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武裝青年：社會不缺漂亮的標語，缺的是細緻的討論
文／楊舒雅 攝影／陳家威
＊本文於2021年5月15日（全國升至三級防疫警戒前）彰化採訪＊
「來的時候可以搭二水在地的計程車，促進二水的經濟。」農村武裝青年主唱阿達在LINE上如是說著。從跑遍大大小小社運現場，到如今過著田野生活；從《幹！政府》到《根》；從2007年成立農村武裝青年，到如今過了14個年頭，組了家庭、正在學著如何當爸爸。「他曾經想過要不要放棄農村武裝青年，」現任農村武裝青年大提琴手、同時也是阿達的妻子俐君笑著說。「但隨著年齡增長、生活變穩定，他也變比較不衝撞，性格的轉變呈現在音樂上也很誠實。」現在的阿達，已經與2011年那個在環評會議上直直對視國光石化總經理曹明，彈唱＜白海豚之歌＞的阿達有所不同。
反國光石化的意義在於「運動是可以成功的」
「我不會覺得以前做的事很蠢。我認為無論選擇做任何事，一定都有當時的原因；而當時我這麼做的理由，就是『很想去做那件事情』。」阿達笑著談及十年前在環評會議上的破格舉動。當時會決定讓阿達在環評會議上唱歌，其實是因為環保團體認為每次環評發言都只是走形式，政府根本沒有想採納發言者的意見，因此想試看看另外一種發表形式，沒想到意外獲得迴響。
阿達是在地彰化人，當初會參與反國光石化運動，也因為當時正好是農村武裝青年最「衝」的時候，且運動的幾個主力者如彰化環保聯盟、台灣農村陣線等都是阿達熟識的朋友，阿達便希望可以為家鄉做點什麼。「我常跟他們講，我在社運現場，上了台就是表演者，下了台就是抗爭者。」參與運動不僅僅限於音樂上的支援，而是整個人都投入進去。「這樣寫歌才有身體感嘛！」阿達笑著說。
反國光石化運動在十年前備受關注，最終國光石化在壓力之下，決定撤銷在彰化大城的投資，運動成果對台灣社會影響巨大。「它的意義我覺得是『運動是可以成功的』。」該運動的動員讓公民社會達成共識，使人民的聲量大到讓政治人物害怕；阿達始終認為，人民手上唯一的武器，就是那張選票而已。而由於土地、反迫遷運動大多失敗，難得有反國光石化這樣振奮的結果，阿達認為反國光石化給台灣的土地運動寫下很好的成功案例，「不然媽媽每次都說『抗爭沒路用啦』，靠，終於給我逮到一個『有路用』例子了！」
任何價值與問題，都值得談出來
即便土地運動大多失敗收場，阿達也不會覺得無力感很重，甚至直言不諱「從一開始就覺得會失敗」。由於台灣過往數十年的教育，讓大部分的人習於追求迅速發展，尤其在土地與迫遷議題上，無論哪個執政黨的作為都相差不大；但即便身處這樣的社會，他還是樂於繼續說、繼續唱，他相信不同的價值與問題都值得談出來，即便不一定是為了對抗，「可能我就是喜歡跟大家談談，」他強調。「像我們現在坐在這邊，細緻的去討論一件事情，這就是台灣社會最需要的。」
「尤其我不喜歡很浩大的、很登高一呼的東西。雖然我聽搖滾樂長大，搖滾樂就是專門做登高一呼的東西（笑）像是我突然衝出來，跟大家講一句話，就有上千萬人看到我，這是很龐大、很一瞬間、爆炸性的…。但我後來發現，這個社會其實不缺各種的標題，這個社會欠缺的是最周到、最細膩的討論，而且是很小型的討論。」
用力向前衝，反而會忽略因用力而受到傷害的人
阿達說，如果是以前的他，一定會認為舞台本身即是責任。上天賦予才華、給予麥克風，讓歌者有別於其他人得以被看見，歌者便必須對這份賦予「負責任」。但是現在的他已不再那麼嚴肅看待，即便還是希望自己可以做點什麼，但不再如往昔那麼用力。「因為我漸漸發現，用力執行一件事的時候，你的眼睛只會執著在用力的那件事上。你會忽略很多旁邊的事情，包含被你這個用力而衝擊到、傷害到的人，你都會看不見。」他以感性的口吻說道。尤其在社運場合多年，他用「武俠片」形容社運第一線各種角力廝殺，但時間拉長來看，「用力」的效果其實很低。比起運動當下的成敗、運動訴求是否被接受，他現在更在意這場社運對人、對社會的影響。
他舉例無論在反國光石化運動、或貢寮自救會皆然，居民在運動中的角色往往最兩難。社運人士在抗爭結束後就拍拍屁股離開，居民卻要繼續在當地居住，須面對過往與未來的人際關係考量。倘若整個村莊都贊成開發，只有少數人反對，最後這些人往往會基於壓力而選擇不表態。要是再加上政治人物刻意操作，讓地方的人際關係崩解，是最不樂見的結果。所以「適時把自己的角色拉近拉遠來看」，才能盡量避免用力過猛而傷及周圍。
不再用力過猛，也不執著於「藉由音樂讓議題突破同溫層」。阿達認為現在的傳播媒介已趨分散且多樣化，如何有效率的傳播是無解的問題。「如果你想讓議題透過音樂傳播到非同溫層，」他笑說，「那你就要有能力做到像江蕙的歌一樣。」由於認為自己沒那麼厲害，現在能做的就是盡量維持多元的舞台、每一場都唱好唱滿，如巡演多選在地咖啡廳，或參與以社區為範圍的小型音樂節。俐君說，以前看農武的演出便覺得很有生命力、會感動人，「它不是平平的帶過、給你一個很輕鬆的下午；而是會打入你的心中，種下一顆種子。」
現在是怎樣的狀態，就做怎樣的音樂
時下獨立樂團多崇尚讓人又chill又「鬆」的音樂、關注個人小確幸，與農村武裝青年的風格大相逕庭。有別於許多人批評這是年輕世代的墮落，阿達不認為這是需要批判的現象，相反地，他認為這些作品都是當下社會的「誠實」展現。「當一個人打從骨子裡就是很爽的時候，你叫他一定要寫憤怒的歌，就算他真的寫出來給你看，這樣意義何在？」他認為每個時代的年輕人會有不同的創作主題，就算自己對這些作品仍會有喜歡與不喜歡之分，但不能因為不喜歡，就覺得「你們這世代的東西爛透了」。「我想說，靠，他們都沒嫌你東西很老（大笑），啊你在嫌什麼。」阿達開朗的說，「這本來就是一個互相嘛。」
然而，阿達也不是一開始就看那麼開。他提到過往曾批評自己喜歡的歌手「變了」的小故事：阿達從大學時期、生祥仍在交工樂隊時，就開始聽生祥的音樂。之後生祥自己出專輯，剛出社會的阿達聽到生祥新專輯當下的反應，竟是「幹，這什麼鳥作品啊？」並質疑生祥「你的理想性呢？你的運動性呢？到哪裡去了？」直到後來阿達開始做農村武裝青年時，才突然領悟生祥的難處與考量，「我就跟朋友說，我完全懂生祥了，我對不起他（大笑）。」阿達表示，有時我們認為創作者變了，其實或許是自己變了、或是解釋的方式變不一樣；而創作者身為一個人，也確實不可能永遠不變。所以自己現在是什麼狀態，就做怎樣的音樂，「誠實」才是最重要的。
別再叫我社運歌手
正因為他人的期待與自身的誠實往往有衝突之處，阿達也提及他的煩惱。由於多年來穿梭各大社運場合、加上創作主題與土地高度相關，農村武裝青年被冠上「社運歌手」的名號，因此有些事變成「非做不可」，然而對阿達而言，這反而成為沉重的包袱、疲憊的來源。「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叫我社運歌手，難道我做的歌只能是社運嗎？」他身為一名音樂創作者，想做什麼音樂都行，「只是我剛好做出跟社運有關的歌而已。」卸除社運歌手的定位，才能夠不違背自己「誠實」的音樂初衷，而不是為做而做。
阿達曾說過不喜歡談社運，認為社運是城市人的語言，但社運結束後，最終仍須回歸生活。這幾年他遠離社運圈搬到彰化，前幾年住三合院、現在搬到透天厝，過著愜意自適的生活。他說，「這幾年幾乎不太談社運，我在這邊最喜歡的就是酒肉朋友。」語畢，他大笑。他認為，如果有理想、想改變，「卻連交朋友都做不好，反而用力一直刺傷別人，誰想聽你講話？」到農村生活後他才發現，很衝的方式沒有用。而正是渴望接觸「真實生活」，成為他當初決定搬回老家彰化的原因。
「像濁水溪、水、水圳，就是我從小到大生活的地景，一方面它是一種記憶，但一方面這種記憶又很薄弱，是個正在流失的記憶，甚至是很遙遠的東西。」他將原因歸咎在台灣的教育沒有著重在「土地」，最終造成整個世代對於土地感的失去。多年來在台中生活，後來輾轉搬到峨眉，離鄉的十幾年間是靠兒時記憶，來尋求創作靈感。而他的兒時記憶後來影響到音樂創作元素，還有家中的台語環境。
給孩子的第一份禮物，是跟他說台語
農村武裝青年的歌全部都是台語創作。從小阿達家裡就是講台語，他認為用台語唱歌像在家一樣舒服，「會覺得唱出來的東西跟自己是一體的」；國語歌就沒辦法給他同樣自在的感覺。對他來說，選擇使用台語，是「出於自然」遠勝於政治考量，不同於現在許多創作者是「有意識」的選擇使用台語創作、甚至有語言潔癖，阿達的想法更偏向是「媽媽以前怎麼跟我講話，我現在就怎麼跟其他人講話」，並非刻意為之的結果。
「當然，台語是我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會想盡量保存；它有一天可能會消失，但在這個過程中我能夠盡多少力去做，把我媽媽跟我講的這個話，再跟我的小孩講，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他最擔憂的是，現在就連在二水，由阿公阿嬤帶大的孩子也幾乎不會講台語。阿達與俐君的孩子剛出生未滿一歲，他用認真的口吻說「所以我的孩子來到這個世界，我給他的第一份禮物，就是我跟他講台語。」畢竟孩子以後接觸國語的管道到處都是。至於孩子未來是否繼續說台語，就交由孩子自己決定，但至少現在他能決定要跟孩子用什麼語言溝通交談。
彰化十年地景變化：蓋房、工業區、外移人口
談到彰化近幾年的地景變化，阿達觀察到田中房價高漲，在二水一棟約600萬的房子，到田中要賣1000萬以上，即便田中因高鐵加持，價差也令人咋舌；此外，整個南彰化都在蓋房子，一蓋就是整排透天厝，但根本不知道誰會買、也不見人口增長；「去年我跟戶政事務所的人員聊一下，我說感覺這裡很繁榮，人口有變多嗎？他說沒這回事啦，永遠都是死的比生的還多（笑）」。外界看到近來青年返鄉似乎成熱潮，但「我們只看到返鄉的那些人，而沒有看見離開的、回不來的，或其實返鄉青年的現象本就一直在發生，只是因為這群人不是同溫層，所以我們不會注意。」
開發的腳步也並未因為抗爭及公民意識的崛起而放緩。近年為因應台商回流，政府又繼續增設工業區；彰化最嚴重的農地工廠問題，政府也未嚴格取締。「我當然知道在執行上會很困難，因為取締農地工廠會影響地方經濟。但政府常常的作為是，他是完全、完全的導向開發那邊，我有時候都覺得，拜託你也有一小小部分可以做點理想性的東西吧。」阿達無奈地說。
與昔日夥伴吃吃喝喝，就是最好的十年儀式
抗爭作為實踐理想性的手段之一，今年適逢國光石化撤回十周年，過年期間阿達與吳音寧等幾位好友聚會，共同談到往事。妙的是，時隔這麼久，看待反國光石化運動的想法都沒有改變。「可能是因為那時候很多夥伴吧，大家都還年輕，所以還蠻好玩的。」阿達感性地說。「我們今年聚會就在講說，欸反國光石化十年了欸，我們要不要幹嘛？有人就說，還要幹嘛，我們吃吃喝喝就好了啊（大笑）」相隔十年，當年的抗爭夥伴，如今有人進入體制、有人在各行各業、有人回家鄉種田，「大家都回歸到自己的生活。」社運現場的角力，轉化成每個人在各自角落踏實的生活，但不變的是，都同樣在為了這片土地更好的樣貌而持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