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打破結構──林亞秀
時代人物誌 #2
我大學的時候參加手語社。那時候，手語社主要都是在學「手語歌」，然後還煞有其事地拉廣告、辦比賽，邀請評審討論節拍、燈光、舞台甚麼的。也用一些教材上課。那時候想說，自己學的真的就是手語。一直到大三，聽說台北有開設手語會話班，就跑回來參加。
那才是我第一次接觸到聾人。
我就問他很多「字」，結果他都說，沒看過這些字。我就覺得：那我以前都在學什麼？……感覺，很衝擊。才知道，手語歌跟手語的本質差很多。就好像你會唱《公主徹夜未眠》的歌劇，但你只是知道音，其實根本不知道義大利文怎麼講。它很表演性質，其實跟熱舞社差不多。
後來，聾人朋友告訴我，台北有免費的翻譯培訓班，我就離開台南。我剛在北市勞工局結束培訓、進入手語服務團的時候，幾乎是志工性質；剛開始的案量很少。三個小時算一個時段，八百塊，一個月才接一、兩個案子。
不過那陣子都覺得：未來會OK──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未來會OK。
那時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心很穩，哈！就繼續接案子。我也找過一些工作，但因實在無法割捨晚上的手語課，就離職。之後開始打零工，想說比較彈性。但是聾人上職訓課都是白天，如果排班，就無法接案翻譯，我就又把工作給辭了……。
我也不知道我那時在想什麼。但我覺得，你看，能接案子的機會就這麼少了，如果機會到我面前，我卻不能抓住它，那我就沒有任何機會使用手語、做翻譯了。所以我想說，好吧，我就把所有時間空在那，等著你的召喚。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專職做手譯──雖然也還不夠專業。
其實手語打得專業，並不代表翻譯就會成功。例如司改國是會議也有手譯啊，但還是很多聾人反映「看不懂」。一來是我們真的照著口語速度在打，那節奏很快；二來，對聾人來說，新的資訊太多了。
現在我們推，在立院、政院、公聽會都要有手譯，當然是希望資訊平權，但政策跑得很前面，主要還是指標性意味。這些東西，其實跟聾人都離很遠，效果也不好。如果真的要讓聾人能夠──包含他的背景知識、對議題的了解──在看翻譯時就跟上，還有非常大的落差。
你去看看行政院院會的記者會，我翻譯過啊。比方說，甚麼「金融沙盒」。說難聽點，你不要說聾人不懂，聽人看到也只認得字。我會比「沙」、「盒」，可是我手語這樣子打，也沒人懂啊。聾人看不懂就是看不懂。這涉及太多其他的條件。
效益很低沒錯，但對我來說，正是因為這樣，就更應該去做。因為如果不做，聾人就有理由說：我完全接收不到資訊。這算是種惡性循環吧！如果說：因為聾人的知識不足，所以做手譯也沒用，那就不做了，結果是聾人又更沒機會接觸到知識。
所以當時王榮璋委員質詢手語翻譯的事，處長說「國內也只有四個人翻得出『九二共識』」，我們就在想，怎麼可以讓他有這個藉口，把政府該盡的責任丟給翻譯員？「不行，我們一定要來開課！」那時就開始做培訓。國會全面手譯也從今年第一個會期開始。
這當中一定要有一方打破。所以，宣示性的東西還是可以先做，這樣別的單位要跟上，才知道怎麼做，有一個sample可以學，倒不是一定要聾人現在就百分之百地接收到立院的資訊──我覺得更大的效果是在這邊。
即便如此，政府目前大部分的思維都還是「這是個多做的社會福利」。當我們遇到聾人來參加活動，常常說要「幫這個聾人找手譯員」，所以我們是在服務聾人。但其實不是啊！溝通哪有單向的？我們服務聾人，同時也是服務面對聾人的聽人。我要確保聾人接收、傳達資訊的需求，同樣也要滿足聽人理解聾人的需求。
換個角度想，當兩個聾人用手語溝通無礙的時候，有障礙的是這個聽人，我們翻譯就是在幫聽人。因為我們永遠在預設事情的對象只有聽人，才會覺得「是聾人有翻譯需求」。可是你面對的人就應該包含聽障者，只是你之前忽略了，不是人家突然跑出來。
延伸閱讀：
林亞秀的自然手語保存計畫，相關資訊：
https://goo.gl/W16qt4
〈新會期創舉 國會議事詢答手語嘛ㄟ通〉（上報，2017/4/2）
https://goo.gl/IQXcFg
〈聽障在社會中產生的分離感〉（「卒子先行」部落格）
https://goo.gl/uXzBJ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