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地方：那種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說起人類學，我們第一個印象很可能是在《憂鬱的熱帶》裏般，穿起迷彩裝，在亞馬遜森林和巴西遊走各個原始部族，進行田野考察。但是，比起考察一些未知的遠鄰，我們身處的城市空間不也需要我們所注視嗎？
這種對都市空間研究的渴求，也可見於 2019 年爆發的全球肺炎導致的一連串城市閉鎖，使得平時充滿人群的城市空間突然空置，令到不少人產生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觀感，誘發一連串稱為 Liminal Space（似曾熟識之地、閾限空間）的網絡美學創作。
剛剛去世的法國人類學家馬克·歐傑（Marc Augé），在1992年的著作《非場所：超現代性人類學導論》，就在當時為我們帶來一種對當代都會空間進行研究的人類學，希望我們注視個人在當代社會的位置何在。
人類學的再定義
80年代末期鄰近人類學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near, L’anthropologie du proche）的出現，向當時固有人類學對於歐洲的、西方的「此地」，與從前的「殖民地」、今日的「未開發國家」這些遙遠「他方」之間的對立提出質疑。
這種從關注他方，轉向關注當代世界的鄰近人類學，並不是因為人類學厭倦異國田野，才冒著將失去其延續性的風險，將研究對象轉向當代世界。而是因為當代世界本身的轉變加速，召喚起人類學的關注。
Marc Augé認為當中有3點轉變值得我們關注，而這些關注都牽涉到一個共同點－－過量：
時間的過量
時間的過量，意思是指一系列「事件（event）」，那些具有如同法國大革命般無法簡化為僅僅使事件得以可能、且於事後可以想像的眾多因素總和的革命性的「事件」，在當代世界不斷倍增，不斷「為歷史性行動建立了一種新模式，一種未登錄在這個局勢清單裡的模式」。歐洲的例子如披頭四、六八學運、阿爾及利亞戰爭、柏林圍牆倒塌、東歐民主化、蘇聯解體等等。
這種與歷史加速呼應著的事件超載 （overabundance of events），是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都無辦法預測到的，其事件的厚度只會令所有意義消除殆盡。我們逼切地理解現在的一切，導致我們難以去為不遠的過去給予意義。這亦被弔詭地解讀成意義的匱乏，比如地球上所有承諾落空的失望－－例如對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後共產主義的失望。
而大量事件出現，導致我們尚未完成趨勢觀察之時，衝突已經成為結局。賦予世界、賦予當下或過去一個意義成為每天的需求，延展至集體的、家族的、歷史的記憶。這種需求是事件超載的代價，符合一個Marc Augé稱為「超現代性」的情勢，得以解釋其根本形態－－過量。
年鑑學家傅勒（François Furet）認為法國大革命作為事件的動力，「大眾可稱之為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或文化的，亦即其透過人民的動員與對事物採取的行動而倍增的力量，是經由意義的超量灌注而來」。Marc Augé認為，這種意義的超量灌注，不單止於法國大革命，而是對於所有事件能夠作為研究「此時、此地」的人類學得以介入、發揮作用之地的原因。
空間的過量
空間的過量 (spatial overabundance)，弔詭地和地球空間的壓縮有關：我們透過從太空將我們本身的空間，縮小到微不足道的一點，透過人造衛星所拍攝的照片認知到我們確切的尺寸；與此同時，世界向我們開展：從征服太空、快速的運輸方式、在家就能夠很容易接受到世界另一端的訊息。
我們看到的影像，明顯是被操作的、被扭曲的，但同時為我們組成一個在其多樣性裏相對均勻的宇宙：沒有什麽比起一套優質的美國影集更能代表呈現美國的生活，為觀眾、演員建立起偽裝的熟悉感。華盛頓、莫斯科、香榭麗舍大道、阿拉伯沙漠，即使我們沒去過，但我們認得出來。
而這個虛構的宇宙，成為了民族學家的幻想與他們所研究的原住民幻想的交匯點。民族學長久以來致力於將具有意義的空間、歸屬於自成一文化整體的社會，從世界中區劃出來。在一個意義的宇宙裡，個人與團體只是一個表述，透過同樣的標準、同樣的價值、以及同樣的詮釋方法來自我定義。
自我、個體
在一個不分領土的宇宙，缺乏新的田野，而無大敘事的世界，理論亦青黃不接。所以，自我、個體的形象，再一次回到人類學的思考之中。
在西方社會，個體期待一個世界。這個意思是指，個體企圖透過自己，或者為自己詮釋這些傳遞給他的訊息。宗教社會學家揭示了天主教實踐本身的特殊性：信徒傾向用自己方式來實踐。個體的歷史從未如此清晰地被集體歷史所關照，但同時集體認同的基準也從未如此浮動過。個體製造的意義也因此前所未有地必要。
Michel de Certeau 在其書《日常生活實踐》裡頭談到「實踐藝術的巧招 (tricks in the arts of doing)」，這種巧招可以使得本身受城市社會束縛的個體，能夠用某種日常的拼湊加工，建立起自己的佈景或者留下獨特的軌跡。但這些詭計，有時反映出平均個體的多樣性（例如座無虛席的音樂會），有時反映出個體的平均值（例如一種抽象概念）。
現在人類學家所面對的問題，是了解如何將他們所觀察對象的主觀性，納入他們的分析之中。這亦即是基於社會中個體處境的更新，了解如何重新定義代表性中的條件。 有些人類學家會以佛洛伊德作為榜樣，有如他所實踐的自我分析一樣，將自己視為文化的原住民。
小結：超現代人類學
以上超現代人類學當中有關過量的三個形象：事件超載、空間超載、參照的個體化，其實只是人類學固有材料的現代版本。因此，這些有增無減的要素，才能令到那些人類學所研究的當代現象，仍然如此令人著迷：從聯盟到宗教、交換到權力、佔有到巫術。
意義將在不同的地方重製，而人類學家，不論是未來還是今天的，都將會理解當中的合理與不合理之處。
非地方
上面說了那麼久，那麼非地方究竟是甚麼？究竟為何要說一大堆關於甚麼超現代人類學？皆因，非地方的概念與「人類學之地」的概念相對立。
「人類學之地」至少有三種不同的特徵：歸屬感、連結性與歷史性。屋企的佈局、住所的規矩、村落的區域、菜單、公共空間、土地的劃分，這些對於每一個人而言，對應一個有可能性、規範與禁令所造成的總體，其內容既是空間性，也是社會性的。
例如出生，是出生在一個地方，有如軟禁一樣被指派去一個居所。在這個意義上，出生地就是由個體身份構成的。有一個非洲的例子，當小孩意外在村外出身，就會從出生地的風景抽取一個元素，以此賦名。這些特徵，都是透過對於一個地方的認同，與關係產生連結所構成。
波特萊爾的現代性
過去的存在體現於現在，而現在超越了過去並宣稱擁有過去。文藝評論家 Jean Starobinski 就從這兩者的兼容中，意識到現代性的本質。
Jean Starobinski 曾在文章裏指出，許多具有傑出藝術現代性的作者，都能傳遞出「一種複調的可能性，其中的命運、行動、思想、模糊的記憶在地無限交錯，奠基於行進的基調（marche de basse，亦即是看似是背景、實際上控制整首曲子的節奏韻律）－－它敲響大地一日的時辰，並標記過去舉行（現在亦可能繼續舉行）古老儀式的地方」。當中的例子，就有如 James Joyce 的《尤里西斯》、Marcel Proust的《追憶逝水年華》、Claude Simon的《歷史》等等作品。
Jean Starobinski 其中的一篇文章開首，引用了波特萊爾《巴黎寫景》的第一首，該詩將現代性景觀，匯聚在一場具詩意的飛翔之中：
……the workshop with its song and chatter;
Chimneys and spires, those masts of the city,
And the great skies making us dream of eternity.
Jean Starobinski以「行進的基調」來形容現代性不會將古老場所和節奏抹煞，而是將其移至背景之中。藝術的現代性保存了一個地方所有的時間性，那些固有在空間與言語裏的時間性。
在週而復始的時間，以及著名景點的背後，我們能夠實際上找到的是語彙和語言：屬於禮拜儀式、「古老儀式」的特殊用語，跟「充滿歌聲和閒聊的工作坊（the workshop with its song and chatter）」的語彙形成對比。同時，所有說出同一種語言，辨識出他們屬於同一個世界的人的用語。地方因此透過語彙、透過私下共謀的說話者之間暗示般交換一些密語來完成的。
Jean Starobinski 評論上述提到的詩篇時，強調煙囪和鐘樓混同、形成現代城市的兩個世界的並存。但是，他也指出詩人特定的位置，想要從高處、遠方觀看事物，希望自己既不屬於宗教世界，也不屬於勞動世界。這顯示現代性的雙重面向：「在人群中迷失的主體」，以及反過來「由個體意識奪回的、絕對的權力」。
同時，波特萊爾觀看的位置本身亦是風景，其呈現的是一種極為特殊、相當現代的孤獨形式：一種位置、姿勢、態度的彰顯，發生在這個凝視的動作結束。而這個動作掏空了風景，以及它所關注的凝視當中所有內容和意義。那正是因為這種凝視融入了風景，成為了次要的、不可指定的凝視客體。
這種觀看的位移、現場的遊戲、意義的掏空，延伸到「超現代性」中最具特色的表現，只是這一次，這些理應在現代性中被視為特殊的孤獨形式，都以系統化、普通化且平常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城市呈現。
地方與非地方
若果說地方的定義是具有歸屬感，包含人際關係，並且擁有歷史性，那麼一個不具有歸屬感，沒有人際關係，並且沒有歷史性的空間，就是非地方。那是本身既非「人類學之地」，且與波德萊爾式的現代性相反的空間。
我們在診所出世、醫院死亡；轉運站、暫棲之所（從酒店到貧民窟）在奢華或是泯滅人性的思維模式下增生；密集的、變得可居的運輸空間；大商場的常客、大量「無聲」、「無人」交易；這些都允許形成一個具孤獨個體性、路過的、暫時的世界。
透過語言的默契、風景的地標、人情世故的潛規則，「人類學之地」受到人們彼此的身份所造就。而「非地方」則創造了旅客、顧客或者周日駕駛共享的身份。在「非地方」裏，相對的匿名性附在暫時的身份上，使他們脫離本身的階級、位置、外表的關注，並可視為一種自由。
Marc Augé舉例如旅客才剛透過身份證、護照表明個人身份，他們就湧向免稅區域，從其行李的重量和日常的包袱解脫。當中的意義，或許不是用優惠的價格購物，而是為了檢視此刻這無拘無束的現實，身為即場登機的旅客其不容置疑的資格。
「非地方」的使用者只有在海關、收費站、收銀台查核時，才找回他們的身份。在這之間，他與他者跟從同樣的規則，注意同樣的信息，回應同樣的要求。再一次，「非地方」創造的，既非特殊身份，亦非關係，而是孤獨與相似性。
但是重要的是，「非地方」的使用者之所以能夠可以獨自一人又如他人相似，與掌管該地權力的人有著契約關係。這個契約的存在適時提醒使用者，他買過的票、經過收費亭出示的卡、超市所推的購物車，這些或強或弱的標記，都係正正顯示契約與簽署人其個人身份有關。
所以，這種在進入當代消費空間事前或者事後對身份、契約的檢驗，使該空間處於「非地方」的影響之下：只有無罪的人才可以進入其中。這個90年代初的想法，若果重新放置在這個契約制定者透過人面識別大量規制人們進出不同場所的當代，可謂相當具有前瞻性。
總結
Marc Augé這本1992 年的導論，目的在於提出我們應該藉著超現代性人類學，注視現代社會中個人如何與城市空間產生關係，藉以重新獲得自己的「身份」，即使那種「身份」是透過「非地方」所受賦予的某種短暫的自由，作為禁區裡的旅客、想像裏的顧客，抑或高速公路上的過客。
而那些明顯並非現代性繼承者的帝國，仍然樂於否定超現代性人類學中所顯現的三種「超現代性」：她們對歷史加速無感，而是寧願將之重寫；她們限制子民行動自由，預防他們產生空間的侷促感；她們將個體的參照排除於意識形態之外，並將惡與誘惑投射到疆界之外。
相對於此，透過以超現代性人類學以及「非地方」的研究作為基礎，我們能夠為個體形象、個人史得以在這個所有歷史、信息都過量出現、無法捉緊的當代，尋找新的意義。這也是為何Marc Augé所說的「超現代人類學」、其文末所說的「孤獨的民族學」，對現在以至於未來具有重要意義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