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香港人對烏克蘭的關注倍增，當地戰事更令人感受到一種命運的共振。烏克蘭電影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從中窺探這個國度的苦難與堅強。或許最多香港觀眾看過的是2015年的紀錄片《凜冬烈火：烏克蘭為自由而戰》(Winter on Fire)，而電影節的擁躉則有機會看過名導沙基羅斯尼薩(Sergei Loznitsa)的電影，例如《我快樂你大鑊》(My Joy)和《鐵幕溫柔女子》(Gentle Creature)。這篇文章會介紹三齣近年製作的烏克蘭電影，看其創作者如何思索與感受這片土地和居住其上的人。
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軍事衝突持續多年，成了不少電影的焦點。除了羅斯尼薩的《瘋狂的邊境》(Donbass)這齣康城得奬作品，還有《邪惡之途》(Bad Roads)及《末日荒蕪詩篇》(Atlantis)。《邪》是戲劇家Nataliia Vorozhbyt首部執導的電影，改編自她的劇場創作，結構和風格接近《瘋》，由多個獨立故事組成，其中細節又有互相呼應之處。
第一個故事裡，一個自稱是中學校長的男人在軍事關卡被攔下，涉嫌犯下多項法規。但最劍拔弩張的時刻來自他堅稱看到自己的女學生，並且要把她帶走。他的學生真的在哪裡嗎？為何女學生會出現在軍事關卡？
第二個故事，由一個高中女生先後與女同學及外祖母在車站的對話組成。女生們的男友去了當兵，親俄的外祖母則要把出走的外孫女帶回家，而炮火隨時降臨。
第三個故事最長也最令人喘不過氣：一個親俄軍人擄走一個女記者，要在一個荒廢的水療所強暴她。這一段描述了一個普通人如何被戰爭改變為一個樂於凌虐別人的惡棍，而弱者如何藉著了解對方的心理來回應 — — 問題是，她應否趁機反擊？
女記者提及她曾駕車撞死了別人養的雞，這情節也出現在最後一段故事：撞倒母雞的司機主動走向農舍的夫婦道歉賠償，其正直反而引出了對方的貪念，滿懷惡念地步步進逼。《邪惡之途》本來是documentary play，原劇本取材自真人真事(除了第四段)，圍繞著長期暴力帶來的焦慮如何使普通人的心靈逐漸崩壞。
《末日荒蕪詩篇》的故事相當完整，但場景的編排不算集中，加插了一些男主角在廢墟與荒土之間流離或歇息的場面。故事背景設於2025年，在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結束之後，今天看來有預言的性質。戰爭的後遺症不單止是倖存者繼續承受著心理創傷，而是長期的生態災難，水源污染令大片土地不再適合居住。男主角Sergiy是退伍軍人，又因工廠倒閉而失業，遇上考古學畢業的女主角Katya。她在一個非牟利組織中幫忙，挖掘戰時被隨地埋葬的士兵遺骸。Sergiy放下了出國發展的機會，加入Katya的組織當義工，在一片死寂當中依偎溫存。
這兩齣電影的節奏緩慢，常見單一場景的靜態鏡頭，剪接和鏡頭運動不多。《邪惡之途》的導演Vorozhbyt刻意簡化戲劇元素，讓特定情景中的事態自然發展。一方面，空曠凋零的環境突顯了孤單無助的氛圍；另一方面，人物之間的矛盾變得更加集中，緊張之處令觀眾屏息靜氣。
《末日荒蕪詩篇》片基本上是一場一鏡，除了其中一場攝影師跟隨男主角走上樓梯的戲，鏡頭都是四平八穩，跟人物保持距離。導演Valentyn Vasyanovych親自掌鏡，其攝影風格令一些影評人想起華納荷索和占渣木殊，我則聯想到羅馬尼亞新浪潮的美學。這種冷酷寫實的作風也可見於羅斯尼薩的電影，他的攝影師拍檔Oleg Mutu就是羅馬尼亞新浪潮的一員。
這兩齣戲的美學可說是一種劇場化的寫實。故事結構和場景設定簡約，劇力集中於人物的活動與對話中。《末日荒蕪詩篇》的長寬深焦鏡頭和對稱構圖把觀眾放在一個見證者的位置，看著人物在畫框中出出入入，和劇場的體驗相似。但此片最精彩的地方，是利用熱像儀等技術以視覺呈現溫度，突破了在灰暗處境中冷眼旁觀的觀點，注入了溫熱的希望觸感。
講女性成長的《枯樹生花》(When the Trees Fall)則混合了三種類型元素，由三個年輕主角的故事線糾纏而成。女主角Larysa在烏克蘭東部的小城與鄉村之間居住，她與男友Scar的關係在長輩與鄰居眼中是放蕩又可恥的，被逼嫁給僱主的兒子。曾當兵的Scar成了小混混，搞砸了老大交下來的任務而逃亡。Larysa的年幼表妹Vitka則穿越於現實與夢幻的世界之間，成為Larysa與Scar聯繫的唯一中介。
《枯樹生花》和《邪惡之途》一樣描寫了當地女性遭受的暴力；施暴者除了男性，也來自文化傳統與其他女性，包括同輩間的欺凌和長輩的壓逼。《枯》的導演Marysia Nikitiuk表示，烏克蘭的家庭暴力一代傳一代，源自蘇聯專政時期的文化。
和《邪》及《末》的荒涼廢墟情景不同，《枯》的鄉郊背景、直接的情慾描寫以及孩童視角的魔幻元素，透過感官刺激強調自然的生命力。天馬行空的結局帶來突破困局的希望，其轉折卻略嫌勉強，彷彿只是以夢幻的想像逃避沒法改變的殘酷現實。
[原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22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