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理的人改變自己以因應世界，不講理的人堅持改變世界以因應自己，因此一切進步取決於不講理的人。」—— George Bernard Shaw
「基進分子」一詞用以描述提倡基礎社會或政治革新的人，作者 Jamie Bartlett 致力於尋找這些人，並試著在此書整理出他認為有趣又重要的當代基進思想，範圍限制於西方自由民主國家。
唯有特定類型的人會成為基進分子，你在路上看到一臉憤怒的人揮著旗子、喊著口號行進時，可能不知道這個人穿著潮濕的衣服、睏到不行、餓得要命，而且很擔心自己被逮捕。一般人多半會放棄，但基進分子非常執著，他們總認為成功的機會很渺茫，還是值得一試。但作者認為，如果我們想想 Einstein 定義的瘋狂：不斷重複同樣的行動，期待與以往不同的結果。或許也得承認，基進分子有那麼點瘋狂。
那麼，何謂基進思想，大概只要偏離當代多數人心中正常且體面的「奧佛頓之窗」就是了，太奇怪，太不可行，太不切實際。
而近年卻可觀察到「泛希化」現象——有投票的人開始遠離中間偏右或偏左政黨，而支持極左或極右政黨。人們尋求變化，新的政治空間開啟，網路也讓人更容易接觸到各種無論好壞的新思想。
作者表示：「我無意仔細評論所有的思想，也無意支持或反對，我寫這本書是為了理解政治為何並且如何改變。我會盡量讓你自行找到結論，但這本書若能稍微動搖你心中所謂的不可能，我就達成書寫的目的了。」
以下為各章概要分享與討論，希望也能打破你對「正常」的想像，開始思考，這是一種力量，社會總是在改變，「今日的基進主義很可能成為明日的主流思潮。」
超人類主義者的賭注 — — 嚮往未來的科技信徒
- 超人類主義者認為任何理性的人都應該尋找延長壽命的方式，生命延續學、抗老化基因研究、機器人學、人工智慧、模控學、太空移民、虛擬實境到人體冷凍技術都在他們的研發範圍內。超人類主義的魅力不只是科學，Richard Jones 表示超人類主義的根源並非科幻文學或電腦科學，而是中世紀受宗教影響的末日思想，以及以塑造並改良人類為目標的科學馬克思主義。
- Zoltan Istvan 為 2016 年美國總統候選人中排名第三的第三方候選人，他在 2003 年為國家地理雜誌報導越南 17 度線新聞時險些誤踩地雷，此次瀕死經驗使他決意將一生奉獻給超人類主義運動。他透過奇異的競選策略使人們聽見他的聲音，他將一台大巴改造成棺材並駕駛它，與機器人一同造訪各地舉辦集會和遊行，他最引人注目的政見是創造「科學與教育聯合體」，取代美國現有的「軍工聯合體」，希望在一個世代內根除人類老化與死亡問題。儘管他也如同大部分政治家一般在媒體前作秀，他卻不在意記者的目光，他深信曝光率的重要性高於自己的說服力，最後志不在當選的他達成了目標，在競選的四個月內完勝超人類主義在過去十年的媒體報導與曝光率。
- Stephen Hawking 曾說過，他認為人工智慧的進步可能帶來人類的終結。然而人工智慧已成為主流趨勢，很久以前我也幻想過或許它能讓我們免於機械式作業，進而使我們從事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但整個體系的相關配套措施仍是未知，或許只會造成更加懸殊的貧富差距而已，也就是只有極少數人不受老化和貧窮所苦，因此我無法預見科技烏托邦的未來，也無法深信這一切「相信某種跳躍性的科學進步能夠解放人類」的思想。
歐洲堡壘——爭取生存地盤的反伊斯蘭教團體
- Pegida（愛國歐洲人反抗西方伊斯蘭化）是新極右派的代表，他們之中包含各族群的人，有秩序並聲稱：我們沒有種族歧視，是代表「人民」對抗菁英，保護歐洲不受大規模移民侵害，支持言論自由與革新社會政策，對全球化與國際資本主義對勞工的影響持負面評價。過去二十年來，類似的反伊斯蘭教與反移民運動及政黨在歐洲興起。
- 捷克總統 Miloš Zeman 自從 2013 年當選後便毫不保留地發表自己對歐盟與難民、移民問題的負面態度，並稱信仰《古蘭經》的人等同反猶太主義者與納粹支持者，捷克的自由派認為他是危險的民粹主義政客。雖然捷克的移民人口少，但只要談到移民議題，卻是歐盟各國中態度最不友善的國家之一，其國民精神受保護取向的國族主義影響，特別因為捷克人在歷史上經常需要守護自己相對小的社會不讓強勢的外來者影響。
- 你試著對支持者說他有伊斯蘭教恐懼症，說他誇大了自己對伊斯蘭教的恐懼，不公平地將整個宗教給妖魔化，你都會得到相同的答案：他們會說他們的恐懼不是恐懼症，而是因應時事而生的理性反應。他們也會分享相關的新聞，不是假新聞，甚至不少新聞來源是有頭有臉的主流報章雜誌所報導的真實事件，但他們會使用特定的「框架」來整理並給出這樣的評語：「西方與伊斯蘭不相容」、「文化馬克思主義控制了大眾生活」。這些框架將一則則的獨立新聞轉變為解釋性故事，利用其闡明自己面對的不公，並挖掘更深的意涵與激起情緒化反應。我想大家對這種手法應該也不陌生，或許我們也應該再次省思這樣的問題，我們在尋找及解讀資訊時傾向於印證我們既有的信念，這就是所謂的驗證性偏見，而網路能夠放大驗證性偏見的效應，你很輕易就能夠每天二十四小時浸泡在你想聽、想看的資訊之中。
藥物神遊——追求身心平衡的迷幻藥使用者
綜合各種立場評估後，我選擇不在此分享此章節，我也不建議任何人因閱讀此章節而使用迷幻藥物，但如果你選擇嘗試，請務必注意安全並詳細閱讀參考資料。
插曲：預防——煽動性言論與思想干預
- 在自由派心目中，最終在思想市場中好思想會勝過壞思想，最有力、最理性的言論必定在論戰中勝出，然而事與願違，不理性、情緒化甚至是暴力的思想也頗具吸引力。當思想市場無法完成它的任務時，我們該給那些煽動仇恨或暴力的思想多少包容呢？這個問題自公元前 399 年，Socrates 教導年輕人對神明不敬開始，一直是自由社會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擾，也是此書要探討的核心議題。
- Prevent （預防）為英國政府出資贊助阻止暴力、極端或非自由思想成長的政策與計畫，當時的概念是：改變一個人的世界觀很困難，但你可以讓他們知道，他們無法用極端暴力達成目的，阻止「激進化」—— 從普通守法老百姓轉變為恐怖分子的過程。對於當時四名英國穆斯林在倫敦自爆造成 52 人死亡的事件，關於home-grown（國產）的恐怖分子，有人認為這些恐怖攻擊的根本原因是穆斯林沒有融入社會中的其他群體，而且導致一個人成為或支持恐怖分子的因素近乎無限多：經濟拮据、此人感受到不公、朋友圈、心理健康問題等等，隨著預防計畫的擴散，也讓許多穆斯林感覺自己受人懷疑，也有人認為他破壞警方與穆斯林群體成員之間的信任，也就是在阻絕恐怖主義的名義下，反而加重了它原本該解決的問題，使穆斯林在英國社會更加孤立。這項計畫給我們的教訓是：在醫學界，預防確實勝於治療，但在思想的領域，預防可沒有我們嘴上說得容易。
- 政府的確不該干預國民的思想，但也不能完全抽離思想市場，政府更應該幫助我們自行思索，不是教我們思考什麼，而是教我們如何思考，當然，正因為我們懂得如何批判性思考，自由社會也會因此充滿各種立場的言論，包括令人難以接受的言論，但這不也是我們為了自由而應該學習共處的一切嗎？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
格里羅 vs 格里羅——倡導網路公民革命的數位民粹主義者
- Beppe Grillo 為義大利知名諧星，也是義大利 五星運動 —— Mo Vimento 5 Stelle，大寫的 V 代表 Vaffanculo 也就是「滾開」—— 的領袖，技術上，五星運動並不是政黨，而是「非團體」，由「非規則」管理，Beppe Grillo 也因此說自己不是領袖，只是人民意志的擴音機。他認為義大利政壇腐敗、封閉且受上層菁英掌控，他承諾利用網路讓一陳不變的政治體制對大眾敞開大門，帶來直接民主、基進透明化，並終結貪腐。
- 作者詢問 Beppe Grillo 五星運動為何吸引人，是什麼因素讓這麼多人參與這樣的新型政治？以下是他的完整回答：「因為選民選的是一個人，可是你參加我們的五星運動，就可以投票支持一個計畫、一個想法，還有跟你、你的家、你的文化、你的環境有關的議題，你可以決定你的經費要怎麼花，你可以知道自己的稅都被拿去做什麼了。這就是政治！我告訴你一件很厲害的事：在馬賽，有一個 44 歲的人，他在財政部上班，有老婆和兩個兒子，智商是 75 。有一天他的腿出了問題，他去醫院的時候醫師幫他做腦部電腦斷層掃描，確認他腦袋沒事 — — 然後他們發現那個人沒有腦袋！他的頭滿滿都是水，只有薄薄一層大腦！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他這個人一輩子一直做重複的事，每件事都事先計畫好，別人叫他怎麼做他就怎麼做。那這又是什麼意思？這代表幾百萬個有腦袋的人都在過沒有自由、沒有創意、一板一眼的生活，這就是現代人糾結的地方。」
- Beppe Grillo 反映了政治界的兩大趨勢：首先是人們逐漸遠離主流路線，歐洲投票支持主要政黨的人數逐年下滑，人們對政治家的信任漸趨於零，政客在他們眼中成了遙不可及、享有特權的菁英；第二則是數位政治的興起，網路幫助更多人參與政治，但這並不代表它一定能改善政治，許多問題只會換上新面孔與新的名稱重新粉墨登場。Beppe Grillo 利用網路容納更多人與更多思想，同時也習慣辱罵競爭對手，並使用誇張言詞慷慨激昂來演講，讓人不禁疑問：數位時代的民主，真的會比從前更睿智或者更善良嗎？
杜麥的聖堂——摒棄傳統道德的人民公社
- 位於葡萄牙南部的塔美拉生態村（Tamera Healing Biotope），希望建立一個奠基於信任、互助、責任與參與的生活模式，與所有主流生活方式都不同，塔美拉居民沒有核心家庭，而是更大的社區群體，在這裡，性愛與色情不是私事，而是公共事務，許多塔美拉居民都有主要伴侶，但幾乎所有人都和超過一人有著性愛關係，他們認爲這並非「自由性愛」而是「無所畏懼的愛」，這裡的居民都長得非常好看，並且沒有任何一個擁有「無手機恐懼症」的低頭族，塔美拉揉合了回歸自然、接近部落生活的簡樸，以及較現代、較接近個人主義的念頭：我們能在帳篷裡快快樂樂地改變世界與全世界的人，同時滿足我們的性慾。塔美拉希望能在能源方面自給自足，然而區內電燈、招待所的暖氣、Wi-Fi、冰箱、灌溉系統等使用的電力，只有一半是太陽村與區內各處的太陽能板生產的，另一半來自葡萄牙的國家電網，居民的食物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是自己栽種，剩下都是從當地有機農場購入（塔美拉是嚴格的素食主義社群）。
- 塔美拉源於德國精神分析學家迪特・杜麥的思想，迪特會在此發表演說並與居民和訪客進行問答，塔美拉也有各種討論會。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新興宗教專家 Amanda van Eck Duymaer van Twist 表示，在這類型的社群中，思想順從與一致是很常見的現象，經常出現基進透明的文化，但這不一定會導向開放的態度與討論空間，公開討論會能幫助人們走出心理陰影，同時也能是確保所有人思想一致的方法，有時思想一致並非主要目標，這樣的風氣卻在無意中成形。公開的討論會能放大同儕壓力，導致參與者潛意識產生強大的忠誠之情，而出聲反對主流主張可能會使自己失去在社群裡的地位。
- 「自 1970 年代初期，現代人開始社群運動起，合作社與社群的黑暗面便成了特殊的風土病。」學者 Roger Hallam 寫道，並提及「濫用權勢的恐怖情況，與非主流理想社群的墮落。」然而，塔美拉至今仍未墮落，作者在期間也未見到肢體脅迫或明顯的思想灌輸，沒有人被迫居住於此，多年來有數十人因各種緣故離開，但沒有任何人發表負面評價。
基進分子的悖論——面臨兩難的極端環保團體成員
- 二十一世紀所有直得一提的運動之中，以氣候變遷為主軸的基進主義可說是最有說服力的開戰理由，Direct action（直接行動派）基進分子認為我們常聽到的綠色和平組織、地球之友與世界自然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太過懶散，資本主義體系宣揚永無止盡的消費、利潤的追求以及企業的利益，而氣候變遷便是此一體系無可避免的副產物，想防止災難性的氣候變遷，就必須用實際行動阻止人們燃燒化石燃料，即使用公民不服從的基進手段也無妨。
- 基進分子次文化有幾個關鍵要素，從用字遣詞、穿著方式、飲食習慣到決策過程，高風險運動更容易自然產生自我強化的次文化，外人難以融入團隊，但也是這種次文化驅動他們的運動——只有基進分子願意為抽象的全球問題冒著被捕風險展開行動，同時卻又限制了運動的規模。許多參與人也都意識到這個問題，明白環保運動不夠多元，但沒有人知道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但作者表示在他花時間深入瞭解的所有團體之中，沒有人和這群基進環保份子一樣努力讓團體更多元，也沒有其他人如此想方設法讓更多人參與決策過程。
- 基進分子總是困在虛偽與狂熱之間，你很難完全脫離現代生活，這些人也想去度假，也想用電腦，而他們一旦這麼做就是虛偽，而當他們拒絕用電或搭飛機，在他人眼中又狂熱過了頭。
尋找利伯蘭——建立來去自如國度的自由意志擁護人
- 除去北極與南極的小片區域，以及蘇丹與埃及之間一片不宜生存的沙漠，全球只有一片土地，沒有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正式擁有或在此宣示主權，這個地方叫作 Gornja Siga （上西加），是多瑙河克羅埃西亞岸一塊七平方公里無人居住的沼澤地，根據含糊不清、執行得十分寬鬆的國際法，第一個在無主地宣示主權的人，就能成為這片土地的所有人。來自捷克的自由意志主義政治運動人士 Vít Jedlička 於 2014 年在此宣稱這片沼澤地是「利伯蘭自由共和國」，希望能脫離民族國家的壟斷，聲明在這個極度自由的國家，人民能憑自己的意願繳稅，國內幾乎不存在任何政府，人們能合法擁有及使用藥物與槍枝，而且幾乎無人限制人民的言論與行為。
- 一名反國家狂熱分子 Susanne Tarkowski Tempelhof 打算建立只存在網路上的國家，她稱此為「比特國」，她不信任民主體制，認為民主不過是另一種型式的集體主義，她四處奔走說服其他人加入她的運動，利伯蘭也是其中一站。Susanne 認為區塊鏈能成為網路上自由市場無政府國家的基礎，但也有許多實行方面的問題，可視之為最極端的科技樂觀主義。這種基進去中心化的確是防止人們濫用中心權力的好方法，但是事情出差錯時，有人負責管理與解決問題也許更好。
- Vít 和 Susanne 都注意到了一個重點：網路是奠基於自由意志主義原則的科技，它很多時候沒有審核制度，它去中心化而且不分國界，兩人皆主張民族國家不再是最適合維持社會秩序的國家型式。民族國家誕生在工業化時代，那是個由中央官僚體制「命令與管制」人民，民族忠誠日日成長的年代，然而現代科技趨向相反的方向，就連國界本身（民族國家的關鍵要素）都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你出生在沙烏地阿拉伯，那根據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你居住在全世界開發程度排名第 39 名的國家，生命就像買樂透，取決於運氣，但世界各地的人們越來越不願意接受命運的安排，開始向外國遷徙，這值得我們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