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倭亂」的細節
提到明朝和朝鮮的關係，其中不得不提明朝派兵支援朝鮮抵抗日本的入侵。第一章中是講述鄭崑壽的故事，他在1592年8月出使北京，並說服明朝出兵支援朝鮮，在戰後因而被封為「第一等扈聖功臣」，作者從他的角度來觀察這場「壬辰倭亂」（朝鮮對戰事的稱呼）的細節。儘管朝鮮為明朝的藩屬國，但請求明朝出兵並不是簡單的事情，鄭崑壽並非傳信使，而是遊說的任務。
鄭崑壽要讓明朝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必須強調日本軍隊「意圖攻擊遼東」，但這不是甚麼難題，真正困難是一些執行的問題。首先，在日本大軍的攻勢下，朝鮮全國一時間處於恐慌之中，先不論防禦或反攻敵人，他們對敵人軍情的毫不知情，特別在朝鮮朝廷逃難後，鄭崑壽在不知敵人的實際人數和行軍情況下，盡可能地請求明朝派出足夠的軍隊。然而，援軍的物資成為另一個問題，鄭崑壽已無力為明朝提供糧食，也就是援軍還需要自備糧食。
當鄭崑壽抵達北京後，萬曆皇帝早已有意出兵支援朝鮮，但朝廷內仍有不少「非戰派」提出反對。雖然明朝看似承諾出兵，但鄭崑壽多次向兵部尚書石星打聽出兵的時間表；直到回程時，他仍然沒有確實得到答覆。不過，明朝最終出兵支援朝鮮對抗日本大軍，在鄭崑壽之後有無數朝天使出使北京，向明朝提供情報。然而，明朝和朝鮮的合作底下不乏唇槍舌劍，明朝官員多次指責朝鮮沒有為戰事付出，既不提供糧食又不練兵反攻，且求援初期刻意低報敵軍的軍力，但最後兩國仍然成功抵抗日本軍隊的入侵。
朝鮮使者眼中的「晚明」和「明末」
在「壬辰倭亂」後，朝鮮恢復與明朝的年貢，每年派出朝天使團到北京。
在明清時代，中國的外交是採用「朝貢」模式。簡單來說，中國以「天朝」自居統治「天下」（世界），周邊的國家可派人向天子朝貢禮物以示臣服；天子會冊封該國為「藩屬國」，並送上厚禮給使團，透過禮尚往來的方式來確保天朝的和平。不過，這種厚禮薄來的做法對財政構成沉重負擔，其後朝廷對藩屬國朝貢的次數作限制，一般是數年來作一次朝貢，唯獨朝鮮是年貢，且收得最豐富的禮物。
對朝鮮而言，朝天使團不僅是與強大的睦鄰保持友好關係，也帶有其他重要的目的。一直以來，朝天使團中設有「質正官」（古稱「朝天官」），他的任務是到中國準確無誤地學習知識（與玄奘取西經有點相似），並把先進的學說和制度引入到朝鮮。作者指出朝鮮不只是追隨中華，更期盼自己能夠「以夷入夏」，成為中華。朝鮮士人自少學習漢文，使用漢字書寫，背誦中華的儒家經典，可見他們對中華文化和學術的非常崇拜。
另一方面，朝天使團從漢城到北京的路上會進入遼東，該區是中國重要的軍事防線，隨時防範「北虜」的入侵，所以使團也會借此機會了解明朝和外邊地區的軍情。除此之外，利瑪竇（Matteo Ricci）在萬曆年間進入北京，這批傳教士向中國人展示西洋的知識和科技，當朝鮮使團目睹《坤輿萬國全圖》時更深感震憾。在往後的歲月裡，北京傳教士也接觸朝鮮使團，嘗試到朝鮮傳教。因此，作者形容朝天之行不僅只是單純的外交之行，也是讓朝鮮人認為世界的旅程。
儘管明朝在朝鮮人眼中是如此敬重的對象，但朝天使團也遇到不少理想崩壞的事情。在萬曆年間，質正官趙憲、許篈來到中國，他們屢次受明朝官員索賄，以及繁重的賦稅雜役造成民不聊生，而在國子監（明代最高的學府）更目睹監生爭搶使團的禮物。此外，明朝的學術風向也會使朝鮮士人感到不悅，如一直擁護朱熹學說的朝鮮士人對明朝士人轉為學習新興王陽明「心學」感到不滿。
隨著女真族的崛起，漢城至北京的道路已不再安全，在明朝失去遼東地區之後，朝天使團改行海路，但航行極為危險。在崇禎年間，朝天使團在北京所關心的不再是學術，而是滿洲人的戰事情報，不論是直接向官員詢問或是向路人打聽。然而，滿洲人的鐵蹄正一步步進迫朝鮮和明朝，在1637年朝鮮國王仁祖向清兵投降，改奉大清正朔；而明朝也在1644年滅亡，滿洲人入主中原。
眷戀明朝的外邦
在明朝覆亡後，朝鮮改為向清朝皇帝朝貢，儘管制度和禮儀保持明朝時的方式，但「朝天」行被改稱為「燕行」，朝鮮文人對清朝的態度遠不如前朝。朝鮮對清朝的敵視不僅是入侵的仇恨，同時也視滿洲人為蠻夷；而中國在這批蠻夷的統治之下，風俗和文化漸漸地受「污染」，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薙髮」。在清初的「燕行記」中，朝鮮使節對清朝統治下的中國充滿反感，同時也不斷尋找過去「中華」的影子，或是仍然思明的中國士人，但結果卻讓他們大為失望。
在朝鮮人的心目中，昔日他們所崇敬的「中華」已經在中國消失，但並沒有放棄明朝復國的希望，甚至朝鮮國王孝宗計劃發動北伐，但未能成事。在這等待之中，朝鮮保留著明代的衣制和禮儀，以「小中華」自居承傳中華的文化。作者提到當時面向普通讀者的歷史教科書，如權以生的《史要聚選》或朴世茂的《童蒙先習》等，這些書藉都影響著朝鮮人的世界觀：大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而自身的文化承繼著大明國。另外，朝鮮士人更自發書寫明朝的歷史，如郭瀏的《皇明記略》和李玄錫的《明史綱目》，由於他們沒有忌諱，編修明史一度成為朝鮮士人的狂熱。
在燕行使團除了官員和士人之外，還有不少商人、通事和僕役等在使團中參與貿易。他們相較於士人更願意與清國人打交道，甚至與官員交朋友，既是方便使團在中國的活動，也有利於與中國人經商。當時，朝鮮使團帶來的禮品包括朝鮮紙、扇子、銀妝刀和靴子等，但他們嚴禁帶花紋的布疋和人蔘到中國，其中人蔘被朝鮮朝廷視為戰略物貨產品。另外，朝鮮朝廷也曾經限制過多中國產物進口，這既是杜絕奢侈風氣，也是防止過多國內資金流向中國。
隨著朝鮮和清朝的接觸日久，朝鮮「思明」的風潮也隨時間漸漸沖淡，在全國熟悉中國歷史卻不諳本國歷史的情況下，朝鮮士人開始轉向重修本國的歷史，同時也接受清朝為中華王朝的延續。
朝鮮與日本的小插曲
雖然本書主要講述前往中國的朝鮮使團的經歷，但作者也提及朝鮮和日本兩國在十六至十八世紀的外交。
在「壬辰倭亂」期間，日本軍隊曾經俘虜大批朝鮮人並送到九州，這些俘虜既有平民也有將領和士人。作者講述兩位被俘虜到日本的朝鮮官員——魯認和姜沆的故事，前者是在趕往戰場的路上被俘，後者則在海上被捉。由於兩人皆為文人，熟識書法、詩詞和中國經典，不少熱忱著漢文化的日本僧人、文人和武士與他們接觸和交流，他們書寫的書法和創作的詩詞也能賣得一大筆金錢，漸漸地積累了一堆財產。儘管中國與日本的外交中斷，但日本的貴族和僧人階層仍然嚮往漢文化、享受中國貨品，所以對這些熟悉漢文化的朝鮮文人非常欣賞，甚至希望能結交為友。
然而，魯認和姜沆並無意留在日本，他們計劃利用自己的財富逃回朝鮮，但在海路相當危險，加上日本對海上的封鎖，結果逃走失敗。逃走失敗的朝鮮人會被帶到近畿地區軟禁，並盡可能地分隔他們，以防止他們互相聯絡，但仍然無阻他們嘗試離開日本。在戰爭結束後，魯認在大明使團的協助下逃出日本抵達中國，得到萬曆皇帝批准返國，回國後受到朝鮮朝廷的表彰。姜沆也在戰後一段時間，於1600年被釋放返回朝鮮。
在「王辰之亂」後，明朝和朝鮮很快與日本恢復外交聯絡，並朝鮮派出「通信使」到日本處理返還戰俘的事。作者又以其中一位製述官——申維瀚為例，解釋通信使團的工作除了「親善友邦」之外，他們也要向日本「宣揚國威」。通信使團既有展示武藝的「武官」，也有「製述官」創作詩賦，而申維瀚在行程中由清早到深夜不斷地寫書法和詩詞。
雖然戰爭結束，但朝鮮和日本的「戰爭」從戰場帶向外交上。朝鮮人不但記著差點亡國的仇恨，同時也視日本為沒有文化的蠻夷，一直稱日本人為「倭人」；日本人希望能擺脫中國的朝貢體系，建立屬於自己的世界規則。在1709年，德川綱吉就要求朝鮮稱幕府大將軍由「日本大君」改為「日本國王」，這一要求引起朝鮮的不滿，因為天皇才是日本國王，且這也打破了原來的「對等」稱呼，結果還被朝鮮拒絕。
後記：朝鮮使者眼中的中國
本書為一本「燕行錄」的通俗讀物，從朝鮮使者的眼中閱讀明清時代的中國，以及朝鮮與中國、日本的關係。對於較少接觸相關課題的讀者，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入門讀物。從這些故事中，我們看到中國、朝鮮和日本之間的互動和影響，在研究某一國家的歷史時，我們可能會忽略了鄰國的文獻和視觀，對這國家的歷史有所乏失。
由於本書主要由多個故事組成的通俗讀物，若要對「燕行錄」或明清時期的中朝關係史有深入了解，可能需要閱讀同一作者的另一本書——《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 - 1800）》。
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
作者：吳政緯
出版：秀威資訊
版本：2017年7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