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並不夠：如何思考台灣⽂學的抓地與展翅性 — 以語⾔與養分可能為主
張亦絢．2021.5.18（二）19:00–21:00
寫在之前：此為講座後根據錄音檔整理而成的文字紀錄，為方便閱讀有若干刪減及順序調整，請留意。
在談論「根」之前：如何面對台灣文學中的正、負向遺產
若要討論台灣文學的「根」，首先我們必須面對的是：台灣文學中具有的正、負向遺產。張亦絢認為，遺產有正有負且正負並非固定的，某項東西在某一時期具有較正向的東西，過了一段時期，因著思潮或社會型態的改變，可能會有較負向的東西浮現出來。較常和文學創作者對話的張亦絢認為，創作者不能只關注文學遺產裡的正向遺產。以文學經典為例，即便是經典有時還是會留下一些負向遺產，相反的，即使是負向遺產，透過變更繼承的「轉換」負向或許也是可以轉換的。我們需要思考要如何去拋棄繼承，或是變更繼承這些遺產。
台灣並不夠：台灣文學中的根性問題
若我們將台灣視為一個「文化體（而非國家）」思考，在面對台灣文學的根性問題時，我們能夠辨識出哪些內涵？張亦絢將「面對台灣文學中的根性」的態度分為三種，並分別陳述其內涵：
一、要有根──台灣文學發展困難，因為台文沒有根。張亦絢說明，這句話是一位對台灣本土意識有貢獻的老前輩說出的，他並非要反對或是貶抑台灣文學。然而為什麼非常、非常關心台灣文學的人會有「沒有根」這樣的感慨，是面對台灣文學的「根性問題」時我們必須去討論、處裡的──我們曾經有這種感覺嗎？是怎麼來的？怎麼跟自己對話台灣文學「沒有根」的這個想法？
二、恨有根──根具有「根性暴力」，可能也是一種出於不了解或壓抑的迷思／神話。張亦絢說明，根性暴力是指一個人具有最初來源（如：身分、性別、階級、出生地……等），其他人／社會若要求他不能離開此根源，認為「一開始是什麼，之後就（必須）是什麼」，這可能會成為一種「根性暴力」。當有一部分的人強調「根」，有另一群人可能會感受這樣的強調是要求人跟「根」是一致的，一生都要跟「根」緊密相連、不能脫鉤，這樣的想法對個人的自由、夢想、生活而言是很暴力的。同時這也是台灣的根性問題中具有的現象：年輕一輩對「根性暴力」特別反彈、不爽，這是書寫台灣時一個沒有浮上檯面的抱怨──似乎台灣文學有些符號是特別被嘉許，有些符號則是被壓抑／排除的，像是南部就是比北部好，鄉下就是比城市好[1]。
三、各自根──各自追尋根反而使人們相互排斥。張亦絢提及迪特馬．羅特
蒙特在《殖民統治的結束：1947年8月15日德里》一書中寫：印度在建立國家時有兩個陣營，都謀求民族團結，也尋找民族自決的歷史淵源。迪特馬把這樣的團結傳統主義分成兩種，一是要保有所有傳統，傳統都是好的，二是只要保有可以團結民族的傳統。這跟台灣的歷史之間有個類比，或者是我們可以警覺的東西。隨後，迪特馬寫道：「尋找可用的歷史淵源並非易事。人們回顧了偉大的史詩、民族英雄及沒落的帝國，但幾乎不可能找到同時適合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的歷史。而對歷史越來越深入的研究，反而把人們之間的距離越拉越大。」這並不代表研究歷史不能越來越深，而是也許並非用「各自尋求歷史」的方式才能使人們對話──每個人都去找自己的根源，找到後更重視「分歧」的部分，最後的結果可能反而是造成相互排斥。
對此張亦絢補充，在共同社會生活的層面上有些問題必須處理「當下性」或是「共同討論未來」，而非最重視淵源。
以《永別書》討論「根性問題」
張亦絢以《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進一步討論根性問題。
《永別書》中，主角賀殷殷[2]曾經提出「台灣文化日」，卻遭遇戀人萱瑄[3]
的反彈：「一度我還不識相地提出，要在『我們家』制定每星期一次的『台灣文化日』，要我們在那一天，都只說台語，但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只換來萱瑄非常憂鬱的反對。她說：『除了台語比妳好一點以外，我什麼台灣文化也沒有。妳要了解這一點，國民黨的成功，就是把我們，變得跟你們沒有多大不同。我已經沒有文化了。我們就算能夠用台語交談，也交談不出什麼台灣文化。』我訥訥地反駁了一下，終究必須承認萱瑄的激烈與苦悶，一針見血。（P.198）」張亦絢說，萱瑄這樣的「我已經沒有文化了」的激烈與苦悶，即便在今日的台灣已經沒有如此慘烈，或是已經改善，記得這點仍然非常必要[4]。除此之外，這樣的苦悶不只是在「台灣文化」上具備意義，在拉出「台灣文化」後，它同時也反映了相對被剝奪的表意少數[5]的文化無措感。當文化有個限定詞（如：同志、台灣人、工人、移民），會引起分離跟驅逐的擔憂、恐懼，進而削弱共享的可能。身分和知識並不會完全貼合（如：身為女性和擁有女性的知識並非同時的）。「你是ＯＯ，你應該很了解ＯＯ文化」這樣的想法是很危險的，越是表意少數，這個壓力造成的痛苦越可怕，會造成文化傳承跟交流上的困難──太過痛苦會造成事情無法繼續。
在此張亦絢提到「身分政治」與「身分差異政治」這兩個概念。「身分差異政治」經常被縮減為「身分政治」，而沒有達到原先所要達成的效果。身分政治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身分，我這個身分是不可以被貶抑的，我們要一起維護這個身分。可是身分差異政治是：我們都是不一樣的，但是我們都去承認這個不一樣，而不是只有我的這個身分，或是與我有關的身分才是重要的。沒有差異即為死亡。身分差異政治需要交叉與多重認同，也就是說，我沒有這個經驗，但是我還是可以認同，可以吸收這樣的認同內容，讓它成為我的知識的一部分。因此，張亦絢認為比較好的說法是身分多元：多元代表著有不同的中心。
接下來，張亦絢以《永別書》中Alice可以「不承認中華民國的教育」的段落，討論更大的自由／反抗性背後的意涵。「我爸和呂伯伯一天到晚聚在一起，商量如何讓民進黨得到更多選票；但我同時也很擔憂，怕我爸會在呂伯伯的影響下，變成紈絝子弟──呂伯伯是不嫖不賭的，他只是極重養生，一天到晚運動運動運動，但即使這樣，我還是覺得他太有錢，而覺得他很變態，還是很懷疑，這樣的他們，到底可以建設出什麼樣的社會？──如果Alice就是跟我大部份的同學不同，不必忍耐聯考？雖然說，呂伯伯掛在口中的：『不要接受國民黨的教育，國民黨的教育只會使人變笨變蠢』之類的話，聽在必須背起『大陸各省份省會與鐵路各站』的我耳中，頗具吸引力；但是我還是覺得Alice之所以可以『不承認中華民國的教育』，最大的關鍵，還是在於：呂伯伯是有錢人。（P.49）」張亦絢說明，有時更大的自由或是更大的反抗性，完全是跟有沒有資本有關。賀殷殷覺得她沒辦法跟Alice一樣「徹底反抗」或是「徹底逃離」，反而是一種「台灣化（容入台灣社會）」。張亦絢說，這當然是一種賀殷殷很孩子氣的美化跟社會化的想法，但背後真正要反省的其實是結構跟資本不平衡的問題。這個問題對台灣的影響深遠且持續，有些人可以用一些比較實際的方式去脫離體制。像是「新課綱」有些人的想法是：「反正學校本來就是假的，本來就不需要對學校寄予期望」可是張亦絢認為這樣的想法是非常不公平的，同樣一樣的時間，有的人是用來思考、學一些能夠幫助他思考未來的內容，但是有些人很早就繳械了，反正學校就是一點意義都沒有。這是還蠻需要反省的。這樣的現象和根性的關係是：個人能夠用逃避的方式去面對保存或根性，但是這樣的逃開是少數具有資本的人才能執行的。
活動的根性：展翅性或抓地性、離散或反離散
相較於「根的抓地性」，流動有三個不同的層次：移動、旅行以及反離散。
張亦絢說，她相當介意「移動」的問題，她從小就覺得「出生就只是你出生在那裡，可是你也出生在世界上啊。」出生在台灣並不會限制對世界的取用，移動不只是身體的，也能是精神的（閱讀、創作、書寫）。而關於旅行，張亦絢提及，在歷史某個時期，旅行（在一些地方成為外來的人）是一件很「禁忌」的事情。「到處旅行的人是不可信任的，是品格有問題的。」定居者對於旅行的不信任直到現在還是多少有影響。
至於離散，張亦絢提到，她是在寫作完《永別書》後才有機會讀到《反離散》，她非常喜歡這本書，《反離散》理論化了許多她在寫作《永別書》時關心的傾向。張亦絢認為，文化要為各種反離散準備。離散、流放或放逐，在文學傳統中是非常古老、非常固著的，從「離散」走到「反離散」是很關鍵的一步。而以「離散」為中心的美學或是思考方式，其實有相當大的拉力，讓「反離散」的想法不是那麼容易實現。
張亦絢提到，離散其實也是人類經驗裡很極端，大家也會有一定程度可以了解的東西。即使是創作者，離散之中也有許多可以變形的東西。但是張亦絢認為同一個作者可以有離散的觀點，也可以有反離散的觀點，同一個作品你可以讀到其中的離散，你也可以讀到其中的反離散。離散的問題其實不是「事實的狀態」、「離開母國」、「遠離原生文化」的狀況，而是：離散是比較抽離現實的狀態嗎？還是離散的問題是可以被再政治的？
在思考這些問題時，張亦絢也提到：針對該怎麼思考民族、族群跟民族主義以及共同體的問題時，有個比較好的態度是──要認同它是「有限」的。可以有民族主義，在某些狀況它其實是有必要性的，但是在同時我們應該要設想它是有它的有限性的。當我們認為它是有限的，有時就能夠放進新的考慮，照顧到不同的思考面向，可能是人權或是多元文化。因此，張亦絢提出面對「根性」這樣的問題，可以思考所謂「活動的根性」，它當然有些矛盾，但在此他並沒有要反古老。張亦絢說，他很好奇為什麼在面對根性時，我們會對那種古老、長時間有嚮往、好奇，或是知識的魅力。他認為原因是當時間越長，它可以包容的異質性是越高的。在長時間裡面我們所尋找的東西，其實是跟我們對異質性的好奇、需要有關。那個想要對古老的東西有好奇，或是有偏愛，本身並不是負面的。
但反思先前提及的「對歷史越來越深入的研究，反而把人們之間的距離越拉越大」，張亦絢認為在這裡有個非常需要注意的問題，就是厚古薄今的問題。在文學或文化上也是，有時我們也要注意我們的「當下性」或是我們的「未來」，不是只有尋找根的那部分是重要的。因此，張亦絢同時也在思考一種「立地成根」的可能性。根其實不在深。張亦絢說，浮萍其實也有點可憐，它也活得好好的，但為什麼像它那樣就要被輕視呢？也許我們對根的想法會有些太單一，「根」跟「流動」或許只是外表上的對立，根跟流動可以不矛盾。張亦絢提及，她希望台灣上存在的「為了照顧島嶼不流動」或是「一邊流動一邊很有罪惡感」的現象可以改善，因為當我們流動後，再回過頭來看台灣，經常會有許多收穫。
回到「台灣並不夠」：我們必須討論語言平權
首先，張亦絢說：「文學性或藝術性是語言存活的關鍵因素『之一』。」它並非所有的關鍵，但是它對語言的存活是有幫助的──語言的文學性或藝術性是有吸引力的，會催化人們對一個語言的感情或珍惜。
張亦絢認為，語言保存是獨立於文學之外的要務，語言運動並不欠文學什麼，是文學必須解決或償還其對受損害語言的債務，因此，應給予任何保存瀕危語言的文學特殊地位，美學不該是單一的。我們應該要有新的方式去看待保存語言的問題，或許「文學性不高根本沒有什麼問題」。
＜書目補充＞
．語言：《另一種語言》、《依海之人》、《海市》、《大肚城歸來》
．台語文小說：李俊學〈地仗〉（第十四屆林榮三文學獎選集）
．文化無措感：《那不勒斯四部曲》、《109年度小說選》（邱常婷篇）、《翻譯者》（或張亦絢評論，〈後者將至〉，《春山文藝》第二期）、《時光莖》、《山地話／珊蒂化》、《台灣漫遊錄》
．幾本「好會混」：《等路》、《花開時節》、《瑕疵人形》
．台灣並不夠的事件級舉例：《日曜日式散步者》相關文集，《楊熾昌集》
[1] 此處張亦絢提及在面對台灣文學中的「城鄉問題」時，若兩個作品（一寫城市，一寫鄉下）差不多好時，她確實會給鄉村或農村較大的注意力，但這不是因為「鄉村比較代表台灣」，而是在整個文學表達裡，台灣的地理部分是較少被嘗試的，它其實具備「含有性」，因此她會更強調這樣還沒被好好發展的區塊帶來的可觀摩性。這並不意味著不寫鄉村的作品，就沒有存在意義。
[2] 外省及客家背景。
[3] 福佬背景。
[4] 在此張亦絢補充，經常有讀者將萱瑄讀成「大反派」，但這並非她的本意。
[5] 表意少數，在實際人口數上並非少數，在文化呈現上卻是少數的。張亦絢提及，在一定時期的台灣文學，也是要放在表意少數的概念裡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