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庭之前，我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研究蘇案。就算已經盡力去理解事件，還是無法忍受文字描述與現場的情緒差距。
「三十年了，我還在等一個清白。」三十年是什麼概念？當蘇炳坤被帶到青草湖派出所刑求時，劉佩瑋、任君逸律師才剛學會走路；現在兩人坐在蘇炳坤身旁，為他的清白奮鬥。「對不起，這些記憶對你來說可能很痛苦，但是還是要請你努力回想。」尤伯祥律師的詰問很溫柔，要當事人回想三十年前的細節，很不容易。法庭的氣氛是嚴肅、但充滿善意的，就算法庭上全部人都知道蘇炳坤是清白的，卻遲遲無法給他一個無罪判決。蘇炳坤入獄服刑期間，當時新竹地檢署的主任檢察官彭南雄入監探望，並數次拿錢要救濟蘇家，「無法在司法上盡力，只能在經濟上伸出援手」，身為司法體系的一員，卻無法透過體制內的管道為蘇平反冤屈；蘇案再審開庭，檢方表示個人立場也主張蘇炳坤無罪，為因適法爭議不得不提起抗告。
正因每個人都明白這場悲劇的無奈，所以才盡可能的溫柔吧。但為什麼我們會自陷於名為正義的體系，卻得不到真正的正義，反而得轉向其他溫柔來安撫這樣的傷痛呢？
「這些事情我都記得，記得清清楚楚，為什麼問你，你都說不記得了呢？」這大概是整場審判中最令人心痛的一句話。面對這個司法錯誤，蘇炳坤不願意就這麼算了，但瘦小、微微駝背的郭中雄，什麼都不願意說太多，他已經不信任司法，不願爭取、也不願記得。在研究蘇案的過程中，無論是透過文字或報導，總是可以看見蘇炳坤的情緒，有憤怒、不甘、悲痛、無奈，但在郭中雄身上卻什麼也看不見。同樣身為受冤者，除了司法強行加諸在他身上的指控，他甚至還背負了誣陷無辜的罪惡與自責，很難想像在他空洞的眼神裡面，究竟藏著多狂亂的風暴。
像蘇炳坤一樣在這條路上堅持的人非常少，更多的是郭中雄這樣選擇吞下委屈，選擇遺忘的人。就像大部分的政治受害者，經過時間的沉澱，就算環境改變了、司法進步了，但他們已經不願意再去談轉型正義，只想好好的、安靜地過日子。面對司法錯誤，蘇炳坤的積極、郭中雄的消極，到底哪個比較好？基於公民道德和權利意識，我當然會說前者才是正確的，但看見實際過程中的心力交瘁與龐大的成本，我還是困惑了。
每場訊問告一個段落，蘇炳坤都會起身鞠躬「謝謝法官、謝謝檢察官」；審判結束，他更是向在場所有執法人員一一敬禮，那個禮很真誠、很慎重，畫面令人鼻酸。就算司法辜負了他，他仍然對這些繁複的審判程序心懷感謝（就算不是感謝，起碼是尊敬），蘇炳坤就是這樣善良老實的人。已獲平
反的司法受害者陳燕飛、鄭性澤也到場，在平反之路上，他們總是互相扶持。開庭前，燕飛伯問我們從哪裡來，還一一點名，說下次要帶十八個肉圓讓我們嚐嚐。他們笑的越溫暖，就越讓人心疼。
他們這樣積極的給社會溫暖，社會給了他們什麼？一段痛苦卻已經模糊的記憶、一場被耽誤的人生、一個永生洗刷不掉的污名、一些不太在乎的冷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