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的青春期:叛逆是種選擇與堅持
「成人的青春期」是我自己發明的一個詞彙,是我試圖理解自己何以從一個媽媽眼中乖巧聽話的女兒變成一個逆女時所形成的概念。
如果說青春期是以15歲為基準,正負3年,也就是12~18歲,生理和心理都產生巨大變化、渴望被了解又覺得大人什麼都不懂的叛逆乖張時期,在我的定義下,「成人的青春期」大概就是30歲左右,正負3年,27~33歲,一個生理沒什麼太大變化,但家庭、社會顧不得妳是不是夠成熟、夠了解自己都巴著你趕緊找個人成家的時期。
一個女人對年齡的恐懼大約在這時期達到鋒值,當家庭和社會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訴妳:「過了這段時期,身為女人,生理上的賞味期也就過了。」不管這種觀念的呈現是柔性的關懷還是明目張膽的威嚇,在長期的洗腦下,妳沒有理由不害怕、不緊張,深怕自己過了這所謂的「最終的適婚年齡」就成了蝶也愁的明日黃花,只能黯然獨自凋謝。
如果妳順著這個集體意識的潮流走,縱使有恐懼,也是整個家庭和社會陪著妳一起恐懼。集體的害怕並不構成衝突,妳們會一起擔憂,一起尋求解決的方法,就算過程中偶有意見不合,整體的目標方向仍是不變的。如果以物化的方式打個比方,目標就是:在賞味期過了之前把商品推銷出去。過期的庫存價值銳減,且終將成為垃圾。
我想,身為一個母親可能有一種天職,再怎麼不濟也不能眼睜睜的看著女兒從一朵鮮花變成垃圾,這無疑是母親的失職。親戚、朋友、社會會怎麼樣看待一個失職的母親?這其中的恐懼恐怕不比害怕過了賞味期會逕自腐壞的女兒少。她必需要努力,才對得起身為母親的天職還有社會和家庭加諸在她身上的責任。
我算是個早熟懂事的小孩,小時候除了偶而忘了帶課本、用品會打電話向我媽求救外,大部分的時候我都是挺自立自強的。「養小孩有什麼難的,給他吃、給他住,他自己會長大」,這是年少時的我給我媽的錯覺。未成年的我在青春期並沒有和母親有太大的衝突,我們因為有相同的目標(念好書、考上理想的學校)而懷著相同的恐懼(無法名列前茅、上不了理想的學校)。縱使有升學的壓力,但我知道總是會有人在背後支持我,做我在堅強的後盾。
那時的生活很單純,就學校、家裡、每星期兩三個晚上固定去個補習班。小時後土得不得了,帶個大大的膠框眼鏡或正經八百的金屬框,一臉就是個書呆子樣,閉塞得很,唯一收過的情書是高一閨蜜們在我生日時的惡作劇。三年的高中女校生活,我完全不認識任何校外的男生,國中、國小的那些男同學們升上高中後也完全沒有往來。這樣的二八年華,完全就是一個乖女兒、好學生的模範,完全符合學生的本份就是好好念書,不需要標新立異,也不需要談情說愛的家庭/社會期待。
這樣一個乖巧、不費心力就會「自己長大」、課業表現又端得出檯面的小孩,誰會料到她的青春期會在成年後十年才爆發,又兇、又猛,又伶牙俐齒,和十幾歲青少年恣意撒潑不同的是,成年人的生活過了十年,累積了一點人生歷練的她已經知道怎麼說才會正中要害、戳到痛處。
18歲到28歲這十年間變複雜的人是我。時序進入21世紀,我的媽媽還是那個生活在上世紀的台灣單純傳統南部婦人,而我已經從南部北上,接著從台北往東又往西各自在兩個半球獨自闖蕩了一段時日又回台灣,經歷過比華人文化更開放的西方文化和更保守的中東文化。
在不同文化的衝擊、洗禮與拉扯下,我已逐漸形成自己的世界觀,我對自己的認識已有基本的雛形,然而那個形狀已經完全無法塞進傳統台灣家庭與社會的制式框架。我不再屬於任何單一的文化與價值觀,任何要把我塑造成某種制式模型的舉動都會令我反感,而我也不願意妥協。
於是,雖然回來台灣好幾年了,我的對人生的態度卻離台灣主流價值觀越來越遠,越來越樂於當個社會邊緣人,也越來越習慣向內(自己)尋求解答;從眾或必需向外(他人)證明的出類拔萃對我越來越沒有吸引力,生活也因此過得益發任性與自由。
我離開台灣的時間並不長,也說不上被其他的文化同化,把我放在其他文化裡,我依然是格格不入,或許就是因為這種對外格格不入的經驗,讓我索性最小化與外界的接觸,轉而花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向內探索自己、順著自己的天性和心意發展、理直氣壯的接受自己,不再在乎自己是不是和別人不一樣。
「最小化與外界的接觸」並非排斥所有外在的影響而故步自封,而是刻意阻絕外在過多的干擾,把注意力放在好好的生活上,不必過度用力地討好與我生命連結度很小的過客,劃定界線、保持適當的距離,也有助於對相異的觀念和文化保持彈性和開放的心態,包容異己不只是對他人的尊重,也是定位自己重要的一環。
一旦與外界的界線太模糊或距離太靠近,各種異人異言便能輕而易舉的侵門踏戶,下場大概不是被逼得順應強勢的主流觀點,就是不得不建立起防禦性的堡壘,固守自己所謂的真理。前者失了自己,害怕自己和別人不一樣;後者失了世界,容不得別人和自己不一樣。
不再害怕和別人不一樣是因為知道自己有其他選擇,知道世界不是只有從小大人對妳描述的那個樣貌,知道自己即使脫離了「常軌」,也有能力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方隅,知道自己值得更好的對待或生活方式。只有當自己過得好了,才有辦法比較客觀的看待他人的幸福,即使那種幸福和你熟悉的不一樣。
我和媽媽的目標不再一樣了,因此我們害怕的事物不再相同。「趨吉避凶」乃萬物生存法則,只是什麼是吉,什麼是凶,並非絕對,而是會隨著一個人所處的環境與所擁有的能力而改變。
我不再相信女人有所謂的賞味期,越是成熟的女人,越是芬芳,眉宇間的那股自信是脂粉調配不出來的,那種女人我見過,多半是在愛情或婚姻裡重重跌了一跤又重新站起來的女人,然後她們學會了華麗的轉身,不論這一轉是重新回到愛情、婚姻或者是單身。
上世紀女人那種找個條件好的人家、下輩子有所依靠的好命範本在我看來有如童話故事,人人都聽說過「從此幸福快樂」,卻誰也不敢大聲的說自己家的書櫥只有童話故事沒有那本難念的經。事實上,現實生活裡所有不得不的依靠最終都會成為無法轉身的束縛,不得不的人就這樣被困住了,困在塔裡走不出來,只好捧著那本經催眠自己是在清修。
只有當一個人知道自己還有其他選擇時,他/她才能拉自己一把,重新闢出一條活路,然後華麗的轉身,這一轉是90度、180度還是360度就各憑選擇與力道。
我成人式青春期的叛逆是在認知相異、觀點對立下被激發出來的。我明明知道人生選擇千百種,我有能力選擇我想要過的生活,也有能力撐得起自己,卻要不停的被灌輸「正道」只有一條,即使不百分之百依靠男人,也一定得找一個男人互相扶持,而且一定要現在、趁早、現在!
「互相扶持」做為一個選項我是沒有異議的,但「現在、趁早、現在」透露出來的恐懼被包裝成關心加諸在我身上時,衝突和防衛性的不滿漸漸成為我和我媽相處的常態,一種累人的常態,欲加之「懼」,何患無詞。頭幾年我總是耐著性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解釋,希望自己能清楚的解釋,她能寬心的明白。但幾年後我們還是就著同樣的問題在鬼打牆,繞著無限的迴圈。
當我漸漸對這種相處模式感到疲累、甚至生病後,我才發現我不應該再把我媽對結婚生子的執著攬在自己身上,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功課,她的執著、她的恐懼是她的功課,我要把她的功課還給她,才能好好的專住在自己人生的功課上。
二十一世紀就是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紀,資訊的流動是大量又快速的,變是常態、未知和不確定感是變的副產物,就連感情也是說變就變,婚姻更非終結孤單的保證卡,「婚內失戀」,兩個人的孤寂所散發出來的寒意和從前深宮怨婦滿腹的悲冷或許並無二致。
上世紀的傳統婦人在這樣快速變動的時代其實是適應不良的,她必須捍衛她的傳統才可以減少她的不安。但時代的洪流是誰都擋不住的,只有自己先能在洪流中安身立命,才能拉別人一把,就像飛機上的緊急救難程序,首先要自己穿好救生衣、戴好氧氣罩,第二才是顧及身旁老弱婦孺。
先照顧好自己再想怎麼處理他人的期待;處理不來的,「應付」也是一種美德,無須參雜太多乖孩子的罪惡感。
有了這一層領悟後,我覺得自己成人式的青春期就快結束了,或許堅持自己的選擇和叛逆不需被迫劃上等號,若能以一種更溫柔的態度與更優雅的姿態對待在現世適應不良的傳統威權,無疑是向成熟大人更靠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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