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七年上書局出版《鏡頭下的歷史》，據傳已獲《南華早報》免費授權使用相片，但沒有與原作者陳橋簽訂出版合約。後來的版權爭議及道德批判，皆由此起。
只要當初雙方好好簽約，就不用在爭議時事事訴諸口頭承諾、人格擔保；甚至不太可能生出禍端。上書局的鄺穎萱、劉細良為甚麼就以心急為由，由始至終都沒有跟陳橋簽約呢？
出版合約保障雙方權益
圖書出版社跟作者簽訂出版合約保障雙方權益，理所當然，相信也屬行規。合約中一般訂明雙方名稱、書名、授權年期、版稅或授權費等等，或許還會提及電子版版權、印刷規格及數量、預計出版日期、免費樣書數量、作者訂購優惠等等，以及免責條款。
就算是買斷式授權（royalty-free）也好，「義務出版」也罷，金錢以外的基本資料依舊必須以合約訂明，雙方同意簽署作實。假使日後雙方就出版細項各執一詞，起碼有約可依。
以再版之名、行重印之實？
二〇〇六年，加拿大中僑互助會（下稱中僑）曾為陳橋出版《鏡頭下的歷史 — — 陳橋三十載新聞圖片錄 》（下稱原版）。據悉二〇一七年上書局的新版編排、頁數、乃至序言皆與舊版雷同。
如果新版仍由中僑出版，內容、裝幀不變，屬「重印」或「再刷」。內容、裝幀、售價等等有變，就叫「再版」。
如果新版改由上書局出版，內容、裝幀變或不變，都屬「再版」。如果保留原有設計，可稱「復刻版」。如果有添加內容，可稱「增訂版」。
根據聶德寶的貼文，鄺穎萱得悉原版只餘兩本存貨，並稱「很想重整橋叔的圖片出版他的攝影集」、「願意承擔製作費用，並將收益作慈善用途」。
如果要節省製作費用，以再版之名、行重印之實是不錯的方案。只要另外再獲得中僑（或其僱用的設計人員）的版式授權，以及陳僑的序文和內文授權，那只要改一改版權頁，就可以付印。
開度變小，排版擠擁
不過舊版採用特別開度，即裁走並「浪費」更多紙張，必定令印刷成本上升。據網圖所見，新版很可能是十六開，比原版略小，必須更動版面。
新版的製作者可以選擇把原版排版按比例縮小，好處是保留原版風味，壞處是相片變小、留白變多。他們採用另外的方案，即重新排版。
新版沿用舊版離脊式裝幀，但開度比較小，所以排版須作調整。依據網上材料，照片或被縮小、或被裁剪、或被刪走。有些照片四周本有留白，新版就被迫「出血」，即疊在書口的邊界上。有些照片從只佔一頁調整成「跨版」；又或者本來也有跨版的，但跨版的位置偏離了。
序文錯置，體例有誤
劉、鄺二人推銷此書時，強調相片彌足珍貴、意義重大。加上舊版珠玉在前，又換了出版社，按慣例會在新版內新擬一篇「再版序」。或由編者寥寥數句交代新版的來龍去脈，以便節省版位。又或由作者（陳橋）親書，說明修訂情況，並鳴謝編排人員等等。
以嚴肅文學為例，聽說每次巴金（李堯棠）的作品再版，他老人家都會再寫一篇輔文。一九七七年，他在《家》的再版後記寫道：
「《家》是我四十六年前的作品。四十六年來我寫過好幾篇序、跋和短文，談我自己在不同時期對這部作品的看法，大都是談創作的經過和作者當時的思想感情⋯⋯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次重印《家》，向我徵求意見，我表示同意，因為我這樣想：讓《家》和讀者再次見面，也許可以幫助人瞭解封建社會的一些情況。」
可見，如果新版內附一篇陳橋的再版序，就頗能說明新版為作者授意之，不須引用合照、「簽書會」、網上對話等旁證。
就網上所見，新版刪去了舊版孫元壯的序，換成劉細良的「前言」。此篇目前尚未在網上流傳，未知內容如何。不過觀乎新版目錄，自序、前言、榮譽獎章屬「文前輔文」，大逃亡潮至努力建設為「正文」。那麼「前言」即非「引言」，不屬正文一部分，而很可能其實是「再版序」或「再版前言」。
若如此，新版編排上就有兩處不合出版體例。第一，原版（孫元壯）序通常會保留，放在再版序（劉序）後。第二，再版序（劉序）應該放在作者自序（陳序）之前，不是以後。除非劉認為自己已成作者，否則不應如此安排。
再版成了山寨版
由於上書局重整了版面，並沒有完全抄襲舊版。所以新版有沒有侵犯版面設計的版權，仍待商榷。不過序文、內文等等未獲授權，就無可爭辯。
原本不論修訂多寡，都可稱為「再版」。但是若以一般商品來說，這不是「高仿版」，而是「山寨版」。
高仿產品（counterfiet）幾可亂真，還聲稱自己就是正版。真版叫Chanel，高仿也叫Chanel。山寨產品（knockoff）則是看似為真，但不會沿用正版的名稱、商標，質素還很可能打了折扣。正版叫new balance，山寨版叫New Barlun，後者成品看上去總有點蠢。
同屬鄺穎萱的出版社小書局，出版過照片比例甚高的書，如《開心牛》、《十二唐狗》、《帶著Goldie去旅行》等。那些書設計精美，上書局新版《鏡》封面平板乏味、內容過份擁擠、印刷糊成一片，都不能與原版相提並論。
原版《鏡頭下的歷史》副題為「陳橋三十載新聞圖片錄」，英譯為「Kiu Chan Times 30：Moments Captured by a Photojournalist」。新版呢，中文副題沒有了，直接接上原英文副題。加上製作大打折扣，更沒有得到原著人授權，稱得上是「山寨版」。
《南早》僅提供內容，非著者
當然，最重要還是一紙合約。但跟上書局簽約只是南早，而非陳橋。二〇一七年三月，鄺穎萱以電郵向《南華早報》取得照片的免費授權，其實並不足以讓新版擺脫版權爭議。根據已公開文件，雙方簽訂的僅是內容授權協議（content license agreement），而非出版協議（publishing agreement）。
根據劉細良憶述，《南華早報》更像是新版的著作人。陳僑把相片光碟寄至上書局後，上書局轉交至《南早》。《南早》韓先生確認「光碟內全部相片版權全屬南早所有」，並要求上書局「將最後的排版內容送審」，徵得南早批准後才可付印。通常這是作者獨有的權力，出版社的義務。至於要不要「批准」，端看合約所議。南早在這方面肯定經驗豐富，也重視版權和品牌，故此敢於提出如此要求。
南早與上書局簽訂授權合約，又有最終審批權，程序上儼然是新版的著作者。反觀陳橋沒有得到一紙合約，也很可能沒有審閱的機會。就當上書局是投資方，不予陳橋「批准權」，但付印前讓對方核對排版、甚至確認打稿，也是非常合理的。上書局是否因此只集中精力應付南早，而忽略了陳橋？又或者誤把著作人當成南早？
時間充裕，何不簽約
劉細良也承認當年太心急出書，所以沒有做好出版授權。到底有多急呢？請看以下年表：
原來的出版計劃還包括後續的展覽，因此要趕忙出版好像還說得過去。正式出版日期為七月，就以七月一日為限。由於相片授權已於三月內完成，那麼上書局最少有四、五、六月共九十一日去處理新版製作事宜。因為七月就會舉辦香港書展，一般出版社在這三個月都會忙得死去活來，以期在書展推出新品，增進銷情。偏偏這年上書局沒有參加書展，相信相關壓力並不大。
此外，同年八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上書局更「開倉散貨」，把多年存貨送給公眾。按理上半年不可能再有太多出版計劃，以免加重倉庫負擔。如果寛鬆地計算，印刷需時兩周、南早審批也需時兩周。兩個月扣除所有周末和假期，也有四十天時間。看上去時間頗為充裕：十天編輯、十天排版、十天校對、十天修訂。這足讓陳橋參與其中。為甚麼會「心急」得無法與陳橋簽約呢？
錯失四次簽約時機
根據上述時間表，上書局錯失了四次與陳橋簽約的時機：
第一次，取得《南早》授權後，初步合法。上書局取得此書主要內容，即可與作者簽約，確定出版意願。
第二次，截止預購後，預算平衡。上書局可按訂量調整印數，確保不會虧本。出版合約可列出更多細項。
第三次，《南早》審批通過後，依約行事。上書局得知可如期出版，更可安心與作者簽約。
第四次，劉細良送書給陳橋時，忙羊補牢。雖然程序上並不理想，為時甚晚。但此時補簽合約、追認條件，總勝過比不了了之、胡混過關。
義務出版，言行不一
順帶一題，鄺劉二人在四月公開此出版計劃時，稱為義務出版。事後又稱為商業出版，書價港幣三百云云。義務出版是個很新的詞彙，行內好像一直無此一說。但聽上去出版方似乎是在做義工，不收報酬。按一般理解，就是「扣除必要開支，收益全部捐贈某某」。
當義工和定價出售貨物，兩者沒有矛盾。不過，參考鄺穎萱另一家出版社小書局，有兩種宣稱作慈善用途的書《開心牛》（2008）和《十二唐狗》（2009）。兩者皆有定價，但分別在封底標明收入流向和受益機構：「本書所有收入將全數捐贈世界動物權益（慈善）協會有限公司」、「本書所有收入將全數捐贈Hong Kong Dog Rescue」。
對劉來說，似乎圖書賣錢就是「商業出版」。那麼上述兩書，既是義務出版，也是商業出版。圖書製作、印刷、分發、推廣需要成本，所以扣除成本後如有收益，才將收益轉贈他人，這也可以理解。可是新版沒有按照慣例，標明受益人是誰。劉自辯時不曾提及，有這樣一位受益人或機構。
那麼新版就實在說不上是「義務出版」。
失職、失當、失德
新版製作前後三個多月，出版社始終沒有跟作者簽約，失職。新版體例出錯，製作欠佳，又無交代受益者以證其義舉，失當。出版方專業出錯、安排失當，事後卻對著作方反唇相譏，更屬失德。
由羅恩惠代陳橋長女陳麗娟發聲明起算，爭議已拖延三周，仍未見出版商認錯、賠罪、尋求和解。除了讓業界蒙羞，或令內容提供者對香港出版商戒慎恐懼。記得香港有流言曰：「如果你想害人，推薦他做出版吧。」香港出版業已經舉步維艱，還出了如此不專業之醜聞，叫人徒嘆奈何。
縱上所述，以現有公開資料來看，「義務出版」純粹子虛烏有，「出版義務」卻又沒有好好履行。這家出版社在出版此書以後一個月，就要開倉散貨，騰出空位出租與徐少驊。以後似乎也沒有再有其他圖書出版，延續惡習，算是不幸中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