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結痂週記：八仙事件 他們的生命經驗，我們不該遺忘》一書後記，作為個人對此事件的回顧，以及對追蹤報導與後續出版的觀察與體悟，也請各位購買支持。
新聞報導災難，甚至媒體有時也會帶來災難。當災難新聞隨著報導周期拉長，不論是題材貧乏，或閱聽眾在感受災難後逐漸回到日常，這些周而復始的潮起潮落相信我們都不陌生。而災難新聞在某種程度上則難以避免將事件予以數字化，如四九九是總傷亡人數，又如六二七是那個驚心動魄的夜晚，但這些數字中，有個日子我至今記憶猶新。
二〇一六年七月一日，那日是願景青年工作室完成「八個人的八仙」，即八仙事件追蹤報導階段性任務的一天，之後該團隊正式由報導者的身分退出。在前幾日的六月二十七日，是八仙粉塵燃燒事件一周年，聯合報系願景青年工作室透過八名傷友長達六個月的貼身採訪，並至英國與荷蘭向當地的災害管理經驗取經 — — 尤其是荷蘭於二〇〇〇年發生的福倫丹大火，造成兩百多名年輕人死傷的歷史。
同時，報導團隊也從多媒體的敘事呈現，試著在不同載具、以不同方式將這場臺灣史上最震撼的公安事故傳遞給更多國人了解，被火紋身的生命如何從死亡幽谷中被搶救回此岸，而孱弱的生命則面臨哪些生命的難關，當他在生死兩側迴盪，他面對了哪些生命的抉擇 — — 這些決定不是生與死的課題，而是當你決定活下來後，該如何面對眼前那不敢想像的未來？
儘管眼前依舊充滿險惡，生命的韌性終究將戰贏災難，在與八仙傷友互動的經驗中，即便每個人的生命經驗難以概括，但多有一套自己的求生法則。他們不約而同的告訴我：「不是我多勇敢，不是我多樂觀，不是我多想活，不是我有多偉大，而是生命就是自然的把我往前推，而我因此來到這裡。」
或許聽起來不易想像，也或許與苦難勵志的敘事文本有些落差，面對厄運降臨，我常認為那樣的經歷旁人往往難以「同理」，若我們能承認旁觀他人之痛苦不消說為一種天性的話，只願這樣的「旁觀」可帶來多一些的感同身受，且試著理解不同生命之複雜，認識這場意外絕非僅是「愛玩」，也並非只是傷友自己的責任而已。
在臺灣過去的社會氛圍與教育傾向中──至少在我這一輩──甚少認識到何為「風險」，什麼又是「風險意識」，即便社會新聞中偶見公共場所的意外事故，坦白說我也會在心中興起「我應該不會這麼倒霉」的念頭，於是九十秒的報導結束，我也撇過頭去，繼續過自己的生活，直到下一則公安報導重回輿論浪潮。
面對由蒼白與陌生澆灌而出的惡荒土地，《結痂週記》在八個傷友的「結痂」歷程以外，另外由幾位國內災害管理與應變的學者與一線工作者，撰文介紹相關的理論與實務工作，《結痂週記》逐漸癒合的除了身上層層的厚疤，我們也必須讓風險所可能導致的危害結痂；唯有透過正確的認識，深入的明瞭與採取正確的管理手段，臺灣社會才有機會正確的面對風險、處理風險，而非因害怕擔憂而採禁制手段，以為禁絕了特定活動就此便可不再發生，並讓風險成為不可言說的敏感詞，由運氣主宰你的人生，這不是面對風險的正確態度。
因應本書出版，我重讀《結痂週記》中這八名接受半年貼身採訪的八仙傷友的火後故事，隨著記者的報導，八名傷友的個性與面臨的處境相異其趣，如簡苑玲急公好義的個人特質，讓她縱然身上有七十五％的燒傷，在傷後卻又忍著痛楚與不便號召並成立了八仙傷友的臉書社團，以傷友支持團體的方式，讓這群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因意外事件成為彼此分享傷後心情與交流復健訊息的朋友。此外，《結痂週記》的追蹤報導得以完成進而出版，是藉由簡苑玲的網絡一一聯繫、詢問而成。而她令人印象深刻的另一特質，我想就是將傷痛幽默化的本事，甚至達至「地獄梗」的境界了。
又如楊芷凌的「快節奏」感，正如她所述，她在傷前是個動作「咻咻咻」的時下年輕人，但八仙事件讓她被迫慢下腳步、重新端詳這個事件，而她在校閱書稿時所呈現的態度更是一絲不苟，所展現出的精準態度令人敬佩；陳依欣，我還記得當年我們唯一碰過一面是在花蓮慈濟醫院，當時與依欣與她的父親有次深刻的談話，所稱深刻不見得是充滿見地，而是我看到一位父親為全身七十％燒傷、來回數十次大小手術的女兒所付出的一切，是可以如何的不求代價，那一句「把女兒當一歲，我二十五歲」的誓言是如何流露真心，為人父親者，莫過於此。
說到父親，八名傷友的母親的形象同樣堅毅與自信。記得第一次與張承騏通電話，他在電話另一端淒厲喊叫 — — 他的母親正在為他換藥。而在八仙事件後的倡議與陳情行動中，承騏的母親明快與堅決的形象深植人心；全身八十五％燒傷的林祺育的媽媽，則是在一次次回憶起當晚情景時，那份心急如焚的心情如何讓她潸然落淚，又在面對外人詢問祺育拿了多少賠償時的妙語如珠，令人切實明白為何林媽媽時常將那句「為母則強」掛在嘴邊。
此外，鄭伃均一家人的緊密情感 — — 尤其是哥哥照顧伃均的情景 — — 描繪出家人彼此扶持、共同照應的家庭風景；善於以繪畫詮釋心情的羅雁婷，與家人的互動則在事件後更親近，雁婷回首三年前發生的一切，認為八仙事件讓她更成熟，也學會以不同角度看待；最後，「跆拳少年」詹閎鈞雖然因這場意外恐怕無緣國手夢，但面對災後人生，「很撐」的閎鈞常以那份自認「幸運」的樂觀做為自我調適，或許這是運動員身分給他的訓練：面對當下的挫折，多想也沒用，不如認真準備下一場比賽。
如同每一起苦難中總會看到綻放人性光亮的一面，在《結痂週記》前期規畫時，有位最後未列入報導的傷友的小故事，容我用一點篇幅介紹。
當時在尋找願意受訪的八位傷友之際，聯繫上這位傷友，同樣有著嚴重燒傷，也有意願發聲，但在幾回聯繫後，他主動表示希望把受訪機會讓給其他比他還嚴重的朋友，因為他們更需要被關注，再三堅持後便退出追蹤報導計畫的名單。之後，我們也順利找到其他傷友，然而這個故事如熱鐵般深烙在我記憶深處 — — 縱然在此刻，這群傷友不忘相互支持與陪伴，即使同為重傷之人，仍希望把資源讓給其他更有需要的人。有如事發當晚，在一片混亂中依然有負傷者讓出水源給其他傷友澆灌，在魆黑的緊急時刻，總是這股無私的光芒照亮眼前的混沌，讓我們繼續前行。
「永遠不要把他們想得太脆弱，也永遠不要把他們想得太堅強。在進與退之間保持敏感與彈性，真正聆聽他說的、體會他想的，而非企圖從對方身上找自己所認為的答案。」
這是我對《結痂週記》的體悟，也期待你的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