不足道，即使不滿，所涉及的金錢也不值他們花時間爭取。但對地鐵公司而言，所涉及的利潤差異很大，於是公司會用很多資源影響監管機構，例如公關宣傳，甚或以法律行動威脅監管機構。在監管機構而言，公眾利益變得不重要，其決策會逐步傾向被監管的機構。
- 《【TSA回歸】小學校長孔偉成：反對的人「唔好阻住」希望考的學校》
- 經濟學家同意，有時市場會失效（market failure），而政府介入或許有助糾正這些問題。但是，政府介入是否能達到目的？經濟學家在比較市場機制與政府介入的效果時，往往假設政府介入時，其目的是要促使社會獲得最大利益（social welfare maximization）。然而，什麼算是對社會最佳的決策也有不同的演繹，一種演繹方法是以整體的利益為基礎，另一種演釋則要顧及各社會成員間公平分配資源。再者，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政府是由官僚組成，官僚在決策時，也會考慮自身的利益，例如誇大服務需求爭取資源，從而增加自己的權力。因此政府介入未必能達到令社會獲最大利益的目標。
- 《BCA容學校申請全級應考 家長憂存操練誘因 侯傑泰：操練可能是好事》
- 四十年代尾，由於物資短缺，政府禁止出口玻璃。玻璃樽商人於是出口玻璃樽作回收試圖繞過這禁令。政府隨即禁止出口玻璃樽，商人於是將玻璃樽打碎，因為禁令不包括爛玻璃樽。當政府禁止出口爛玻璃樽，商人改為將玻璃樽載滿顏色液體指為染料。於是禁令又包括「啤酒樽載有啤酒以外的東西」。其後政府發現商人在大型畫框內鑲有五至六塊玻璃走私。（Architect of Prosperity — Sir John Cowperthwaite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第59頁）
- 考評局2016年財務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