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愛不公平

「夫妻的關係是平等擁有的關係。」
— — — 康德《道德形上學》

復仇通常被視為一種惡,卻非跟美德完全相悖,因為報復的目的指向一種平等狀態。被傷害的人要對方遭受等值的傷害,彷彿得到了補償。假如一對戀人感情有變,一方被拋棄了,要報復。但復仇有用嗎?最大的問題不在於被傷害的一方報復後恨意仍無法消除,而是發現自己仍然深愛著對方。

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 (Krzysztof Kieślowski;台譯:奇士勞斯基)的「紅白藍三部曲」的第二部《白》 (Three Colours: White),是一個有關失婚男人向前妻報復的故事。白色是法國國旗之中象徵平等的顏色。平等是現代自由民主社會中一個主要價值,人人皆有平等的權利,不因種族、性別、年齡或身體狀況等因素而遭歧視。《白》則在人際關係的層面去質疑這種理想狀態:在愛情之中可有真正的平等?今日香港雖是現代化都市,「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的觀念仍然是很多人心中的常理。人尋找伴侶需要考慮很多條件:外貌、財富、性格……清單上的項目多不勝數。《白》的男主角卡洛是個髮型師,在波蘭遇上了法國美女多明妮,結婚後移居法國,多明妮卻要跟他離婚,因為他失去了性能力。法庭上卡洛因為語言不通,大大吃虧。不但法官判他敗訴,他的財產更被多明妮使計奪去了。她把他掃地出門,更誣告他縱火。卡洛淪落在地鐵站裡賣藝,遇上了波蘭同鄉米可埃,願意幫助他偷渡回國。卡洛像個嬰孩般藏在行李箱中,卻被賊連人帶箱偷走了。賊人當然很失望,把卡洛痛打了一頓,但他總算回家了。

然後,就是復仇的開始。

雖然導演在「紅白藍三部曲」中嘗試把平等、自由和博愛這三種公共價值重置在個人生活的領域中反思,但《白》對平等的探討始終涉及了社會和歷史的向度,卡洛的經歷仍帶有一些「國族寓言」的性質(「國族寓言」的概念由美國學者Fredric Jameson所提出,凸顯第三世界文本的寓言特色:從個人層面的敍事中可看到社會文化層面的敍事,跟資本主義社會「公私分明」的文本區別開來)。因此卡洛和多明妮之間的不平等,難免跟波蘭和法國之間的不平等有關。在法庭,卡洛辯解說他跟多明妮在波蘭時還有能力享受夫妻之樂,但移居法國後卻力不從心。電影結尾,卡洛在波蘭回復了性能力,終於能讓多明妮滿足。奇斯洛夫斯基沒有在戲中清楚地交待卡洛在法國有甚麼「心理壓力無法承受」的跡象,但卡洛回國後的轉變,則反映了波蘭和法國兩個社會之間的差異對他的姻緣變化有甚麼重要性。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波蘭,共產政權專制統治剛結束,迎向資本主義的時代,百廢待舉。同樣是首都,奇氏鏡頭下的波蘭華沙跟法國巴黎對比甚大,前者冷清,後者繁華。卡洛在華沙的髮廊裝潢也沒有他在巴黎的沙龍那麼明亮豪華。不過他在家鄉可是明星髮型師,髮廊是他跟兄長合營的,很多顧客都排著隊要他理髮。他在參加髮型大賽時認識多明妮,那時她是髮型模特兒,可謂郎才女貌(這算是一種「對等」嗎?)。不過卡洛回國後決意轉行,投身「金融業」,其實即是黑市外滙的生意。憑自己的才幹踏實做人的一套已被他狠心拋棄了,因為那並沒有為他帶來美滿的婚姻,也沒有帶來平等的命運。在自由民主的社會,平等意味著每一個人都可以憑著努力和才幹,把握機遇,就有成功的可能。這些老掉牙的說法香港人也是耳熟能詳。當波蘭剛從社會主義轉型為資本主義時,制度並不完善,人們很自由地找各種方法賺錢,巧取豪奪只是一種實力的表現。卡洛從黑市外滙商的保安員起步,腳踏實地當然不可能發達。他偷聽到老闆要收購農地轉賣的消息,竟偷步買地,使老闆以更高價向他買入,從中賺了一大筆錢。過了一兩年,卡洛便成了富豪,梳了一個「賭神高進」的髮型,出入有司機駕著名車接送。

雄性激素不單跟一個男人的性能力有關,也跟他是否愛冒險和競爭有關。卡洛在法國的「無能」是全面的,失去了愛人,也失去了居所和金錢,象徵了一個貧窮的初生資本主義社會面對著歐洲富有大國時遭受的挫敗。他像個嬰兒般躲在行李箱裡回國,復遭惡賊毒打,出死入生,彷彿有了第二次生命,難怪性格大變。他需要全面地「重振雄風」,於是成為了一個大膽進取的、富有的成功人士。他的信心回來了,為了「平等」而施的復仇大計終於可以開始了。

卡洛安排了一場假死的戲,公告說遺產都留給前妻,引了多明妮來華沙。多明妮看著卡洛的棺木下葬,卡洛在遠方看著多明妮。

她哭了。他心頭一動,還是按計劃行事。

多明妮回到旅館,卡洛已在她的床上。二人終於重拾魚水之歡 — — 但他們已不是夫妻,即是說,這不是團圓,只是卡洛所需要的「平等」,證明他在自己的「主場」終成了真正的男子漢,扺消了他在法國所受之輕蔑。翌日早上,卡洛如鬼魅般消失了,迎來的卻是警員,指多明妮涉嫌謀殺了卡洛,拘捕了她。在法國,多明妮誣告他縱火,幸好沒有被警察抓住;這次多明妮卻真的被遞捕了,卡洛的復仇可算是超額完成。

鏡頭一轉,卡洛到監獄看多明妮,卻只是遠遠地用望遠鏡看上去牢房。多明妮隔著鐵窗以手語對他說:我出來以後,再走到一起吧。卡洛再也忍不住淚水。

糟了,他仍然深愛著她。

觀眾可能會質疑這場戲的真實性:多明妮怎樣知道卡洛來了?沒有望遠鏡她怎樣知道他就在樓下?這一幕是卡洛的幻想嗎?就像在戲中出現過數次的、多明妮穿著婚妙步出教堂的一幕,是回憶還是想像?在故事裡的關鍵時刻,導演都使用全白的畫面代表「平等」,視覺上同時也帶著夢幻的特性。

「(婚姻是)兩個不同性別的人,為了終身互相佔有對方的性器官而產生的結合體。」
— — — 康德《道德形上學》

愛情與平等是否同樣虛幻?法庭上,法官問及多明妮要離婚的原因,答案指向夫妻在肉體上的結合,意味那是構成婚姻的一個主要條件。現代社會視婚姻為男女雙方平等的契約,合則來不合則去,滿足不了雙方有著共識的條件便終止契約,看來很公平、很理性。很多人在找結婚對象時計算條件(例如財富);不少戀人分手時亦計算條件。有些人很在意愛情中的公平性 — — 我愛你不能比你愛我更多,否則便吃虧了。來自窮國的卡洛受了輕侮,以為順著現代世界的遊戲規則成為「嬴家」,便能達到「平等」。

關鍵是,他真正追求的是甚麼?但若果他的目標是愛情,他所幹的反而永不成功。復仇成了為自己而設的陷阱:因為受傷害,所以反過來傷害對方;怎料自己仍愛對方,結果對自己造成二次方的傷害。

愛裡沒有平等,因為愛不講條件。

(原載於《總有一次失戀》,2014年突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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