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不斷佔據人類的生活，甚至去到一個地步，人寧願忘了帶自己的銀包、鎖匙，也不能不帶自己的手機。沒有手機在身，人就會焦躁不安，彷彿身體總是少了一些部份。
有一些人開始注意到手機對於人的不良影響，嘗試尋找一些減少依賴手機的方法。一些手機平台開發商如Apple 近年也變得「很關心」用家，推出一些協助用家計算每周手機使用狀況的預設功能，提醒作為用家的你今周手機使用量的增減，從而令你好好地控制自己不要過度沉迷。
安德斯・韓森（Anders Hansen）這位瑞典精神醫學專家在這本《拯救手機腦》裡頭，就以精神醫學理解人類大腦運作的角度，剖析為何人類如此容易對手機產生依賴。
人類是進化的結果，當中進化的過程不分好壞，只求生存。能夠提高存活率、繁殖率的遺傳特徵，通常會在經歷漫長的歲月之後，成為普遍的特徵。
在10萬年前，人類有15－20% 是因為缺乏食物而餓死，而有些人因為基因突變，在吃甜的水果時，會分泌出大量給予我們幸福感和活力物質的多巴胺，於是這些人會盡可能將眼前的水果全都塞進嘴裡才能滿足。而因為這樣，這些人比起其他沒有這樣做人在身體儲存得更多能量，亦更能生存下去。
但到了今天，這種令人得以在食物沒有保障的環境生存、追求熱量的內在機制，卻反而使得我們很容易進食過多，而變成糖尿病患者，皆因現代來得太快，人類進化太慢。
同樣地，感受到焦躁、壓力等這些負面情緒，安德斯・韓森認為都是為了在野外生存時的演化出來的機制，用以對周圍環境保持警覺（焦躁）、快速解決當前生命受威脅的情況（壓力），以及躲藏自己避免傷害（抑鬱）。所以，有時適當的壓力反而是幫助我們思維更為敏捷的推動力。
多巴胺比起形容為是一種獎賞機制，其最重要的功能反而是讓我們選擇究竟將精力放置在何處，是我們的動力來源。例如在肚子餓的時候，如果有人將美食擺滿餐桌，此時光是用眼睛看著，多巴胺的數值就會飆升，而不需要等到吃下食物之後才開始分泌。那是因為多巴胺讓我們產生了食慾，告訴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食物」。而人體分泌的「嗎啡」內啡肽（endorphin），會讓我們感到「這個食物很好吃」。
手機的出現，成為了刺激多巴胺的最新條件，它滿足了我們熱愛新事物的內在機制，皆因在古時「了解得越多，生存概率越大」。而設計社交平台的工程師，都會千方百計將你的注意力，留低在平台之上，好讓增加他們向你投放廣告的機會率。
日本的研究者曾經有一個這樣的實驗：他們要求參加者看著電腦顯示屏盡快找出其中隱藏的文字。其中一半人將不屬於自己的手機放在電腦旁邊，另一半的人則在桌子上放置一個筆記本。
他們最終發現，桌上放著筆記本的參加者更快完成任務。由此可見，手機只要「存在」，就會剝奪我們的注意力。
2010年，在舊金山的某會展中心，喬布斯（Steve Jobs）第一次向幸運的現場觀眾展示了iPad。當時他高度讚美道：「iPad會為我們接觸網絡世界帶來意想不到的神奇機會。」然而當時的他卻沒有告訴我們，孩子們極其容易對iPad上癮。
《紐約時報》在採訪喬布斯時曾經問道：「你家的牆壁是否也變成了電子屏幕？邀請客人到家裡吃飯，飯後甜點該不會就是iPad吧？」喬布斯回答說，完全不是的，他還談到父母應該嚴格限制孩子使用電子產品。
記者對此感到十分驚訝，並在之後報導中將喬布斯稱為「低科技家長」。喬布斯正如《門徒》裡頭作為白粉賣家的劉德華一樣，賣白粉的自己不會吃。
那我們是否應該將手機放進垃圾桶，成為一個反科技分子？作者認為這反而令我們很容易陷入自然主義謬誤（naturalistic fallacy）的圈套：我們不能僅僅因為我們的祖先過著「自然的」生活，我們就順理成章將其視作更好的選擇。就正如祖先一旦發現食物就會全塞進下肚，這對今天的我們來說並不是很好的「榜樣」。
所以，作者在書末提出了一些建議，去令我們減少對手機的依存，幫助我們重新獲得主導權。例如善用幫助計算手機使用量的程式、習慣每天斷網一兩小時、將手機設置成黑白背景來減少多巴胺的分泌，以及與朋友在一起或者學習時遠離手機，這才能夠將專注力放在面前的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