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火爭議：兩敗俱傷之外，台中市與中央政府的衝突是否有其他解決之道？

正如新北市民和屏東縣民有權拒絕核災風險和萬年核廢遺毒，台中市民也有權拒絕燃煤電廠對區域的環境危害。然而與能源自治權限相對應的，地方政府也應該負起區域供電裕度的責任；要能如此，我國電力市場必須作出適當改革。

這幾年，台中火力發電廠的爭議，已經成為永劫回歸的難題。做為能源轉型的長期倡議者，如果台中市政府真心想提倡一個比中央更積極的地方轉型政策，理論上我們應該感到高興。

我們心目中理想的畫面大致如下：台中市政府對中央政府的能源轉型速度不夠滿意，因此在務實盤點後，提出自己地方的綠能、智慧電網、電力系統彈性、需量管理等等相較於中央更積極的規劃，以此佐證加速減煤對供電裕度無虞，促使中央政府從善如流，減少中火的機組數量。

遺憾的是，前述的正向循環，在當前的台灣是不可能發生的。

這當然可以歸因於中國國民黨無心轉型的政治操作，以及中央／地方政府相互制肘的結果。然而三年前當我在逆思寫到關於電業法修法方向的文章時，市府和台電今日的摩擦其實早已埋下（當時市府和台電達成共識，中火1到4號機組隨著煤改氣的期程，逐步減少生煤燃燒）；回過頭來看，撇開國民黨現下作秀式的誇張操作手法和適法性有疑慮的減煤基準，這個議題本質上還是中央供電裕度和地方能源自治權責劃分的衝突。而那篇文章提到的解方之一（地方公營的電力企業），今日看來仍是有效的。

要說明為何有效，我們可以先打破目前台灣對供電裕度推估和電源規劃流程的認識，假想一個2025年以後、電業法子法修法大致完成的電力市場。

思想實驗：地方政府負供電裕度責任的電力市場

在這個假設情境底下，台灣有一個公營的輸電網調度業者、各個地方政府有自己的公營配電網調度業者，並全權管轄地方政府境內的各大型傳統發電廠（但管理上不能違反中央訂出的標準）。

各地方公營的配電網調度業者做為該區域用電需求的平衡責任方（balance responsible party，BRP），每年固定時間提出次年區域內殘載尖峰所需的電力調節需求；輸電網調度業者根據各配電網調度業者提出的需求，訂出每年的電力調節容量競標量，由各地的發電業者或其他彈性資源提供者（儲能、需量反應、虛擬電廠等業者）在容量市場（capacity market）上競標供應。最後，競標的支出，根據每個配電網的電力調節需求量等比分攤。
補記：目前電業法中有規範輸配電必須國營一家為限。但歐洲實際運作上，各地主要的發售電事業仍可擔任各配電網的平衡責任方，故台灣現行法規限制不影響本文情境之設定。

為什麼這樣的制度能避免目前的僵局

為什麼這樣的制度較能避免當前地方政府和國營發電業的僵局？讓我們來思考（一個正常的）台中市政府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要加速淘汰一些燃煤機組，可以有的選項。

首先，台中市政府可以避免轄下配電網內電力調節容量供不應求的狀況。這有各種手段，包括節能、需量管理、擴增綠能並適度搭配儲能等等，這能使一年的殘載尖峰有效下降，這樣就算關掉中火的一些機組，台中市營電力業者也不需額外自容量市場上購買電力調節容量。

如果因為加速關閉中火部分機組，造成台中市配電網供電裕度無法完全自給自足，台中市營電力業者還是能向其他配電網購入足夠的電力調節容量，而這額外的成本，就會反映在台中市民的電費上（另一方面，額外供應其他縣市電力調節容量的區域，電費自然會下降）。

如此一來，各地方政府在享有制定比中央更積極的能源轉型路徑的同時，也必須將境內供電裕度納入考量，就比較能避免目前地方政府因無完整的能源自治權、亦無供電裕度的責任，而做出的兩敗俱傷式決策。

其他可行選項：以電能市場和短期容量市場反映政策成本

這不會是唯一可行的結果，比如說另一個極端是完全沒有長期容量市場的設計，各地域的供需差異則在電能市場中透過市場價格和淨買入／賣出反映；此時如果台中市因為加速關閉中火而沒有其他應對措施，就必須更頻繁向周邊進口電力、而付出較高的購電成本。另外，地方市營電力業者在日前備轉容量市場等短期容量市場的收入／支出，也會成為加速推動能源轉型政策時需要評估的成本（或效益）。

現實中常見的做法，當然是前述兩種時間尺度的市場並行，確保輸電網有足夠的長期供電裕度之外，也讓市場能反映電能和備轉容量的即時價值。

眼下能做的事

誠然，前面的討論，都至少要等到2025年、電業法子法立法完全成熟後，才有可能實現；這對於中火爭議，大概是緩不濟急。

眼下能做的事，其實已經有不少學者提出。其一當然是供電裕度計算的修正；我們應該朝向序率指標導向的電力調節容量估算，而非一意追求現行過度簡化但沒有真正學理基礎的備轉／備用容量率。其二則是要求中央與地方皆肩負起應擔當的政治責任，就自己能力權責所及、有效管理殘載尖峰。

保留中火2號和3號機組，其實仍能減少燃煤使用總量、持續逐年減煤；而加速中火機組除役，也不必然對供電裕度造成無法處理的影響。這些道理雖然學理上容易明白，在雙方各執一詞的僵局下，原有機會雙贏的局面，注定跟所有國民黨前年公然替擁核公投站台後的能源議題一樣，成為一場你死我活的廝殺。或許等到2025年，台灣最後一部運轉中的核電廠開始除役後，台灣的能源轉型討論，才能有比較多媒合共識的空間吧。

儘管如此，抱持著對台灣能源轉型未來這樣的最後一絲期盼，我們還是應當在此時加緊對電業法修法方向的倡議、農綠／漁綠共存推廣、綠能生態檢核機制等重要工作的推動，以排除能源轉型的中長期阻礙。

（本文原載於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粉專與網站上）