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於2019年12月6日刊於映畫．札記 Facebook 專頁）
歷史是深重的悲哀。「悲哀」能不能準繩傳譯，”Sorrow”這個字？我想不能。但也只能姑且稱之。
「蒙太奇，我美麗的苦惱」（Montage, mon beau souci）。愛森斯坦用蒙太奇做辯證法的電影實踐，高達也以此論述電影歷史、又或是當代的歷史。荷里活也好、紅場也好，姓資姓社都需要「夢工場」。Kino Pravda，「真理電影」。
“Die Mörder sind unter uns”，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德國戰後電影，人類的處境？火車上的希特拉、又或是奧斯威辛的列車、集中營，還有《大浩劫》。電影是幻想、是對現實的逃避嗎？《電影（眾數）史》的高達說，1895年以降五十年後，「現實」用血、用淚，反咬光鮮的光影世界一口：電影可以走多遠，可以去多遠。1939年、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後來的還有更多更多更多，罄竹難書，影像也難書。2019年呢？
「新聞的歷史」、「真理」，能夠在慘劇的當下將之銘刻嗎？（加害者最愛說，「沒有證據」、「CCTV不能公佈」，喔都是影像的遊戲，又或是不知為甚麼的，「徘徊遊走」。）「現實沒有大特寫／苦難不是大明星／燃燒中的教堂、被炸彈夷平的教堂也不是」。假如沒有史提芬斯（George Stevens）在奧斯威辛留下影像？
《德國零年》少年的自絕、那不知來自哪部電影的，海邊屠殺然後棄屍的戲（還是現實？現實的殺戮也沒有特寫），今日再看，未曾經歷如此痛楚。歷史、又或「故事」（histoire），如此悲哀。如此 Sorrow。不同地方的苦難、不同地方的孤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