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並不夠」：《永別書》裡的台灣（文學）史問題
張亦絢．2021.5.06（二）16:00–18:00
寫在之前：此為講座後根據錄音檔整理而成的文字紀錄，為方便閱讀有若干刪減及順序調整，請留意。
「愁眉苦臉」的台灣文學
《永別書》中有一段，主角賀殷殷在臺師大法文中心跟一個年輕女孩聊天，她們聊天時有臺宣傳車經過，邊放歌邊喊口號宣傳台灣獨立，年輕女孩就跟賀殷殷說：
「姐姐，我一想到要爭取台灣獨立，就很煩。我真希望我們不要爭取，我們不要爭取，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想到要台灣獨立，我就覺得很煩。我是支持的。但是我更想做許多，其他更有趣的事啊。（P.38）」
「這樣的東西就有點像是我寫作《永別書》的一個出發點，一個基點。」張亦絢說。
她曾經在一個場合和一位年輕作家談她寫作的《我討厭過的大人們》，那位年輕作家很早就對台灣文學產生興趣，因此去參加了台灣文學營，卻被「嚇壞了」。「所有人說起話來都非常沉重，氣氛充滿了哀戚。」那位作家當時對台灣文學完全沒有了解，卻先是被這種愁眉苦臉的氣氛嚇住了。
「悲戚有時是有必要的。我們在處理台灣文學或是面對台灣史時，會想要把悲傷或是痛苦表達出來，我認為是必要的。可是，『台灣文學』等於『愁眉苦臉』這件事，從我很年輕時就是讓我很困擾的東西。這是不是一個必然？這樣的困擾也是寫作《永別書》的基點。」張亦絢說。「有沒有可能我們處理台灣文學，或是處理文學時，既保有接受悲傷的可能，但是又不讓大家被愁眉苦臉這件事壓垮了？」
「當然，對很多人來說《永別書》比愁眉苦臉更嚴重，是有點超過承受的程度的。」她笑著補充。
「台灣」文學的「擔憂」
「我曾經遇過另一位年輕作家。」張亦絢說。那位作家對她說「他非常非常地擔心」。他認為台灣未來會被中國統治，因此現在就開始擔心他已經寫好的東西該不該出版，他擔憂出版會對別人造成麻煩。但是張亦絢問他：「如果有一天真的被中國統治，氣氛是非常壓抑的，大家有很多話變得沒有辦法說，那在這種情況下你會選擇不要寫作、不要發聲嗎？」那位作家馬上回答：「不會，我還是會寫。」於是張亦絢問他：「那在這樣極端的狀況下，你打算發出聲音了，你今天這樣的擔憂難道不會顯得很矛盾嗎？」
她並非要責備這位作家，「這個問題確實沒有辦法清楚給出答案。任何人都沒有辦法明確地保證台灣的政治和未來會走向怎樣的道路，儘管我們可以試著去思考可能發展的方向。」歷史常會有完全不可測的因素介入，那位年輕作家的害怕一方面是很「當下」的，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文學」跟「國家」的問題。「如果有寫作者他因為對政治未來的判斷是相當悲觀／無力的，進而去左右他的書寫和出版，這個『假設的未來』和『書寫』的關係，其實可能比我們想像得有更複雜的影響。」
「過去在台灣這座島上寫出來的文字，有些為什麼是這樣，有些為什麼是那樣，可能也跟他們在當時所想像的政治的未來，是有關係的。」張亦絢說。
不為人知的「文學與國家」
有些時候「文學」和「國家」的關係是明確的，有些人是明確地遇到困難，像是白色恐怖，像是柏楊因為發表作品而入獄，或是江南案。然而，有些影響卻是「不為人知」的狀況。「台灣的歷史，台灣的政體和國家的地位是非常怪異的」張亦絢說。對有些人來說，「台灣是一個國家」是確定的，但是有時總會遇到一些情況告訴你：「不，你其實並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作為國家」和「台灣作為國家」彼此間有些重疊，同時卻也有很多的衝突。即便是沒有本土意識或認同的人，有時也會感受到「 所謂保衛（愛）中華民國，很怪異地，就會變成保衛台灣。」這樣的感受恰恰凸顯了台灣國家地位的特殊（弔詭）之處。
自從《永別書》出版後，有些場合總會有人很希望張亦絢談台灣獨立，或是跟建國有關的問題。「建國這麼複雜的事情，我連房子都沒建過！」張亦絢笑著說。「我到底要怎麼知道要怎麼建國啊！」確實，這樣的問題對一個平凡人來說是有些距離的。距離卻成為了《永別書》書寫「國家」的出發點。「從『生活』跟『私人關係』出發，其實又會發現像台灣獨立這樣的東西無所不在。」張亦絢說。
不為人知，有時是因為我們靠得非常近。
「國家並不夠」的艱難
在《永別書》中，賀殷殷有過一段和母親的對話：
「妳告訴我，彭明敏，他是什麼樣的人？有人說他人品不好，是真的嗎？」「應該是真的。如果李敖的說法未必可信，還有郭廷以呀。郭廷以寫的信，我去看過。如果郭廷以可信，那麼，彭明敏的人品，確實不怎麼樣。」
「如果妳也說他人品不好，那他大概真的不好了。所以妳現在都不支持台獨了。」
「怎樣？我要靠彭明敏的人品，決定台獨不台獨嗎？我反對任何國家殖民台灣，我反對無條件的民族主義，但是支持自衛性的民族主義。」
我媽突然超乎我預料地開心嘻笑。
「笑什麼？」我沒好氣地說：「聽不懂稍微有內容一點的話，就傻笑嗎？」「不是。只是妳說話的方式，跟妳阿公，簡直一模一樣。」
「我像阿公，大家都要倒大楣了。這輩子，最不要的，就是像阿公。
（也不要像妳。也不要像妳丈夫。甚至也不要，像妳的另一個女兒。
對賀殷殷來說國家真的並不夠，「希望把文化、理想、政治主張傳承或擴張下去這樣的努力，當這個努力仍然伴隨著對弱小的人的傷害或侵犯，我們要面對這個嚴重的兩難時，其實是相當痛苦的。（寫作《永別書》時）我仍然想把這個艱難點表達出來。」張亦絢說。在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上，可能會有一個態度是「再渣也沒關係」，可是當這個態度要拿來面對生活時，其實是沒辦法找到一個自己的想法跟立場的。
「這也是為什麼《永別書》其實是一本非常嚴厲的『反佳話』小說。」張亦絢說。「佳話是像美好回憶的東西 — — 某個人、某個作者、某個歷史上存在的人其實是有特別的長處，特別的品格，或是特別的優點 — — 這種東西會使我們感到溫暖與安慰，可是如果我們希望讓讀者或所有人在文學跟政治上，都逐漸獲得一種成熟的態度的話，我們就不能靠佳話這樣的東西形成我們自己的判斷和選擇。」
《永別書》的艱難
「我寫《永別書》其實寫得非常苦。」張亦絢說。其中一個原因是她希望把這部小說所要表達的東西，齊平一些比較孱弱、脆弱、軟弱的存在，在書寫時卻必須保持堅強。「這部小說裡其實沒有一個人堪為表率的。」可是如果這些不堪為表率，或是毫無意義，其實是不需要書寫或是痛苦的。最大的矛盾在於，所有這些弱的、壞的、犯了大錯的，他們仍然留下一些我們未來思考臺灣這個共同體時，最好不要忘記的東西。《永別書》要在這樣的艱難裡，讓寫作與閱讀還能進行下去。張亦絢說。
《永別書》沒有太多困難的詞彙和表達，但卻「難以下嚥」又「難以消化」，如果讀者要接受每一個作者點出的東西是非常困難的。困難在於《永別書》交錯的主題，國族、女同志成長史、本土……，每個人都有比較喜歡的部分和挑剔的部分。或者是，第一部點出了「佳話」，卻不把「佳話」完成，反而在第二部「拆除佳話」。曾經有讀者問她，為什麼要在第二部「反佳話」呢？如果照著第一部書寫不是很好，可以促成本土認同嗎？她回答：「如果你只願意面對或接受佳話，其實也是在傷害某些人的生存經驗。」《永別書》企圖書寫「如果不夠堅強，就會彼此抵消掉的歷史」。
台灣文學的「致險」與「失傳」
以台灣文學來說，《永別書》在第一章寫到賀殷殷高二時，有個同學帶著宋澤萊的《大聲喊出愛台灣》到學校，賀殷殷說：「我們緊張地傳來傳去，像是那是個未爆彈。那就是個禁忌。書也許不禁了，但心理上我們覺得它與違禁品不遠：就算不是海洛英也是大麻，你懂嗎？不可以的。那個書名。」同時，第一章也寫：「要是她可以不用說『呂赫若是個真正的才子』──該有多好！」呂赫若是個才子，只能在呂赫若的家庭內流傳，出不到家庭之外。
「第一章去寫這些東西，其實要凸顯的是台灣文學在某個時期有兩個特質──『致險』跟『失傳』。」
冬樹的失敗主義和屍體
賀殷殷的高中同學是一個叫做「冬樹」的女生，她閱讀了大量的文學，甚至比賀殷殷還早讀過台灣的許多大河小說。可是，冬樹對自己的人生跟臺灣是在「很年輕」就處於失敗主義的狀況，賀殷殷覺得這些文學作品並沒有在冬樹的人生或是性格留下任何痕跡。不論寫得好或不好，文學也可能面臨「沒辦法改變某些讀者的慣性，沒辦法在讀者的人生之間產生什麼太根本性的變化」，這比較像是書寫者的悲劇，而不是只是讀者的悲劇。
賀殷殷的父母其實有著獲取知識的能力，也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參與，可是他們也撞到他們的牆。文化或知識其實沒有辦法解決他們在人生中碰到的難題，也沒辦法改變他們的困境。這跟冬樹的「閱讀特徵」有種呼應的關係，尤其是關於「屍體」這個概念。冬樹在一生中其實沒有什麼改變，讓賀殷殷覺得她和母親有點像屍體。然而，我們應該一味地貶低「屍體」這樣的狀態嗎？或者我們應該把它納入我們思考的範圍？
在賀殷殷的書寫裡面，她認為母親這樣類似「屍體」的狀態是「更被殖民者」，比單純的殖民還複雜的殖民狀態導致了「屍體的問題」。那麼，賀殷殷為什麼比起一般人更在意「屍體的問題」，其實是她也曾經歷了類癱瘓、類屍體的狀態，她認為這樣的狀態是可怕且必須去抵抗的。
必須瑣碎的《永別書》
「在《永別書》裡面寫的一些東西，它有一個部分就是應該要保持在『這麼小』，這麼『企圖有限野心有限』沒有去發展的狀態。對我來說，這是我要面對臺灣文學的時候一個重要的東西，也就是說我盡可能去衷於沒有發展的狀態。這其實是有違我的意願的，我會希望它發展起來，但是如果我這麼做了，其實就違背我當初寫《永別書》的企圖──這個書寫並不是一味的虛偽，而是想要面對即使是『虛弱』的狀態，還是有某一種力量。」小說企圖處理的是文學評論和文學史沒有辦法處理的東西，一方面它的意義尚不明確，另一方面它非常瑣碎。
「像是《永別書》中寫到黃信介的那段，我就想過像這樣的東西是不是應該寫成更完整的、獨立出來的小說，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其實蠻震撼地發現：當我把它寫成我所知道的小說，它的力量會完全、完全的稀（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