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餓教室》（餓之必要，Club Zero）的導演Jessica Hausner喜歡跟觀眾玩模棱兩可的敘事遊戲，為各方觀眾留下解讀空間。《饑》片最初看來就是一個在學校發生的邪教活動，一群學生被教師操控下拒絕進食。在懸疑的格局中，觀眾預期看到這個教師的真正意圖會怎樣被揭發，經過一輪衝突或鬥法，最後看結局中那些學生會是悲劇收場還是逃出生天 — — 怎料導演在尾段一扭，故意叫這些期望落空，轉向一個耐人尋味的方向。（劇透）
通常懸疑片在結局總有一個解決的方案，讓之前累積在觀眾心中的緊張情緒得以舒緩。Hausner卻反其道而行，在結尾時才把最關鍵的懸疑情節投下來，讓觀眾帶著疑惑與不安離場：或許教師所言是真的？宗教正邪，諸般意識形態，怎樣分辨孰是孰非？
《饑餓教室》讓人想起Hausner在2009年的作品《神蹟疑雲》（奇蹟度假村，Lourdes），以天主教神蹟醫治的朝聖之旅為主題，同樣教觀眾在相信與懷疑之間搖擺不定。對無神論者來說，沒所謂正教邪教，都是不科學的，都不可信。但電影的神奇之處正是挑戰這種確定性，或讓人暫時放下對真實的追求（suspension of disbelief），去享受虛構的幻想世界。
電影有多種類型或風格，讓觀眾對其敘事的寫實程度有所預期，例如看鬼片便會預設一個有神鬼的世界觀，看有關社會議題的電影便會預設一個現實的世界觀。在《饑》片中，我們看到一個以當代西方社會為背景的故事，相信它以現實的邏輯來發展。但Hausner在末段卻突然插入一個超現實的畫面，干擾了一直以來的寫實框架，並顯露她的真正意圖：挑釁觀眾，或，請君入甕。
開放式結局安排讓不同傾向的觀眾都可對號入座，回溯並重構之前的情節，多種詮釋似乎都可解得通。主角教師對那群學生傳授意識飲食法，從緩慢飲食，到最後禁食，因為無科學根據，損害學生健康，看來就是騙人的邪教或極端主義。導演把這種飲食法連繫上環保運動、反消費主義、新紀元和亞洲傳統信仰符號等多種元素。
若有觀眾向來對這些文化和運動不以為然，便可視之為嘲諷並樂在其中，另一些人則會感到戚戚然。IndieWire的影評人不滿此片對禁食的嘲諷，指這是一種真正的養生和開悟方式。華人觀眾或曾聽聞道教修行傳統中有辟穀之法，此片主角口中透過徹底禁食而抵達超越世界的情節，也可被質疑是歐洲人的東方主義偏見。
結尾一扭，打開了一個空間，讓觀眾可以作出截然不同的解讀。他們可視那個超現實鏡頭和情節僅為導演的象徵式表現手法，而故事本身仍然在現實主義的界限中。但我們也可視這轉折為導演對電影類型和慣例的干預，從現實的範疇轉變為超現實：主角師生真的透過修煉去了一個「超越的世界」。問題是，甚麼是現實？在這個後真相年代，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現實。導演真的在嘲諷主角師生這類人嗎？那些相信有神和另一個超越世界的人的世界觀是否不現實？抑或只是你太犬儒？
電影諷刺的對象也包括校方和家長，還有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精英階層，甚至在座各位都是其諷刺對象。最後一個鏡頭，從其中一個學生直視觀眾說話的正面特寫，往後拉至會議室中一眾家長的寬鏡頭。他們不是圍枱而坐，而是仿效達文西名作《最後晚餐》的構圖，也是一個向觀眾開放、將其囊括其中的格局。那名在畫面正中的學生（名畫中耶穌的位置），點出電影的「信念」主題：是非真假的判斷，視乎你信還是不信，或你信的是甚麼。每個人都基於自己相信的真實去質疑他人的虛假，反之亦然。若各方都可對號入座去批判或嘲諷他人，反過來就是各方可成為了槍頭對著的目標。
這種懸而不決的懸疑電影令人不安。《神蹟疑雲》也是這樣模棱兩可，把故事中的真相懸擱，答案視乎角色和觀眾相信甚麼。原戲名Lourdes是法國西南部一個天主教朝聖地，相傳其石洞的「聖水」曾令一些病人得到神蹟醫治。女主角Christine患上多發性硬化症，頸部以下不能活動。她參加了往Lourdes的朝聖團，竟真的站了起來走動。是神蹟嗎？但官方對「神蹟」有其確認程序，有些癱瘓的病人在此也曾經恢復活動能力，但不持久，因此不被視為神蹟，只能算是醫學上的罕見病例。神蹟要維持多久才算數？是誰說了算？
Christine後來在跳舞時失足跌倒，站在一旁休息。同房的團友悄悄地把輪椅推過來，鏡頭映著飾演Christine的Sylvie Testud怎樣以微妙的表情和眼神變化，表現出角色內心如巨浪翻騰。這樣含蓄的手法，也是任由觀眾詮釋。最後她自行坐在輪椅上，是否代表她失去了信心？神蹟有沒有發生在她身上？短暫的康復算不算神蹟？若然，這種帶來短暫希望的恩典突然消失，是否比甚麼也沒發生更加殘酷？抑或只要她堅持信念，便可繼續走下去？
Hausner以疑惑講信念，挑戰觀眾有關信心和真實的既定觀感。這並不止於「信則有不信則無」那般含混俗套或相對主義，而是逼觀眾反思眼前所見、心中所信與現實的關係，將其投進「人人都有自己相信的現實」的後設現實。
(原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24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